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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可以叫你佩特吗？
从“二战”中走出的英国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战败国而非战胜国。国家财政遭受严重削弱，到处是轰炸过后的废墟，国家陷入危机和贫困的窘境中，复苏的劲头远远滞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德国在内。肉类、黄油以及糖，仍然按照灰棕色配给簿的分配券规定的极少分量进行分配。服装单调乏味，缺乏样式，也缺少个性，和他们取代的制服没有什么两样。一筹莫展的社会主义新政府似乎每天都带来新的短缺、限制以及牺牲和节约的呼吁。在破烂、不便、冻疮、黏糊糊的绿色烟雾构成的环境笼罩下，年轻人和老年人几乎都区分不开，好像青春和任何形式的轻松、率直和快乐都一并掐断了。
尽管所谓的艰难时代冰封不去，日子仍然要过下去。阶级体系依然像封建时期那样运转，皇家依然至尊神圣，贵族依然享受景仰。权威依然受到不加质疑的信任和尊重，不管展现者是政客、医生、律师、牧师、军队，还是警察。报纸自发压制任何可能扰乱现状的声音。英国人一面迅速瓦解他们的殖民帝国，一面继续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主宰，瞧不起一切外国人，认为所有肤色比他们深的种族都是生来下等，用起诸如“黑人”和“黑鬼”（更不用说犹太小子和犹太佬）的称谓来没有丝毫良心不安。阶级虚荣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普遍存在。甚至连社会最底层的多数人都竭力把话说得比实际“好听”些，把皇家、首相、莎士比亚剧的男演员以及BBC的播音员们急促干脆的发音当做范本模仿。
和北部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利物浦长时间到处是一片废墟，上面野草疯长，弃置不用的窝棚和巨大的字母SWS（停止供水）周遭也生出了野花。伊林电影公司制作的一部名为《磁铁》的影片就在这里拍摄完成，并于1950年上映，反映了欧洲如何在胜利五年后，码头周边的全部区域仍然是炸弹坑和瓦砾堆——后者现在成了孩子们不正式的游乐场——覆盖的情形。
海港城市往往天生会成为具备个性特色的地方，与无商船的内陆地区相比，这里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更加自由，也更加离奇。即使在英国个性张扬的众多海港中，利物浦也总是独树一帜。它独特性格的彰显要追溯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当时利物浦商人是海运业的特立独行者，他们依靠臭名昭著的三角航线，把黑奴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然后装着棉花、蔗糖以及烟草这些交易品满载而归，积累起巨额财富。美国内战时，英国其他地方都心神不宁地保持中立，只有利物浦坚定不移地和美国蓄奴的南方站在一条阵线上，给它提供地盘建立大使馆（该大使馆至今没有被正式关闭），还为它建造了最著名的“亚拉巴马”号战舰。确实，这场冲突的最后纷争压根不是在美国本土终结，而是在这块遥远的叛乱者和分裂分子逍遥的天堂。眼看“星条旗”的失利不可避免，另一艘南部联邦的战船“谢南多厄”号出现在默西河上。船长没有把战船交接给胜利的北方佬，而是穿越大西洋向利物浦的市长大人俯首称臣。
这就是利物浦将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的态度——背对英国其他地区，双眼注视美国，流露出欣赏、渴望，尤其是会意的眼神。美国人乘坐着诸如“玛丽女王”号和“毛里塔尼亚”号的跨大西洋油轮每天往来不绝，利物浦的船员对他们的社交能力称赞不绝，这些船员轻而易举就对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遥远城市如数家珍，这为他们赢得了一个“丘纳德美国佬”的昵称。甚至连船只驶进默西河时，迎接它们的空中轮廓线都肖似纽约。轮廓线由岸边的一个地域开阔的露天广场码头顶、三栋巍峨的石头建筑构成的卫城组成，这三栋建筑美其名曰为“美惠三女神”，分属于码头与港口理事会总部、丘纳德公司、皇家利物（发音为“利-物”）保险公司。最后一栋建筑前后装饰以对称的绿色穹顶，穹顶上各自立着一只振翅欲飞的石头“利物鸟”，想要赶走四周盘旋的海鸥似的。
利物浦对“新世界”的偏爱虽然不可救药，但它同样也是一个典型的北部城市，市中心坐落着一片以圣乔治殿堂（约翰·班吉明称赞它是“英格兰最美的世俗殿堂”）为首的仿雅典公共建筑群，点缀着女王陛下及其配偶艾伯特王子的骑马塑像，这些充分展现出维多利亚时期城市独有的骄傲。撇去轰炸地点不谈，一切依然看似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阿特金森·格里姆肖著名的水滨场景——拥有“绿色女神”美称的有轨电车庄重堂皇，酒店、剧院、多功能大厅尖顶高耸，镀金的药店橱窗里陈列着盛着蓝色液体的巨大球体，杂货店里摆设着镶着“保卫尔牛肉汁”或者“锡兰茶”字样的珐琅招牌。
对于南部人来说，它是一个有些乌烟瘴气、危机四伏的地方，其声名大噪的莱姆街是民谣里妓女玛琪·梅的活动地带，而其人种的多元化杂糅——包括威尔士人、爱尔兰人、中国人以及西印度群岛人——暗示北非冰冷的海岸地区潜伏着不知名的危险和邪恶。另一个坏名声源于它据说是滋生极端左翼政治和极端工会垄断的温床，不仅出现在码头上，而且蔓延到工厂和汽车制造厂里，造成默西塞德郡无序的工业扩张。许多年来它最耀眼夺目的名人是贝西·布拉多克，她是代表利物浦交易区的工党议员，也是一位女中豪杰，她那粗鲁生硬的雄辩言辞似乎不仅充分反映了家乡城市的严肃阴郁，而且表达了她所代表的政府的一腔热情，尽可能想搞得人人都不安于境地悲惨。
然而，在远离码头、仓库以及码头边人潮喧嚣的酒吧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利物浦。海运业雇用了拥有庞大队伍的白领阶层，包括执行官、经理、文职人员，他们和资产阶级其他任何阶层一样执着于实现自身的社会抱负。在肮脏不堪的城市中心以外，柴郡境内默西河的对岸，坐落着井井有条、文明有礼的社区，那里几乎听不到利物浦口音——毕竟是自成体系的中产阶级社区，被亲和的政府治理得秩序井然，还配备有齐全的设施，诸如高档商店、绿树成荫的公园、高尔夫球场以及品质一流的学校。
先前提到了伊林的影片《磁铁》，它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的种种历险经历，他就来自这样的一个郊区，谈吐文雅，却和利物浦环境恶劣的市中心的一些喜欢闹事的街头小子混在一起。回头看看，这部影片颇有几分先见之明。
后来会经常提到咪咪·史密斯独自承担抚养六岁外甥约翰·列侬的重任，这个故事其实再简单不过，却也最为温暖人心。咪咪是上面几代人叫做“好人”或者“踏实人”的那种人，是现代版的贝特西·特罗特伍德，粗鲁的外表之下，掩藏着一颗至纯的金子般的心灵。约翰的亲生父母证明都不胜任时，她就挺身而出填补两人空出的位置，一心一意地给自己设立了一个使命，即，要为他创造，用她自己的话说，“每个孩子都有权得到的东西——一个安稳幸福的家庭生活”。
这就是约翰始终坚信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的父母不管我了”，他将会对数不清的采访者说这样或者类似的话。“所以我就被送去和一个姨妈一起生活……”接下来的若干年，什么都分散不了咪咪对他的全心照料和自我奉献。可是背后的情况却比他们俩记得的或者费心记得的要复杂得多。
出生于1906年的咪咪是那种似乎从未体会过何为青春激情、何为轻率鲁莽的人，与狄更斯笔下的贝特西·特罗特伍德以及其他身体强健的女性形象非常相仿。她绝顶聪明、能言善道、博览群书，本应该一路读到大学，无论是当律师、医生，还是老师，都可能干得相当出色。然而，她总是被期许担当四个妹妹的额外父母的角色，也总被希望能够视家庭和家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表现出的活泼务实的一面似乎预示她不仅仅能成为一名学者。十九岁时，她作为一名学生护士进入伍尔顿疗养医院，在取得合格并最终当上看护之后，继续留在那里工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她和一位来自沃林顿的年轻医生订了婚，他们是在病房里相识的，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订下结婚计划，未婚夫就从他自己的一位病人那里感染上病毒撒手离世了。
她的早年生活也并非没有特别的时光。在疗养院时，她负责的病人里有几位以前的雇主，其中一位名叫林顿·维克斯的富有工业家，他仍然尽责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定期过来看望他们。这位富有爱心的财阀和这位外貌轮廓分明的年轻看护之间，滋生出对彼此的尊重和爱意。她接受维克斯的邀请休假，从护士的工作中摆脱出来，充当他的秘书，住在他位于北威尔士的贝特斯科德的哥特式豪宅里。
这样的消遣终止于1939年她和乔治·史密斯的成婚，当时她已经是三十三岁的成熟年龄。史密斯家族是伍尔顿牛奶场场主，这个地方当时拥有露天草场以及林荫小道，与其说是大城市的郊区，不如说更像是一个乡下村庄。乔治起初认识咪咪，得益于她工作的疗养院刚好是他早晨送奶路段的一站。这个牛奶场场主的满腔爱慕不久就升华为结婚的考虑，而咪咪证明更为小心谨慎，宣称自己不愿意“和煤气炉与洗涤池拴在一起”，把乔治只不过看成是“当我饿了或者困在镇上时”可以依靠的备用人选。即使相对于那个保守的时空而言，他们的感情也极度缺乏浪漫的情调。咪咪最后确实同意订婚时，他们确定关系的方式也不是亲吻，而是公事公办的握手。“乔治和我不一样……就像是粉笔和奶酪一样天南地北，”她这样回忆说，“我总叽里呱啦念叨个不停，而他却是个爱静的主儿。有点儿我行我素，不过心肠倒是很好。”她还回忆说，乔治温和的个性使他很容易被掌控，用不着“念多少经”。“我常常给他脸色看，他就非常清楚是不是惹我生气了。只要给他脸色，他就心领神会。”
也许鉴于她们专制的父亲，除了朱莉娅以外，斯坦利家的所有姊妹都嫁给了性格沉静优柔的男人，他们在家里的唯一作用就是养家糊口，家庭的管理或者复杂的内部事务则很少或者根本插不上手。老二伊丽莎白，大家都叫她梅特，先是嫁给了一个名叫查尔斯·莫利纽克斯·帕克斯的海洋勘测员；帕克斯1944年去世后，她又改嫁给一个苏格兰牙医罗伯特（“伯特”）·萨瑟兰。老三安妮，人称南妮，嫁给了一位名叫锡德尼·卡德瓦拉德的劳动部官员。人称哈里的哈丽雅特在五个姊妹中排行老四，在四朵姊妹花（朱莉娅除外）中，也是最富有冒险精神的，先是嫁给了一个名叫阿里·哈维的学工程的埃及学生，并和他一起移民到开罗。就在战争前夕，哈维在一次常规拔牙后死于败血症，哈里便带着女儿利拉回到利物浦。哈里已经放弃了英国国籍，所以被划归为外国人，必须定期向当局报告。她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和供职于皇家军队的诺曼·伯奇再婚，重获英国护照。
咪咪、梅特、南妮以及哈里可以认出来是亲生姊妹。她们虽然没有哪个长得像朱莉娅那样明丽耀眼，但各个身材修长，皮肤呈现晒后的蜜色，流露出一股优雅的风韵——不是玛琳·迪特里希那种类型，倒是更有几分凯瑟琳·赫本的味道。她们衣着齐整，出门前总要戴上帽子手套，穿上搭配的鞋子，挽上手袋；她们还注重家居整洁，总之，个顶个地精明能干、能说会道、幽默风趣，颇有女强人的风范。约翰后来谈到自己仿照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的情节脉络写了一个故事，主人公是一群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坚强、聪明、美丽的女人。我过去总是和女人待在一起，听她们谈论男人、谈论生活。她们总是对当下的情况了如指掌，而男人却永远也搞不明白”。她们的丈夫被归为，甚至被公开说成是外人——这个标签同样会贴到这个家族里每个孩子未来另一半的身上。
可是，四个姐妹当中，只有咪咪一直没有孩子。她的解释是自己已经不得不给还是姑娘时的妹妹们当妈了，现在可不想再遭一次罪了。事实上，她被认为不太喜欢小孩子，更喜欢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参与机智的谈话，谈论她感兴趣的话题，如读书和音乐。
从温厚的乔治·史密斯那里，咪咪在一个半是乡村的宜居郊区，收获了农场主妻子的社会地位，还得到了一栋远远超出她的苛刻要求的家宅。这所房子名叫门迪普斯，位于伍尔顿梅洛弗大道251号，夫妻二人于1942年入住进去。即使在一个对阶级的细微差别不是很熟悉的人看来，这个住宅也从多个方面彰显了它的高人一等：例如，它是半独立结构，而非带露台的构造；外层不是简单的砖墙，而是镶上了一层疙瘩状的灰色鹅卵石；而且它坐落在大道上，比只是什么街什么路听起来要上档次得多；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邮递员挨家送信路上的一个号码，它还有一个浮华的名字，附庸遥远的萨摩赛特山脉。
门迪普斯的内部设计颇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豪宅。入口的大厅有一半是木质墙面，低些的横梁用作博物架，陈列着咪咪的皇家伍斯特和煤港瓷器的宝贝收藏。一眼望去，楼梯富丽堂皇，向上延伸，经过一面巨大的彩色玻璃窗，上面镶嵌着都铎王朝的玫瑰图案。其余的窗户都装有彩色玻璃的边框，装饰以新艺术的花卉图案。一楼除了起居室和餐厅，还有一间带有乡间大宅特色的晨间起居室，只不过没有听起来那么张扬，紧挨在厨房边上。这栋房子1933年建起来的时候，第一任房主八成会聘请一位身着制服的女佣，而不只是雇一位偶尔来打扫的清洁女工了事。至今在晨间起居室的房门上方还挂着一块板子，上面镶着一排五根板条，显示这些电铃当初如何各司其职，把用人分别召唤到餐厅、起居室、前门、前居室或后居室的。是的，未来一位自称是工人阶级英雄的家伙，正是在这样一栋装着使唤佣人的电铃的房子里长大的。
咪咪总是讲自己领养约翰纯粹出于对家庭的责任——她自幼时起就养成根深蒂固的习惯，专门给妹妹处理麻烦。她会说，“朱莉娅遇上了一个人，和他在一起她有可能幸福。”“可是没有哪个男人想要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事实上，朱莉娅和侍者领班鲍比·迪金斯之间的关系不管如何，都没有把约翰剔除出去。迪金斯完全没有对“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心存芥蒂，而是做好准备把约翰当做自己的孩子养大。他对此非常认真，还说服朱莉娅和约翰搬出纽卡斯尔路9号，住到位于盖塔克的一所租来的小公寓里，这样来自她的亲戚方面的压力就减少了，说不定期盼中的家庭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可是，在咪咪看来，她的妹妹如此明目张胆地和迪金斯“活在罪恶中”，会使朱莉娅成为大家愤慨中伤的目标，厉害的程度甚至是阿尔夫·列侬在极为体面的斯坦利家里未曾遭遇过的。朱莉娅也许足够成熟，可以过属于自己的日子了，但小约翰却不应当被迫生活在道德沦丧的氛围中。
咪咪还有其他诸多动机，自己无可厚非的坚定的道德立场是一个方面，还因为她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通过正常渠道得到孩子；此外，还源于约翰对她的吸引力，这种近乎神秘的力量从见到出生不久的他躺在妈妈怀里的第一眼，就扎下了根。“她决定要他，”她的侄女利拉·哈维说，“谁又能责怪她呢，毕竟他是你见过的最招人疼的小家伙。”
咪咪于是拉拢来自己的父亲，齐心反对朱莉娅和迪金斯，这种行为放在现在也许会被认定成骚扰。一天，她和鲍伯·斯坦利两人事先没打招呼，就出现在盖塔克的公寓门前，宣称这里不适合约翰居住，要求把他带走。不过，朱莉娅在迪金斯的支持下拒绝放弃他。咪咪于是寻求利物浦市政当局的一位儿童福利官员的介入，后者拜访了公寓，并对约翰和朱莉娅以及迪金斯挤在一个房间睡觉的状况表示担心。即使根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关福利的清教主义信条，这个理由也不够充分到让他和母亲分开。只有朱莉娅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斯坦利一家人给迪金斯取了一个贬损的外号“二流子”（战争时期对拙劣小人的俚称），他其实大体上还算是一个和善的文明人。不过，一旦酒喝多了，这个文质彬彬的侍者领班就迅速变成一个“掉链子”的典型利物浦男人，对朱莉娅破口大骂，有时还会打她。在紧急关头，大姐一向是她求助的第一站。一天，约翰正和咪咪待在门迪普斯，他的母亲突然进来了，他后来回忆道，“母亲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脸上流着血。”她告诉他自己刚刚出了事故，他却疑心发生了什么更为凶险的事情。“我走出去进了花园。”他回忆道，“我爱她，可我不想搅和进去。我想自己当时是个道德上的胆小鬼。我想隐藏起所有的感情。”
结果，姐妹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咪咪后来做了讲述，争吵当中还提起了朱莉娅战时和威尔士士兵的韵事，以及那个女婴维多利亚·伊丽莎白。“（朱莉娅）当时想要寻求同情，但在我看来，她自作自受，还对她说‘你不配做母亲’。她当时的反应就好像被甩了一耳光似的。我只说，我认为自己应该抚养约翰……（这样）似乎才合乎情理。乔治非常喜欢他。我们的房子在许多方面都比约翰住过的地方宁静得多，而且我们可以给他提供安稳。他长到这么大，够颠沛流离的了。”
按照咪咪的讲述，朱莉娅此时已经准备答应了，不但心甘情愿，而且感激涕零。但是约翰的堂姐利拉当时也在房间里，却看到这一场漫长的“夺子大战”以不同的结局收场。“我记得咪咪站在约翰跟前，对朱莉娅说，‘你别想得到他。’”
咪咪一旦赢得了约翰，就全身心投入到照料他的琐事当中。她和乔治过去常常享受的一点社交生活，她也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以后，她会自豪地宣称“我十年以来（约翰晚上上床睡觉之后）从来没有跨出过门槛半步”。她总是细心地在约翰的房间外面亮上一盏灯，不防身后传来严厉的一声“咪咪……不要浪费电！”时才作罢。
咪咪赋予约翰一个井然有序的生活结构，这是他和随性的朱莉娅一起生活时从未见识过的——饭点非常准时，每天晚上的就寝时间也雷打不动（很早），洗头洗澡定期进行，地点就在房子唯一的一间浴室里，内铺黑白格子的油地毡，搁置着一只底足呈爪状的独立式浴缸。吃饭之前——通常在晨间起居室用餐，有时会在光线相当黯淡的后餐厅——他会被要求做感恩祷告。饭前没有洗手，他不被允许上桌；同理，没有先问，“我可以下去吗？”也是不准离席的。
咪咪尤其下定决心，要让约翰谈吐像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好孩子，而不是说话粗俗刺耳的“坏胚子”。在她的指导下，约翰的嗓音很快就剔除了利物浦内城一丝一毫的口音。“我对（他）期望很高，也知道如果你说话像个流氓，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我记得有一次他乘公车从市里回来，听到了那些利物浦人彼此说话的措辞——你知道，就是利物浦方言——他感到非常震惊，不理解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对他说，他应该避开那种人……他是一个乡下男孩……是不会遇到（他们）的，除非有人来家里修理东西。那个世界离他太远。”
然而，咪咪的照料尽管一丝不苟，却缺乏母亲的温柔。她本质上还是医院的护士，操持家务，料理房客，拿出往日看护病房时的轻快和效率。有一次，约翰问她既然朱莉娅在他的生活中退居二线了，为什么他还要叫朱莉娅“妈咪”而叫她“咪咪”。“这个嘛，你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妈咪，对吗？”咪咪的回答带着成人滴水不漏的逻辑。当时，小孩子得到允许对一个大人——也许保姆或者其他家仆除外——直呼其名，是相当少见的现象。在咪咪和约翰之间，这不是亲密的表现，反而说明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
与此相反，约翰却和他高大强壮、和善快乐的乔治姨父发展出一段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轻松友爱的关系。乔治把他当做自己渴望和咪咪生育的亲生儿子对待。战争初期，奶牛场还在积极运转的时候，他会把约翰装在送奶车里，带他在伍尔顿到处转悠，顺便向顾客炫耀炫耀，那股子自豪劲活像是他自己儿子似的。约翰喜欢跟着他去挤奶厅，或者去黛西——拉车的马——闲暇时待着的草场。等他晚上回到家，他会张开双臂，约翰就会飞扑进他的怀里，咪咪记得，“他们就像是两辆火车在门口相撞”。他们总是互相亲吻，约翰管这个仪式叫“做香”。
乔治牧场主（他的名片上这样显示）的身份，在他三十八岁大龄收到入伍通知单时宣告终结。在他随部队驻扎在法国期间，他的兄弟弗兰克对奶场经营不善，大片牧场被一个生产熊牌尼龙袜的工厂兼并。乔治曾经一度尝试当个赌注登记经纪人，就在门迪普斯办公，却违反了当时的赌博法，法律只允许有执照的人员在赛马场上下赌注。他很快就放弃了这次商业冒险，一来怕被警察起诉，二来咪咪对那些因为生意在她家里晃悠的人很不喜欢。之后他能找到的唯一工作就是在熊牌厂当一个夜间保安，在曾经属于他的家族的地产上干最卑微的工作。
这就意味着他成天待在家里陪他的小外甥玩儿，软化或者减轻妻子严格的管理。约翰喜欢电影，咪咪却对“片子”抱着强烈的怀疑态度，可能是因为朱莉娅原先曾在一部影片里当过演员。因此约翰受到限制，只能看合适的题材，比如迪斯尼周期放映的银幕叙事诗《小鹿斑比》或者《白雪公主》，以及利物浦帝国剧院上演的圣诞哑剧。糖果仍然凭着分配簿里的“配给券”领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约翰每天晚上就寝的时候，会得到唯一的一颗补充营养的麦芽糖。
不过乔治也会无视妻子控制他的脸色，带约翰去伍尔顿的小电影院，或者熄灯之后，把糖果或者巧克力偷渡到楼上给他。每当咪咪看到他们两个在后花园玩纸飞机或者彼此拥抱着开怀大笑时，咪咪几乎都感到妒火中烧——尽管她自己是不可能承认的。约翰爱说瞎话的倾向，也从来没有让他们明媚的友谊笼上乌云。“告诉你吧，”乔治会含笑对咪咪说，“他永远不会成为牧师的。”
约翰和之前的朱莉娅一样，很快发现了咪咪的弱点：幽默感。夏天她坐在后花园的折叠躺椅上，他会偷偷打开楼上的一扇窗户，然后把小水滴技巧性地不规则轻洒到她的头顶上，她就会一直以为有雨滴落下却不怎么确定。她的脾气虽然一点就着，可他做错事时，她却不会打他；他们不像是姨甥俩，反而会像是一对好斗的兄妹那样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咪咪弄得精疲力竭，快要抓狂了，便会转移到晨间室窗户旁边的一张安乐椅上，重重地坐下去。约翰随即会猫着腰，蹑手蹑脚地从边上绕过来，然后突然直起身子，透过玻璃像妖怪似的冲她大吼大叫。“不管我多么生气，结果却总是被逗得哈哈大笑，”咪咪回忆道，“他总能逗我开心，和朱莉娅一模一样。”
他的教育情况同样四平八稳地上了路子，使咪咪对他的未来抱有期望。1945年11月，他过完五岁生日后，他的爸爸就把他送到伍尔顿的莫斯彼兹巷幼儿园。可是他只在那里待了五个月，就在1946年春季学期结束时离开了。后来的解释是动荡的家庭生活导致他的行为出现严重的问题，他被莫斯彼兹巷幼儿园开除的原因是欺负其他孩子。然而，学校的日志上却没有任何开除的记载，给出他过早离开的唯一理由是“左区”。
咪咪一年后担起责任，把他送到多夫戴尔小学，位于彭尼巷的环形交叉路口附近。开始几次，他们一起坐公车上学，后来约翰就坚持自己去。“他认为我在让他出丑（让他看上去傻不拉叽的）。”咪咪回忆说，“想想这是什么话！所以我过去常常先放他出门，然后跟在后面，确保他没有淘气捣蛋。”多夫戴尔小学证明是最好的选择。仅仅六个月后，他已经可以非常自信地阅读和写作了。“那个男孩子聪明绝顶。”班主任博尔特先生对咪咪说。“只要他想做，能够做好任何事情。”乔治姨父也起了促进作用，他每天晚上都会把约翰抱坐到自己的一只膝盖上，给他念《利物浦回声》报，因而养成了他一生爱读报纸的习惯。
他一直喜欢画画，央求大人给他买铅笔、颜料盒、纸张，却不要玩具。他在多夫戴尔赢得了好几个艺术奖项，奖品包括一本名为《如何画马》的书籍，他会把它珍藏上好几年。他选择的主题有时会让老师大吃一惊，他们已经习惯了一般的孩子画猫咪或者“我的妈咪”。值得一提的一个例子是他曾经画的一幅耶稣基督像——留着长长的头发，蓄着山羊胡子，就好像他通灵预见了自己未来二十年后的模样似的。不过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漫画，选择的对象是同学和老师，画像扭曲得厉害，却又能立即辨识出来，逗得它们的模特——不管是大人小孩——全都哈哈大笑。他擅长跑步和游泳，却在团体项目上稍逊一筹，例如足球和板球运动，因为不喜欢——不久却证明他其实不能——让眼睛盯住球。他遗传了母亲度数极深的近视，七岁时就被宣判要戴眼镜。根据新的《国民保健制度》，眼镜可以免费配。但是约翰非常讨厌标准的样式——金属丝的圆形框架，搭配粉色的鼻梁架。咪咪答应给他买他喜欢的任何类型的眼镜。她带他去了一家私人眼镜行，准许他挑选了一副价格不菲的眼镜，塑料的镜框戴起来更加舒服。可他甚至无法忍受戴上这副眼镜，只要有可能，就把它摘了。
结果，他看到的世界大体上纯粹都是近视处理过的——寻常的人和物在近视者看来都呈现出古怪的新样子，印刷的文字一旦误读就有了疯狂的超现实主义意义。此外，他身上还恰恰具备了利物浦人的共性，对语言非常着迷，无法抗拒玩弄文字游戏的冲动。如果说他的眼睛没有故意读错某个字，就是他的那颗机灵的脑袋故意为之，不错过任何使用双关语或者首音误置的机会；无论是口头还是笔头上，他都是一个天生的漫画家。他突然出了水痘——小时候生的一场大病——却戏称它是“鸡皮疙瘩”。他出去度假，零花钱不够用了，就给咪咪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快乐廉价”。
小男孩戴上眼镜往往显得文弱好欺。可是约翰的情况恰恰相反。同样在多夫戴尔有一个男孩，名叫吉米·塔布克，虽然不同班，却和他一样注定有一天会使利物浦声名远扬。“只要学校操场上发生打架事件，约翰很可能掺和其中。”塔布克说。“我一直记得他看人的样子。他的眼镜镜片很厚，就像是我们说的酒瓶底。你要是找哪个孩子的麻烦，你会说‘你这是在看我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规矩。不过约翰的镜片太厚了，你永远也说不清楚他在不在看你。”
与此同时，朱莉娅·迪金斯在艾勒顿的斯普林伍德市属住宅区安顿下来，离梅洛弗大道只有几英里远。迪金斯在咪咪眼里纵有千般不是，至少算得上是一个勤奋工作、节约俭省的男人。他现在阿德尔菲酒店豪华的法国餐厅里当侍者领班，这是一份很有声望的工作。而且，虽然朱莉娅先前两个孩子的经历都很糟糕，他还是说服她再次成为母亲。他们将会有两个女儿：生于1947年的朱莉娅以及生于1949年的杰奎琳·格特鲁德，可是阿尔夫·列侬却迟迟不办离婚手续，他们便一直成不了正式的夫妻。
咪咪一开始不愿意朱莉娅跟约翰见面过于频繁，担心她也许会扰乱他在门迪普斯养成的健康新习惯。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霜冻逐渐消解了。迪金斯虽然没有得到许可，无望加入这个家族最底层温驯的男性同胞的行列，两个女儿却完全被咪咪——以及其他姊妹——接纳了，约翰也可以和朱莉娅不受时间限制地待在一起了。
要想扭转这样的局面非常困难，姊妹几个拧成一股绳共同行动，不仅互相扶持，坦诚相见，而且互相帮忙操持家务，看顾彼此的家人。因此，约翰除了门迪普斯，还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家，各个都一样欢迎他，一样快乐安全。他的哈里姨妈住在只有几步远的“村舍”，那里是史密斯过去牛奶场的农舍，朱莉娅和阿尔夫·列侬战争期间曾在那里短暂居住过。他的梅特姨妈住在柴郡“河那边”的石头渡口，住宅的格局有些混乱，外带一个大花园。等梅特嫁给伯特·萨瑟兰并和他一起搬到他的家乡苏格兰时，房子便被她的妹妹南妮接手。
在定期举行的家族聚会上，约翰的玩伴都是他的堂兄妹：包括南妮姨妈和哈里姨妈的两个蹒跚学步的儿子迈克尔和大卫，以及梅特和查尔斯·帕克斯的独生子斯坦利，他比约翰大七岁。姊妹几个有这些古怪的昵称，全拜斯坦利所赐，他先是把玛丽误读成“咪咪”，然后又把战争时期照顾过他的安妮叫成“南妮”，等他离家上寄宿学校开始学习拉丁语，又给自己的母亲取了一个“梅特”的绰号，倒是非常契合她对优雅吹毛求疵的程度。约翰有样学样，称呼他的乔治姨父“佩特”。对那次兆头不妙的布莱克浦逃亡之旅，阿尔夫·列侬印象最为深刻持久的事情，是一个说话“像个绅士”的小男孩一脸严肃地问他，“我可以叫你佩特吗？”
他尤其喜欢他的堂姐利拉，她是哈里姨妈与埃及人的第一次婚姻的结晶，长得异常漂亮，笑容可以让一张四十年的深褐色照片焕发光彩。利拉只比约翰大三岁半，所以成为了他在家族内部的固定玩伴和同盟。在利拉的记忆中，有一个天性阳光、充满爱心的小男孩毫无顾忌地拥抱亲吻自己。“想想看，约翰甚至没到二十一岁就写出了那么多关于爱的歌。”她说。“要是他自己的生命中没有那么多的爱，又怎么可能做到呢？”
他似乎对加诸自己身上的战争，或者自己像包袱一样，在想要当他父母的争夺者之间来回转手的事情，没有多少印象。咪咪没有主动提供什么信息，对他的问题一律只报以最简明扼要、无关痛痒的回答。“（她）对我说，我的父母不再相爱了。”他后来回忆道。“她从来没有说直接诋毁我父母的话。我不久就忘记了父亲，好像他不在人世了似的。”可是阿尔夫却活得好好的，至少仍然会对咪咪的监护人的身份构成真实的威胁。她还没有正式领养约翰，以后也不会这么做；阿尔夫跟朱莉娅还是夫妻关系，在法律上占据道义的优势地位。他可以随时穿过前门要求把儿子归还给他。
这个危险很快就解除了，主要还是阿尔夫自己倒霉。他和约翰在利物浦分手以后，再次出海疗伤，签名登上了皇家蒸汽游轮“安第斯”号，踏上它开往阿根廷的处女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发生了另外一起灾难性的不幸事件，这种事情似乎专门找到他的头上。他和其他几位英国海员在警察的一次例行检查中被带走，之后又被单独关押了两天。给出的缘由说逮捕他的人看到他的一页护照上面，紧挨在签名“阿列侬”的前面，只写了一个“约翰”代表他的第一直系亲属的姓名。因此他就被认为名叫“约翰·阿列侬”。当时阿根廷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也叫这个名字。警察就误把阿尔夫当成是他。等他重获自由回到英国，就重操旧业，在“多米尼加君主”号上工作，职位却一降再降，先是当助理擦靴工（擦鞋工），然后当银器掌管人（饭店银质餐具的保管员）。
根据他后来的描述，他依然满怀赢回约翰的希望，执行他们在布莱克浦移民新西兰的计划。1949年12月“安第斯君主”号回到蒂尔博里，他决定从伦敦坐火车到利物浦，再次和朱莉娅摊牌。然而，在他去尤斯顿火车站的路上，他被几位同船的船员拉去了苏活区的一家酒吧玩乐。这一闹就到了第二天一大早，阿尔夫喝得醉醺醺的，变得极不安分，砸碎了西区一家商店的展示窗，要和里面的人体模特跳华尔兹。他被拉到地方法官面前接受审判，法官毫不留情地判处他到沃姆伍德斯拉布斯服刑六个月。
阿尔夫的困境正中利物浦那些非正式法官的下怀。据他的弟弟查理讲述，他在狱中的时候收到咪咪写给他的一封信，威胁说一旦他试图跟约翰联系，她就告诉约翰他的父亲是个“囚犯”。犯罪的记录成了污点，直接结束了阿尔夫的海上职业生涯。灰心沮丧之余，他找了一份卑微的体力活干着，在一家宾馆的厨房洗盘子，似乎完全放弃了再和约翰联系的念头。
不仅他的父亲，整个列侬这边的家人，现在也彻底从他的心底抹掉了。他这一辈子都不知道他的这些同姓人是一群多么体面、勇敢、忠诚的人儿。他的祖母——性格坚强的波丽——战争期间自始至终都拒绝离开她的家园，哪怕托斯德是利物浦被轰炸得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约翰只有和父亲或者伯父伯母锡德尼与玛琪待在一起时，才常常去科波菲尔街串门。他和阿尔夫分开之后，就再也没去过了。波丽1949年因患胃癌病逝时，已经大概有三年没有看到他了。“从来没有人提起约翰那边的亲戚。”他的堂姐利拉回忆说。“我们小时候压根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即使姨妈和堂兄妹们碰巧都不来，门迪普斯也照样不显冷清，反而来客不少。为了添补乔治微薄的工资，咪咪招来一拨又一拨的房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被称为“掏钱的客人”——她不仅包管一日三餐，还腾挪出凸窗的前居室，充当公寓提供住宿。这些房客清一色都是男性，他们通常都是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往往都会融入到这个家庭中，帮忙打点花园啦，陪乔治在当地的酒吧喝酒啦，还和约翰一起做游戏啦。这个家里还养了三只动物：一只黑白相间的大猫，名叫塞缪尔·佩皮斯，总是在乔治的大腿上窝着；一只波斯混种猫，名叫迪奇；还有一只爱心泛滥的混种母狗，名叫萨利。
约翰和咪咪以及乔治一样宠爱猫。一个下雪的晚上，约翰抱着一只黄褐相间、浑身湿漉漉的波斯小猫回到家，解释说自己不能把它赶走。他恳求得到允许抚养这只猫咪，可是咪咪却坚持说，既然猫咪明显身价不菲，就得先在《利物浦回声》报上登载寻主启事。结果主人没有出现，这只猫咪就待了下来，取名叫蒂姆。“我们养蒂姆养了二十年。”咪咪回忆说。“约翰不管身在世界何方，都想要了解蒂姆的情况。”
伍尔顿除了拥有乡间村舍和艺术装饰的住宅，还有许多古老有趣的房子，位于林区或者隐藏在森严的石墙后面，它们都是用利物浦当地的砂岩雕刻而成，还装饰以童话里城堡的塔楼和滴水嘴。约翰最为熟悉的是一个阴森的哥特式建筑，离门迪普斯只有几步之遥，它有一个怪异的名字，叫“草莓地”。建筑占地广阔，然而却不长草莓，即使在建筑内部，估计也没人尝过什么草莓，它现在成了救世军开设的女孤儿庇护所，这些孤儿分散到当地的各所学校上学，不过她们都穿着显眼的制服——身穿蓝白条纹相间的连衣裙，头戴一顶镶着红色花边的夏季草帽。
每当约翰和咪咪或者乔治姨父散步的时候，他总是喜欢在“草莓地”外面转悠，要么透过沉重的铁门往里窥探，要么高昂着头看着窗户，觉得和住在里面的更为不幸的孩子心有灵犀似的。每年夏天，孤儿院都会举办一次募捐的花园游乐会，他从来都不会错过到场的机会，游乐会上摆设着小摊，上面陈列着家里自制的蛋糕，另外还设计了各种游戏，提供的奖品有石膏的苏格兰狗、薄荷味道的彩色棒棒糖，抑或是孤零零的金鱼，没精打采地悬浮在盛满水的果酱罐子里。
“我会给他六美分，让他买小摊的吃食。”咪咪回忆说。“他一听到救世军的乐队吹吹打打的声音，就会使劲拉我，嘴里直嚷嚷，‘快点儿，咪咪！我们快要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