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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压根儿不想要我。
约翰·列侬生来具有一种音乐和喜剧天赋，凭借这点他远离了自己的草根命运，结果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梦想。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大西洋彼岸似乎无限的风光和机遇就诱使他离开了英伦三岛。他取得了罕见的成功业绩，作为一位英国人，他给美国人带来美国式的音乐，演奏起来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土生土长的演奏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几年间他的团队在全美国进行了巡回演出，凭着他们花里胡哨的服装、滑稽可笑的发型以及颇具感染力的快乐笑容，娱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观众。
这一位当然不是披头士约翰·列侬，而是他与之同名的祖父，一般被叫做杰克，出生在1855年。列侬是一个爱尔兰的姓——源于欧利奈或者欧洛奈——杰克习惯说自己的出生地是都柏林，尽管有证据显示他的家族早已有段时间穿过爱尔兰海并成为利物浦庞大的爱尔兰社区的一员了。他刚开始参加工作时是一位办公室职员，不过在1880年跟随心血来潮的同胞们移民到了纽约。这个城市使其他的爱尔兰移民变成劳工或者警察，杰克则最终成为安德鲁·罗伯顿的肯塔基有色人种歌剧吟游歌手中的一员。
不管这段经历是长是短，它都使他成为推动跨大西洋流行音乐的一颗螺丝钉。在美国吟游歌唱团里，白人涂黑脸孔，套上超大的衣领，穿上条纹裤子，唱着感伤的歌曲，内容大抵是有关斯旺尼河、“黑人”“黑鬼”的；他们作为热门歌曲的创作者兼演唱者，在十九世纪后期受到了巨大的欢迎。1897年罗伯顿的有色人种团队在爱尔兰巡回演出时，《林姆里克记事报》评价他们是“世界公认的高雅吟唱大师”，而《都柏林记事报》则认为他们是它见识过的最优秀的吟唱歌手。据现代的一本小手册记载，这个团队大约三十人，除了大部分化装成黑人的歌手，也确实存在几位真正的黑人艺术家；而它也将要在途经的每一个城镇的街道上进行游行，作为一项特别的节目。
对这位约翰·列侬来说，音乐没有像他未曾谋面的孙子一样，给他带来世界性的声誉。它只是一段别具异国风情的插曲，大部分细节不为他的后代所知。世纪交替之际，他从这条路上永远退了下来，回到利物浦干起了办公室职员的老本行，不过这一次他供职于布斯航运公司。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女儿玛丽，她是他的第一次婚姻结出的唯一硕果，因为他暂时沉迷于黑色的妆容、班卓琴音乐以及掌声之中，这次婚姻触礁了。
当玛丽离开他从事家政工作时，杰克似乎很可能面临着独自终老的命运。他的对策就是迎娶了他的管家，一位利物浦的年轻爱尔兰女人，她的名字恰好是玛丽·马奎尔。尽管她比他年轻二十岁，而且还大字不识一个，玛丽——大家都叫她波丽，却证明是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主妇——非常现实，勤劳，而且无私。他们住在托斯德区科波菲尔街上的一个小排屋里，这个区有一个“狄更斯家园”的昵称，因为有很多街道都是用狄更斯笔下的人物的名字命名的。杰克也正像《大卫·科波菲尔》里的米考白先生一样，不时念叨着重操旧业，当一个吟游歌手，挣大笔钱足够他的小妻子过活，用他的话说，“对着丝绸放屁”。不过从此往后，他的音乐表演也就仅限于当地的小酒吧和他自己的家庭圈子了。
杰克与波丽的婚姻为他建立了第二个家庭，生下了八个孩子。两个婴儿时期就夭折了，迷信的波丽把这归结于他们受的是天主教洗礼的缘故。所以接下来的六个孩子都是受的新教的洗礼，而且都存活下来了：五个男孩分别是乔治、赫伯特、锡德尼、阿尔弗雷德、查尔斯，以及一个女孩伊迪丝。波丽非常了不起，凭着杰克微薄的工资养活了他们所有人。可是他们主要吃面包、人造黄油、浓茶，以及炖菜——一种肉和饼干的炖菜，利物浦人因此得到了一个与炖菜相关的昵称，饮食中长期缺乏必要的营养成分。这对第四个男孩的影响尤其恶劣，出生于1912年的阿尔弗雷德还在蹒跚学步时就得了佝偻病，阻碍了他的双腿的正常生长。当时儿科医学的唯一疗法就是把双腿禁锢在铁质的支撑架里，以期沉重的附加重量会促进生长和力量的发展。尽管长年累月地负担着支撑架的重量，阿尔夫（阿尔弗雷德的简称）的双腿却仍是疲软短小，而他本人撑死也只长到了5英尺4英寸高。即使如此，他仍是一个相貌俊秀的孩子：一头浓密的乌发，一双闪烁着快乐光芒的眼睛，一只列侬家族标志性的薄削鹰钩鼻（笔直而下，鼻孔的曲线也棱角分明）。
杰克的音乐才能不同程度地遗传给他的孩子们。乔治、赫伯特、锡德尼、查尔斯和伊迪丝都有一副过得去的歌喉，男孩子们还吹口琴，这是处于他们那种境地的年轻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唯一一种乐器。然而，阿尔夫却总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才能，而且具备他的弟弟查理（生于1918年）称做的“表现欲”。他会唱所有的音乐厅以及轻歌剧的歌曲，这些歌曲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热点游行的构成曲目；他还会背诵抒情诗、讲笑话、模仿别人。他最拿手的模仿对象是查理·卓别林，这个无法无天、身材矮小的流浪汉出演的喜剧电影制造了由一个世界闻名的电影人掀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浪潮。家庭聚会时，阿尔夫会坐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双腿套在他的小提姆铁腿架上，两人会合唱起《圣母颂》这首歌，脸上都不约而同地落下感伤的泪水。
杰克于1921年死于肝病，可能是酗酒导致的。波丽没法靠国家发给寡妇的每个孩子5先令的补贴过活，只能接起洗衣活儿。这就意味着从凌晨四点一直到黄昏都要干这件让人弯腰折背、烫手伤手的苦差事儿：先要在一块搓衣板上搓洗其他人的肮脏的衣服，然后在笨重的铁轧干机上挤出湿漉漉的卷成麻花的衣服里的水来。即便如此，如她的孙女乔伊斯·列侬回忆的那样，这个拥挤不堪的小屋子总是保持着一尘不染的状态，“地板都能当饭盘使”，厨房的火炉每周一早晨都要用石墨清洁一遍，作为宗教的一种仪式；门前的台阶几乎刷成了白色，然后用一小块沙石把边缘勾成红色。波丽管教自己的五个儿子活似《远大前程》里的乔太太，即使他们快要长大成人了，用皮鞭抽起他们来也毫不心慈手软。和许多头脑现实的人一样，她身上还有截然相反的神秘的一面，她相信自己可以通灵，能够从摊开的扑克牌或者空杯里的茶叶的形状读出未来的走向。
尽管波丽拼死干活，但要承担养活六个孩子的重担，她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幸亏她找到了一个门路，把阿尔夫和伊迪丝脱手，这样一来，既不会使家庭支离破碎，又不会损害她强烈的自尊心。他们获得了由利物浦蓝衣医院（一所慈善学校）提供的寄宿名额，这所学校位于韦弗特里区的教堂路上，离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彭尼巷只有一箭之地。蓝衣医院成立于1714年，当时仍要求在校的男生穿一套十八世纪的制服；包括钉有金色纽扣的燕尾服、马裤、长筒袜以及领结。它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不算苛刻的管理制度，任何被录取的孩子都被认为是幸运儿。尽管如此，阿尔夫和伊迪丝觉得离开他们位于科波菲尔街上散发着肥皂清香的舒适的小家，不能待在他们崇拜的母亲身边，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两个人当中，天性乐观的阿尔夫更好地适应了制度化的生活：他的功课优秀，还成为了足球队的吉祥人物，过去他常常为家人和邻居表演歌舞和模仿查理·卓别林，现在他用同样的节目娱乐他同宿舍的舍友。
打小起，他唯一的梦想就是追随他父亲的脚印，进入演艺界。这个梦想在他十四岁的一个晚上几乎就要实现了，他的哥哥锡德尼当晚带他去莱姆街的帝国剧院观看一个称做“威尔·默里帮”的剧团的演出，里面的一伙青少年载歌载舞。演出结束后，阿尔夫说服别人允许自己进入后台，在帮里的领班威尔·默里面前进行了一场即兴试演，后者当下就给了他一份工作。他的哥哥赫伯特和乔治如今长兄如父，反对这个念头，阿尔夫于是从蓝衣医院逃跑，加入到这个帮的队伍赶往格拉斯哥，进行下一场演出。不过蓝衣医院的老师尾随其后，把他领了回来，让他丢了脸，并且在全校学生面前照规矩羞辱了他一番。
一年后，蓝衣医院送他进入社会，他得到了优秀的教育，并获赠两套长裤西装，以资证明他步入成年。他当了几周办公室职员，感到很不痛快，之后他突然意识到正有一份让他中意得多的工作——这个工作确实几乎可以和上台表演相媲美了——在他眼皮子底下搁着呢。因为现在正是跨大西洋游轮旅行的黄金时期，是利物浦和南安普敦为成为英国最繁荣的客运码头一争高下的时候。每天竖立着多个烟囱的巨轮小心翼翼地循着默西河逆流而上，和来自伦敦的装饰一新的海陆联运火车接头，火车上满载着富人以及他们携带的毛皮衣物与行李箱。在拉内拉夫广场刚刚建起首屈一指的阿德尔菲酒店，让旅客可以舒适地从岸边过渡到海上的生活，宾馆配备了“泰坦尼克”号规模的棕榈阁、议事厅大小的卧室、水平线以下的游泳池，美发师与按摩师也一应俱全。
阿尔夫于是出海在“S.S.蒙特罗斯”号上当了一名男侍者。他很快就发现，他似乎生来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他友好快乐的天性使他受到游客和上司的热烈欢迎，和船上管理餐饮部的一群活泼快乐的船员抱成一团。“列尼”——他在船上的昵称——很快就赢得了升职的机会，成为了往返于利物浦和地中海的游轮上的饭店侍应生。不当值的时候，他会在狭窄拥挤、散发着腐臭味儿的集体船舱里，或在每条船上统一称做“猪仔和口哨”的船员酒吧里，表演唱歌和模仿秀娱乐和他共事的船员。他的特长（他的父亲杰克特别欣赏这一点）是用鞋油把脸涂黑，然后模仿阿尔·乔尔森表演；阿尔·乔尔森是著名的吟游歌手，他演唱的《致妈咪》和《致南部》两首颂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期卖出了上百万张唱片。
他总是能够想像自己成为聚光灯汇聚的焦点，不管是身着闪亮的白色餐厅制服，戴着手套把昂贵的食物送到“大阔佬”的面前时，还是蹲下一膝，两手紧握，柔声低唱乔尔森的《小宝贝》，给同船那些喝得醉醺醺的船员找乐时，抑或是满载着沉甸甸的走私船运来的奢侈食品，回到科波菲尔街的家中时（这些东西是每位服务生天赐的额外好处）。出航的间隙，他总能在码头边的某个雅座酒吧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找到一群急于听故事大饱耳福的听众，故事内容无外乎他见过的异国风土和人情，以及一个年轻的单身男侍者在船上的花花生活。
虽然他有的是让人惊叹的水手轶事，但在他眼里，似乎从来只有一个女人。1928年某一天，他当时离开蓝衣医院不久，到塞夫顿公园里闲逛，穿着刚发的两套西装中的一套，显得颇为光鲜体面，头上戴着一顶过大的圆顶高帽，嘴里像花花公子似的抽着一根套在烟嘴上的廉价的野忍冬香烟。在装饰性的湖岸边，一张长凳上，独自坐着一个女孩儿，她留着一头蓬松的红褐色的秀发，脸庞的轮廓肖似年轻的玛琳·迪特里希。阿尔夫凑上前去和她搭讪，不料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嘲讽的爆笑声。他意识到都是自己硕大无朋的圆顶礼帽惹的祸，便立即把它从头上摘下来，随手嗖一声扔到了湖里。由此便展开了他和朱莉娅·斯坦利矛盾重重的漫长恋情。
命运将阿尔夫和朱莉娅——大家又叫她朱丽叶、朱迪，或者朱——凑成一对，她对魅力的追求和对表演的欲望，几乎和他不分伯仲。朱莉娅同样拥有一副高于常人的好歌喉，而且跟阿尔夫不同的是，她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乐器演奏者。她的祖父虽是利物浦的一名办公室职员，但却同样醉心于舞台表演，曾教她弹过班卓琴，她的手风琴和尤克莱利琴也拿得出手。
朱莉娅的音乐才能、个性以及迷人的外表，使她成为进军职业舞台的突出人选。但是，从事舞台演艺事业则意味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她吃不了这个苦。她十五岁离开学校，仅仅为了在一家印刷厂争得一份单调的职员工作。她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工作，转而在利物浦最豪华的电影院——位于坎登街的“特罗卡德洛”——当起了引座员。和阿尔夫海上的工作角色一样，这份代理工作同样诱惑不小：她身着紧身的罗里塔尼亚制服，即一件交叉系着纽扣的短上衣，头上戴着一顶药丸盒子似的帽子，穿行在长毛地毯上，浑身沐浴在柔和的灯光之中。
她的外貌为她赢来了不少追求者，甚至连“特罗卡德洛”的经理——一位仪表堂堂的名士，成天穿着晚礼服——也试图追求他手下长得最漂亮的引座员，周期性地往她的衣物柜里偷塞长筒袜或者巧克力充当礼物。跟这么一个迷人的情敌一比，戴着奇罗·马克思帽、腿肢短小的阿尔夫显得失色得多。可是他们无忧无虑的天性以及荒谬可笑的幽默感，却极为合拍。他们还对跳舞热情高涨——在那个时代，跳舞要遵循舞厅“节拍严格”的各种舞蹈花样。他们相拥着跳起华尔兹或者快步舞，想像自己成为电影银幕上最闻名遐迩的一对舞者：红发的朱莉娅摇身变成了金杰·罗杰斯，而阿尔夫则化身为弗雷德·阿斯泰尔。
表面上看，阿尔夫和朱莉娅似乎可能来自大体相似的家庭背景。两人都是大家庭的一员——她的姊妹多，正如他的兄弟多——两人还都是从事船运行业的人的子女。然而，和英国社会的其他每个阶层一样，当时的航海业同样等级森严壁垒分明。在严格规定的商船等级中，朱莉娅的父亲——乔治·斯坦利，家人都叫他鲍伯——碰巧在职位上比阿尔夫高了好几级。在不久前，停靠进利物浦的许多船只仍然依赖帆布作为蒸汽的补充力量，他当时接受培训当了一名制帆员。他在海上为英国白星航运公司效力多年后，又进入了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拖轮打捞公司，在默西河口和北威尔士海岸之间极为凶险的深海地带，帮忙打捞经常因风暴或者人为失误导致沉船的船只。
鲍伯·斯坦利因此与船长及领航员——即海上贵族们——打成一片。他其余的四个女儿尽管活泼好动，颇有主见，但在行为举止上都符合这种显赫的社会身份，结交的异性也不外乎是注定要成为领航员或者轮船机械师的青年才俊。只有朱莉娅一个人，总是在拖家族的后腿，和阿尔夫·列侬这样一个“区区服务生”出去约会。鲍伯感到非常不快，并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他的大女儿玛丽，大家都叫她咪咪。“我从来就没弄明白她怎么就看上了（阿尔夫这个家伙）。”咪咪直到临死前还这样埋怨道。“我一直没法相信她最后会和一个水手搞在一起。他完全是个绣花枕头……每个码头都有情人的主儿。我曾说他绝对靠不住。”
阿尔夫自身不幸既有敏锐的机智，却又同时直率得令人难堪，这两种品质将会遗传给未来的儿子，成为儿子最鲜明的个性特征。虽然他每天的航海生活都和真正的海上贵族打交道，但他却觉得斯坦利一家人的态度愚蠢可笑，而且对此直言不讳。每当朱莉娅试图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家人时，总免不了会发生一些不愉快——不是和鲍伯就是和咪咪——结果要么是他主动甩手离开，要么就是被直接赶出来。如果放任这一对不管，朱莉娅没准儿会厌倦阿尔夫，找一个家人认为和她更相配的男人嫁了。可是，她是个性情中人：他越是被家人挑三拣四冷落怠慢，她就越是坚定对他不离不弃的决心。
他们的恋爱关系于是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谈结果，保持新鲜，否则阿尔夫定期漫长的出海很可能使这段关系变了质。他逐渐变得通情达理，和朱莉娅的姐姐伊丽莎白、安妮以及哈丽雅特亲近起来，他还喜欢上了她的母亲安妮（出生时取名米尔沃德），她是一个善良温和的女人，有时看到有孩子光着脚丫在街上乱跑，都会给他们买鞋子穿。鲍伯（甚至连咪咪都说他“霸道”）却总是保持着强烈的敌对情绪。跟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谈恋爱一样，他们的约会地点局限在酒吧、家里的前厅以及公园的长凳上，所以阿尔夫和朱莉娅一直到二十岁出头，彼此除了亲吻爱抚之外，没有体验过身体上的任何亲密接触。朱莉娅私下里怀疑他“在每个码头都有一个情人”，阿尔夫却总是赌咒发誓自己在旅途上总是为朱莉娅“守身如玉”，而且一有机会就给她写信。斯坦利一家人批评阿尔夫懒惰怠工——用海上的俚语说，就是“要退休了”。然而，在举步维艰的大萧条时期，他却仍然保住了饭碗，这一点似乎比利物浦的许多人要厉害。在他的行业官方海员雇佣记录上，列出了他在履行一趟趟出航任务时，必须遵守的工作及个人行为准则。朱莉娅的家人一度曾做出极为不光彩的举动，为他在一只捕鲸船上找到了一个空缺，这样就可以让他离开大概两年的时光，他们就皆大欢喜了。阿尔夫却拒绝考虑这个主意，被鲍伯·斯坦利再次赶了出去。
阿尔夫和朱莉娅最终于1938年12月结婚了，当时前者二十六岁，后者二十四岁。就在几周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国内，大肆宣扬签订的一纸协议，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任其遭受侵略和种族屠杀为代价，“确保”和希特勒统治的德国维持和平局面。举国亢奋的情绪弥散不去，造成了结婚率陡然大幅提升，许多年轻人认为他们的未来会因此更加得到保障。阿尔夫和朱莉娅也终于完成了他们姗姗来迟的婚礼，不过两人倒是一贯对未来没有多做什么考虑。根据阿尔夫的说法，有一天晚上，在一个酒吧里，她问他敢不敢结婚，而他这个人从来就不拒绝挑战。
双方的家人事先都不知晓他们做出的决定。12月3日，朱莉娅离开家，似乎只是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日而已，中午她和阿尔夫在结婚登记处碰面，地点位于阿德尔菲酒店后面的博尔顿大街上。婚礼的见证人只有阿尔夫的哥哥锡德尼（他到最后一刻才从弟弟嘴里得知这个秘密）以及朱莉娅的一个引座员女同事。婚礼结束后，锡德尼邀请新鲜出炉的列侬夫妇喝喜酒吃烤鸡，宴席就摆在这条街上一家名叫“大房子”的酒吧里；夫妇两人接着在电影院里消磨了晚上的时光，看了一部米奇·鲁尼主演的电影（影片恰巧讲述的是一个孤儿院的故事）；然后分开各自回家度过了他们的初夜。咪咪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让人心碎的时刻：当时朱莉娅走进来，把她的结婚证甩到桌上，说：“看，我做到了！我嫁给他了！”
鲍伯·斯坦利的最初反应是恐惧和厌恶情绪的爆发。但是在妻子安妮的柔情感染下，他接受了无法挽回的事实——而且，身为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他必须尽己所能，让这对新人开始体面的新生活。鲍伯把情绪咽进肚里，主动提出搬离一家人在伯克利街居住的公寓，去租一个更加宽敞的住所，这样阿尔夫和朱莉娅就能搬来与安妮和他自己住在一起。选中的住处位于纽卡斯尔路9号，是一栋凸窗的排房，离彭尼巷以及阿尔夫的母校蓝衣医院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
四个人相对和平共度了1939年，当时与德国的战事日益逼近，整个英国陷入发放防毒面具、疏散孩童、预防空袭的混乱之中。特别对鲍伯·斯坦利而言，这是一个多事之年。六月，一艘簇新的皇家海军潜水艇——“西蒂斯”号——在利物浦海湾进行试航时突然沉没了。鲍伯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一开始可以看到潜艇的尾部从水里垂直上升。营救人员用缆绳从艇下穿过把它拉向水面，全体艇员都以为自己不会有什么大危险了，于是在钢质的艇体上向营救人员敲打出欢快的摩尔斯信息。可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缆绳却突然拉断了，潜水艇永远地消失在海底，随之葬身的还有71位艇员。
阿尔夫又出海了，搭的是“约克郡S.S.公爵夫人”号，不过他及时回来，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圣诞节。他和朱莉娅的唯一一个孩子是在1940年1月的某一天怀上的，地点在纽卡斯尔路9号的那栋房子里。当时，他们颇为意外地发现可以在屋里独处上几个小时，于是干脆就在厨房的地板上做了爱。他们一直没有试着要一个孩子，朱莉娅随之而来的怀孕让两人都很沮丧。“（我这一代）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周六晚上的一瓶威士忌酒喝出来的，不是因为父母想要才出生的。”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会这样苦涩地说道，“父母从来都没有真正想要我。”
朱莉娅怀孕时正赶上欧洲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几个月。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横扫比利时和法国，被打垮的英国远征军的残余部队从敦克尔克撤退出来，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像是发疯的蚋蠓一样，呼啸着围绕德国空军蜂拥而来的重型轰炸机打转。这个国家孤立无援，随时准备应对敌人的入侵，支撑着它坚持下去的似乎只剩下温斯顿·丘吉尔的声音，他那斗牛犬似的风采以及令人热血沸腾的演讲天赋，让那些令人最为绝望的时刻也显出了几分壮烈的光彩。
八月，阿尔夫再次乘“加拿大S.S.女王”号出航。伦敦城也笼罩在炮火侵袭之下，英国的防线似乎也陷于瘫痪，此时英国皇家空军却出其不意地偷袭了柏林——而德国空军的总指挥赫尔曼·戈林此前曾夸下海口此事绝不可能发生。愤怒的希特勒发誓要铲平英国的其他几个主要城市作为报复。利物浦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拥有关乎国家命脉的大西洋粮运船队，它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朱莉娅的姐姐咪咪往后会经常提起婴儿出生的那一天——10月9日，那天晚上，德军的袭击异常猛烈，显得颇不寻常。据咪咪讲述，当朱莉娅产下重达7.5磅男婴的消息传到时，空袭警报正呜啦呜啦地鸣叫不休，所有的公交系统照例停止运行。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绪，从她父母家里出来，一口气跑了两英里路，到达牛津街的妇产医院，对周遭的轰炸机以及它们用降落伞降下的地雷毫不在意。跟这件天大的喜事比起来，希特勒能做的最大破坏似乎根本不值一提。
这一周对利物浦而言无疑是黑色的一周。利物浦监察委员会的记录显示：10月7日至8日这一夜，市中心的斯坦利路、大默西街以及韦弗特里区的利奇菲尔德路和格兰特利路，遭到了烈性炸弹的空降袭击，不计其数的房屋被摧毁，连威尔士教堂都被夷为平地。接下来的一晚，前后一共来了两次空袭，第一次袭击了埃弗顿谷、诺蒂阿什、莫斯利希尔以及米尔街，第二次地点锁定在安菲尔德地区。10月11日至12日的晚上，又来了两次空袭，把成吨的烈性炸药空投在城市和北部码头的上方，紧接着轮到亚历山大和兰顿码头，给港务长的办公地点、棚屋、火车轨道、海军部储备以及四艘船只带来了严重的损坏。
但是10月9日至10日的那个晚上，不知出于何种缘故，德国空军没有来犯。咪咪赶往牛津路的时候，一路上肯定看到了之前轰炸后留下的残骸，遍地都是碎砖和玻璃片，还有那些戴着白色头盔的反辐射弹监察员。咪咪后来几次去看望朱莉娅，情形都与她记忆中的第一晚的情况相似：地雷正好掉落到医院旁边，新生的婴儿裹在粗陋的毯子里，安放在他母亲的床位下面确保安全。10月9日，咪咪首要关心的是她妹妹的安危，心里同时又夹杂着阵阵喜悦的情绪，阴盛阳衰的斯坦利家族终于迎来了一个小子。也许正是当她第一次抱起外甥时感受到的激动心绪，才使她记忆中的那一幕增添了一层灾难性的色彩。
E.M.福斯特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每个婴儿都会引发一场战争。”围绕利物浦的这个特别的婴儿，展开的战争要比大多数激烈得多——不是表现出他自己逐渐认为的“他没有人要”，而是太多人太想要他了。短时间内也搞不清楚谁才是赢家。
至于他的姓名倒没有产生什么争议。朱莉娅决定叫他约翰，纪念他的祖父，这合了阿尔夫的心意——他的祖父曾经是肯塔基州的吟游歌手，同时又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具有斯坦利一家最为推崇的特质——坦率、正直、稳定、规矩、简单。而随着战时强烈的爱国热情到处高涨，双方家庭都不能反对他母亲给他取了温斯顿的中间名字纪念首相。
阿尔夫长时间不归家，以后会使他在儿子眼里成为不负责任、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父亲，但是应该谨记：他作为商船的船员，在英国的战事努力中，干着最为重要和危险的工作之一。其他上千位利物浦人都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面临着来自德国潜艇的相同的危险——要么溺死在冰洋里，要么变成浑身浸满汽油的人体火炬——而远在后方的家里，他们几乎不知道存在的孩子们被一群女人们一手抚养长大。尽管危险重重，但是出海无疑也使阿尔夫得以逃离单调的日常生活和责任的束缚，化身成为一个名叫“列尼”的表演者，实现自己的种种幻想（现在他的绝活除了模仿乔尔森和埃迪·坎特，又新添了讽刺阿道夫·希特勒的冲锋队的幽默短剧）。他之所以没有在海滨城市找一份更为安全的工作，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1942年9月，他升职成为一名雅座酒吧服务员，在船上这个职位相当于领班。
此时，他妻子这边对他最为敌视的亲属似乎对他船上的职位也无可挑剔了，尤其是他回家的时候，总是拎着从船上的食品储藏室搜刮来的沉甸甸的“战利品”——肉类、黄油、新鲜水果，这些好东西是战时分配中无法得到的，他却大方地和他们一起分享。出海的时候，他会把自己在船上开的演唱会录制成节目，寄给朱莉娅放给约翰看，后来好几年约翰都会把父亲的名字和一首叫做“开跳，比根舞”的神秘乐曲联系在一起。
从1942年9月26日到1943年2月2日，阿尔夫一直在“S.S.莫立顿海湾”号上当雅座酒吧的服务员。虽然1941年恐怖的“五月突袭”事件发生之后，对利物浦的空袭减少了很多，市中心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危险区域。为了给约翰营造一个更为安全和清洁的环境，咪咪说服朱莉娅从纽卡斯尔路9号搬出来，到她跟丈夫乔治·史密斯新近搬到的伍尔顿郊区居住。接连几个月，母子两人窝在艾勒顿路上一个名叫“村舍”的小屋里，走不多远就是咪咪家。就是在这里，约翰对朱莉娅有了最初的确切印象，记得她晚上唱催眠曲哄自己入睡时的场景。“她过去常常哼唱一首小曲……是迪斯尼电影里的插曲。”他会回忆说。“‘想要知道一个秘密吗？保证不要说出去。你正站在一堵许愿墙边……’”
他们的婚姻本来就不是建立在成熟或者信任的基础之上，这次搬动将使他们的关系首次变得紧张起来。阿尔夫拿到“莫立顿海湾”号发放的工资后，休了一段假期，由于为期不短，便申请在利物浦各个码头执行监视火情的职责。他本以为伍尔顿会成为朱莉娅安静的修养场所，结果却发现事与愿违，她逐渐习惯于光顾当地的酒吧喝得半醉，然后和单身男人调情，把约翰甩手扔给咪咪和一个名叫多利·希普肖的邻居照顾。有一天，阿尔夫应门打开一看，发现门口闹哄哄地站着一堆朱莉娅新结识的朋友，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朱莉娅已婚的身份。一场激烈的争吵随之展开，朱莉娅泼了阿尔夫一头脸滚烫的咖啡。他反掴一掌，甩在她的脸上，使她的鼻子流血了。
约翰的外婆——那位天性纯良的安妮·斯坦利——还没来得及在他的心里留下哪怕最为模糊的印记，就早先于1943年过世了。鲍伯·斯坦利不愿意一个人继续住在纽卡斯尔9号，决定把房子交给朱莉娅和阿尔夫，自己则搬去和亲戚们住。这个凸窗的无名小屋，淹没在周围街道外形雷同、数以千计的房屋汪洋之中，却成了约翰“记事的第一个地方……红砖建筑……前屋从来没用过，窗帘总是拉着……墙上挂着一幅描绘一匹马拉着的马车图。楼上只有三间卧室，一间当街，一间居后，当中还有一个小间……”。他已经具备了敏锐的观察力，这一点阿尔夫上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就觉察到了，当时利物浦中心地区每一家百货商店都在各自宣传圣诞老人的栖身巢穴。约翰就问：“到底有几个圣诞老人啊？”
1943年9月，阿尔夫到纽约的“自由船队”工作，这些是美国批量生产的预制装配式商船，用以补充英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大西洋舰队。他将消失十六个月进行一次离奇之旅，周游大半个世界，见识两种监狱的内幕，目睹自己工作证上的职位发生不祥的变化——VG变成D（降职的表示），此外，还使他的婚姻加速了瓦解的进程。就是她儿子将来体验到的“迷失的周末”，和这一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阿尔夫后来把自己描述成无辜的受害者，情势逼迫之下，上级给出了糟糕的建议，自己又轻信别人——当然了，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或者过失，战争自身歇斯底里的氛围以及不妙的突发事件，同样不可饶恕。他滞留在纽约等待分配工作，结果一等就是很长时间，于是便先在梅西百货商场找到一份临时工作，设法办了一张社保卡，喝酒唱歌玩遍了百老汇最著名的几家酒吧。最后他接到命令到巴尔的摩的一艘自由船上报到，结果却发现自己被降职成了一名助理服务生。他的一位同事建议他，要想保持住自己的体面“地位”，唯一的希望就是待在船上一直到它停靠的第一个港口纽约，然后跳船向英国领事陈情。阿尔夫天真地采取了这个策略，然后很快以逃跑罪遭到逮捕，在埃利斯岛关了两个星期。
释放之后，他接受命令到一艘开往远东的“萨姆麦克斯”号上当助理服务员。“萨姆麦克斯”号在阿尔及利亚的波恩靠岸时，阿尔夫又因为被查出一瓶威士忌被指控“盗窃罪”遭逮捕。根据他的讲述，他宁愿自己背黑锅，也不愿意供出真正犯罪的朋友。他在一个恐怖的军事监狱待了九天，干着冲洗茅坑的脏活，还要受到生命的威胁：要是他胆敢把自己见到的透露出去，就离死期不远了。他被释放到这个城市危险重重的旧城区，在那里遇见了一位神秘的荷兰人，人称汉斯，他不仅救他逃离被抢劫甚至可能被谋杀的厄运，而且帮他教训了他认为要为自己的监禁负部分责任的英国官员。
最后，在1944年10月，他终于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作为一名DBS（潦倒的英国海员），搭上“百慕大君主”运兵船回到英国；此时他筋疲力尽，饿得半死不活的，口袋里只剩下零丁的几美元和一张美国社保卡。与此同时，利物浦的船运公司已经停止给朱莉娅支付他的工资了，因此她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一回到家，她就告诉他自己怀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她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故意出轨的，而是受到了强暴。她甚至向阿尔夫说出了那个她认为要负责任的男人的姓名，对方是一名驻扎在威勒尔半岛的士兵。放在现在会立刻叫来警察；但在那个时代，得体的解决途径是阿尔夫与那个被指控的强奸犯当面对峙，要求对方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
幸运的是阿尔夫的弟弟查利
现在任职于皇家炮兵部队，方便提供精神支持。查利后来重新讲述起这个插曲时，措辞颇像在军事法庭上朗读书面证词：“（阿尔夫）告诉我，他回到家发现（朱莉娅）消失了六个星期不露面。她声称自己被一名士兵强暴了，并给出了一个名字。我们去了那个士兵驻扎的威勒尔半岛……阿尔夫没有暴力倾向。只是脾气急躁，却并不暴力。他对那个人说：‘我想你和我的妻子发生了关系，她指控你强暴了她。’那个士兵却回答：没有这样的事儿。不是强暴——是你情我愿。
“结果心肠极软的阿尔夫却对这个来自威尔士的年轻士兵塔菲·威廉姆斯有了好感，满怀同情地倾听他为自己做的申辩：他爱朱莉娅，想要娶她，在他父亲的农场上把她肚里的孩子抚养长大（不足之处是，约翰被完全排除在这幅蓝图之外）。阿尔夫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让步——朱莉娅干出这样的丑事，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也许算不上艰难。他说服威廉姆斯跟他回到纽卡斯尔路9号，三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调解，他告诉朱莉娅自己愿意放她走。然而，他对当下情况的解读，却错得不能再离谱了。‘我才不要跟你呢，你这个笨蛋。’她一脸鄙夷地对前男友说，叫他喝完茶赶紧‘消失’。”
值得称赞的是，阿尔夫表示愿意把朱莉娅带回来，并把孩子当作亲生的抚养。鲍伯·斯坦利却担心这样不可避免会曝光丢脸，坚持要求孩子让人领养。1945年6月19日，战争结束五周后，朱莉娅在埃尔姆斯伍德——位于北莫斯利希尔路的救世军妇产医院产下一名女婴。朱莉娅给她取名叫维多利亚·伊丽莎白，这个孩子被来自挪威的佩德森夫妇领养了，他们为她另取名叫英格里德·玛丽亚，并把她带到挪威，从她生母的生命中永远退出。
斯坦利家族这一段时间的危机和动荡，使得约翰在四岁时第一次被托付给列侬家族的亲友照顾。朱莉娅怀孕期间，他被送走和阿尔夫的哥哥锡德尼生活在一起，锡德尼受人尊敬，力求自我完善，就连咪咪也逐渐承认这一点。锡德尼和他的妻子玛琪以及他们八岁的女儿乔伊斯，都欢迎约翰来到他们安顿在梅格赫尔的家里，那是位于利物浦和绍斯波特之间的一个村庄。他和锡德尼夫妇一起生活了大约八个月。他们给他提供了一个安稳踏实、爱意弥漫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猜想自己可以得到许可正式领养他。他们非常有信心得到这个结果，于是为他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报了名，准备秋季入学。接着一天晚上，阿尔夫毫无预示地出现了，宣布要带走约翰。尽管锡德尼阻挠说时间太晚了，他仍然坚持要立即离开。失去了约翰让锡德尼全家伤心不已，玛琪尤其如此。之后不久，她就领养了一个六周大的男婴，填补他留下的空缺。
如果阿尔夫认为自己在维多利亚·伊丽莎白的问题上表现得宽宏大量，足以挽救自己的婚姻，那就注定要大失所望了。1946年他又一次出航归来，结果却发现朱莉娅和酒店里一个油头粉脸的服务生约翰——又叫鲍比·迪金斯——公然搞到了一起。这一次，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可不准备忍气吞声。一天晚上，一场战况激烈的争吵在纽卡斯尔9号的房子里爆发，当事人有阿尔夫、朱莉娅、她的新相好以及鲍伯·斯坦利，导火索源于朱莉娅宣布要和迪金斯重组家庭，还要求把约翰带走。约翰被愤怒的叫嚷声吵醒，走到楼梯顶头，刚好看到自己的妈妈正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叫，而阿尔夫则粗暴地把迪金斯推搡出前门。阿尔夫第二天一醒来，发现约翰已经被鲍伯·斯坦利偷偷带走了，朱莉娅正忙着搬家具，一个女邻居在打帮手。阿尔夫过去帮忙，嘴里夸张地哼唱着一首自艾自怜的乡村兼西部歌谣，让朱莉娅好歹给他留“一张破椅子”坐坐。
海洋，像是抚慰他的老朋友，一如既往地向他招手，充满了无限诱惑力；1946年4月，他找到了一份夜间服务员的空缺职位，搭上了丘纳德公司往返于利物浦和绍斯波特的“玛丽女王”号旗舰。轮船一小时之内就要启航了，这时他突然接到他的妻姐咪咪·史密斯的电话，催他马上回利物浦一趟。
咪咪打这个电话并不容易，这无疑让天性不怎么记仇的阿尔夫有些暗生得意：因为斯坦利家族对朱莉娅的新男友鲍比·迪金斯表现出来的敌意，与当初自己遭受的恶毒待遇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咪咪讲述，朱莉娅和约翰又搬回纽卡斯尔9号了，迪金斯现在也住在那里，让约翰每天暴露在母亲——用公认的词汇说——“生活在罪恶中”的场景里。最为紧要的是，约翰似乎也不喜欢他的“新爸爸”，独自一人从纽卡斯尔路步行两英里路程，出现在位于伍尔顿的咪咪家门前的台阶上。她虽然对阿尔夫充满敌对情绪，却也不得不承认约翰想念并需要自己的生父。阿尔夫然后和约翰通话，约翰兴奋地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回答说自己不能离船当逃兵“破坏制度”，不过却保证一等“玛丽女王”号两周后抵达绍斯波特，他就赶回来。
他没有食言，一路北上赶回来，于一天晚上深夜时分来到咪咪家，当时约翰已经上床睡觉了。这个回家的水手没有吃上一顿饭，只得到一杯茶的招待，咪咪一边给他倒茶，一边气愤地控诉朱莉娅和鲍比·迪金斯的种种不端行为。她还递给阿尔夫一张账单，解释说自从约翰来了，她就得为他添置各种各样的必需用品。幸亏尼龙袜和其他走私物品的黑市交易有利可图，阿尔夫身上带着足够的现钱。他付给咪咪20美元，——他后来声称——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第二天把约翰拐走。正如他后来写道：“我最后决定带（约翰）去布莱克浦，借口说要带他去购物，或者去看他的奶奶。”
阿尔夫待在咪咪家过了一夜，第二天被在他胸膛上兴高采烈、活蹦乱跳的约翰吵醒了。他提议他们爷儿俩应该一起出去玩上一天，得到了约翰异常兴奋的支持。咪咪没有反对，以为他们出门就为了给约翰买几件新衣服。父子两人于是乘有轨电车到利物浦，在这里他把自己的秘密打算透露给锡德尼，并让他发誓保守秘密。虽然阿尔夫后来声称自己从未认真考虑过锡德尼领养约翰的提议，锡德尼还是重申了领养的意愿。
布莱克浦是阿尔夫选择的目的地，不仅因为它是西北部有名的海滨度假胜地，据说对孩子有莫大的吸引力，还因为它是他的船员同事兼做黑市交易的同伙比利·霍尔的家乡。他和约翰藏在这里待了大概三周的时间，与比利的父母做伴，大把挥霍充足的闲钱，满足小男孩可能想要实现的每一个愿望，让他坐嘉年华游乐车，给他吃黏糊糊的大餐。善良的霍尔一家人发现自己也被列入了约翰未来监护人的候选名单中。阿尔夫最初的念头是等自己的钱花光了，要回到海洋上去时，就把约翰托付给霍尔一家人待在布莱克浦。当他得知他们将要卖掉住房移民到新西兰时，一个更为复杂的计划随之形成：霍尔夫妇将先以约翰祖父母的身份带他一起离开；随后，阿尔夫、比利·霍尔以及比利的兄弟将报名免费搭乘某艘开往澳大利亚的油轮，等抵达威灵顿时再跳船，这样就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到达新西兰了。
这个计划还没有进一步酝酿成熟就泡汤了。朱莉娅现在已经摸清了阿尔夫的踪迹，六月的一个晴天，她在鲍比·迪金斯的陪同下一起出现在霍尔家门前，要求把约翰带走。一开始她的要求没有任何实际力量的支撑。接着阿尔夫简要地描述了新西兰计划，她赞同这可能对约翰而言是美好新生活的开始，表示愿意放他走，只要求见他最后一面。等约翰被带到房里，在和阿尔夫连日共同分享了乐趣和亲密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爬到阿尔夫的大腿上。可是，当朱莉娅认输转身离开时，他却跳下来追上去，把脸埋进她的裙子里，求她不要走。为了打破这种僵局，阿尔夫恳求她再给他们的婚姻一次机会，朱莉娅却置之不理。
阿尔夫接着告诉约翰，他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跟妈咪离开，要么跟爹爹留下。如果你想把一个小孩一分为二，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约翰走到阿尔夫身边握住他的手；接着，朱莉娅再次转身离开，他吓坏了又追了上去，嘴里大叫着让她等等，又叫他的父亲跟上来。但是阿尔夫再次为自怜自艾的宿命般的情绪击中，像生了根似的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朱莉娅和约翰于是离开了这所房子，消失在度假的人潮中。
那天晚上，为了振作阿尔夫的精神，好心的霍尔夫妇把他带到一家名叫“樱桃树”的酒吧里，劝他为相聚一起的顾客表演模仿阿尔·乔尔森的固定节目。他做了一个保守的选择，唱了乔尔森的一首特别应景的歌曲《小宝贝》，这首颂歌描绘了一幅动人的场景：天使般的小宝贝安睡在柔和安全的育婴室里，而他那虔诚的父亲正在一旁一脸宠溺地看着他。阿尔夫把每句歌词里的“小宝贝”唱成“小约翰”，这使他的眼泪哗哗地从脸颊上滚落下来，不过——他还是保持专业精神——坚持把歌唱完了，赢得了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和唿哨声。不像他刚刚放弃的那个小宝贝，阿尔夫·列侬从来都不会觉得观众让他感到压抑，他们的掌声也从不会令他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