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规章

曾国藩建军，并不需要完全重起炉灶。罗泽南、王錱等人在湘乡办团，已成军千人。1852年年底，在张亮基的札调下，湘乡团勇分成两批，先由王錱带一营；后由罗泽南及其弟子康景晖各带一营，相继来到长沙。湘勇就此成为曾国藩组建湘军的第一块基石。

尽管江忠源创立的楚勇早已为世人所瞩目，但并不是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榜样，在建军思路上，他与江忠源可以说完全不同。

江忠源认为乡勇能打仗，绿营也未必不能打仗，关键在于带兵官是否得力。他在保卫长沙时，所指挥的军队不仅有楚勇，而且多营兵，以后作战也都遵循着这一做法。同时，楚勇的基础虽是团练，但自江忠源招募楚勇赴广西效力起，就有了向绿营靠拢的趋势。比如绿营不讲编制，兵员多寡悬殊，楚勇亦然，很多时候甚至都是有事发生时，才临时抽调成军。曾国藩兼管过兵部事务，了解绿营的内部情况，对于绿营之不足用，看得比谁都清楚。他坚持要跟绿营划清界限，建军时便不用绿营陈法，而是决定重建规章。

明朝大将戚继光训练金华义乌军，将其锤炼成为平定倭寇的铁军，时人称之为戚家军。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当时练兵的经验和体会都写下来，传之后世。曾国藩查阅了古今很多兵书，戚继光的“束伍成法”令他眼前一亮，认为完全可以古为今用。所谓“束伍”就是编制，戚家军以营定编，每个营的兵员数都是相对固定的，这样便于指挥节制，以收身使臂指之效。曾国藩加以效仿，实行分营立哨，将营作为湘军的基本单位。王錱最早来长沙，他所带的营是三百六十人，这个数字便作为最初湘军一营的兵员定额，一营如此，千营相同。

除了学习戚继光营制外，曾国藩通过酌古订今，自己也做了一些新的规定，比如“粮重赏优”。

在湘军中，普通勇丁每月可得饷银三两，如外出作战，加到四两五钱；这样一年就有四五十两的收入，除了吃用外，至少能积蓄二三十两银子养家。万一战死，还有六十两抚恤金，受了伤则有养伤银。与勇丁相比，营兵的饷银看似略高，但往往不能按时发放；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的口粮很少，很多营兵因为无法维持生活，平时甚至需要兼做小贩或到街头卖艺，而勇丁的口粮是营兵的三到四倍！

湖南是一个山水环绕、开发较晚的内陆省份，经济并不是很发达。道咸年间又几乎连年出现水旱灾荒，农民生活贫苦，在地里一年忙到头，也见不到几两银子。湘军勇丁凭借军中所得，就已足以养家糊口，混得好的还能加官晋爵，光宗耀祖，令远近羡慕。这样一来，他们自己便无家室牵挂，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军营中进行操练和作战了。

“粮重赏优”稳定了军心，但饷源却是个大问题。当时办理团练难有成效，在外固然是太平军太过强悍，在内则是受到了经费的困扰。嘉庆朝办团时，整个王朝虽然已在走下坡路，然而由于距离所谓的康乾盛世毕竟还不太远，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经济状况大体都能凑合。彼时的团练费用皆由官方承担，并非尽取于民，老百姓对于饷高饷低，也不是特别计较。

咸丰朝的情形是，政府内忧外患，积蓄本就不多，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户部仅剩的那一点银子连打发正规军都不够，更没有多余的可以留给团练。皇帝给曾国藩他们的委任，实际就是一个督办团练大臣的虚衔，此外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专用经费拨下来。

中央不拨钱，问题留给地方上解决。江忠源在广西作战时，尚由赛尚阿大营粮台拨给粮饷；后来到湖南，便只好由省府负责。1853年年初，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把江忠源也带走了；但多数楚勇仍留在长沙，由江忠济、刘长佑统带，这部分楚勇的粮饷自然还是要由湖南出。

除了楚勇外，长沙的湘勇以及南勇、浏勇、宝勇等，粮饷出处也都是套用同样模式，楚勇的月饷甚至比湘勇还高，这对省府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此时正值太平军由武昌东下，围攻江宁，对湖南暂时已不构成威胁，署巡抚（即代理巡抚）潘铎认为没必要在省城保留如此多的勇丁。曾国藩考虑省内财政拮据，缩小编制也不失为缓解之法，于是在与潘铎商定后，裁撤了新旧勇三千余人，康景晖营亦在被裁之列。 UOeiXhBpfAyPksxjcLAyTPOsiDyEtCrZwrMpVWkoh80Wll5yLVJHNuE/zQ/avi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