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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忠源及其楚勇的成功，让湖南地方官府及其士绅均大受鼓舞。在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湘乡人罗泽南即受知县朱孙诒的委托，与其门人王錱、李续宾等人在乡办理团练，而当时曾国藩还尚在回乡途中。
曾国藩回到老家不久，张亮基正式向他传来咸丰皇帝的上谕，任命他为湖南督办团练大臣。朝廷对于团练的启发，最早来自嘉庆朝的镇压白莲教一役，当时因发现绿营不得力，当局便以团练政策相补充，结果意外地收到了成效。鉴于这一经验，又眼见太平军已有难以遏制之势，朝廷一面紧急征调各省绿营前往作战；一面决定重启团练政策，由各省在籍大臣，也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已返回原籍的离职官员，督办当地团练。曾国藩在丁忧前的职务为礼部右侍郎，他的任务便是以在籍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协助湖南地方办团。
无论是为了护乡保家，还是出于个人志趣，出任团练大臣，都给了曾国藩一个施展的机会。但他却对此顾虑重重，原因就在于他当时正在守制。旧时父母故去，做儿子的须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也就是两年零三个月；在此期间不能做官，也不能到外面去做别的事，谓之“守制”。曾国藩是著名的理学家，这一套在他脑中早已根深蒂固。
一年前，别人都推荐江忠源去广西，为什么身为其好友的曾国藩反倒无动于衷？无他，江忠源也在守制！曾国藩不但不推荐，对于江忠源出山还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与守制相对的，叫作“夺情”，即出于朝廷的要求，可允许大臣在守孝期内任职做事。曾国藩在给江忠源的信中，一本正经地教训了对方一通，说，因军情紧急而夺情，此事自古有之；但只是适用于武官，你一个文官，去凑什么热闹？“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末了，曾国藩又危言耸听地来了一句。
江忠源可没他这么酸腐，照旧赶赴前线，参与围歼太平军，遂成大功。说句实在的，要不是人家江忠源在蓑衣渡重创了太平军，长沙早已陷落；在曾国藩的面前，或许就只有有家难归和被太平军俘虏这两个选项了。
时隔一年，轮到了曾国藩自己。这时的曾国藩乃众望所归，不仅张亮基、左宗棠急切地希望他出来主持本省团练，消息传出后，湘乡士绅都不断请他指导本县办团事务。曾国藩的好友、湘阴人郭嵩焘得知他心存顾虑，更是不惜驱驰数百里，日夜兼程赶到曾家，敦促他以桑梓为重，尽快应诏出任团练大臣。是继江忠源之后出山，还是继续遵守“大节”和做“完人”？曾国藩苦恼不已。左思右想之后，他还是决定以守制在家、不宜出办军事为由，向朝廷草疏请辞，并具呈请张亮基代奏。
奏疏刚刚写好，尚未发出，张亮基就派人持信来请，说武昌业已失守，形势紧急，人心惶惶，让他赶快去长沙。
原来太平军撤长沙之围北去后，先攻克岳州，获得大量给养以及旧藏的吴三桂炮械，声势更加雄壮；继而又通过穴地攻城法，一举攻破了武昌。武昌既失，曾国藩岂能不知轻重？顿时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大节”，立毁其疏，次日便随来人前往长沙履责。
团练大臣就其职能而言，只是帮同办理团练，同时团练也要接受地方大吏的督促和管辖。曾国藩虽接受了任命，但他却不甘于被限制在这一框范之内。
朝廷重启团练的算盘，不过是想把剿灭白莲教的套路，移用于平定太平天国。殊不知时移世易，此时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
白莲教分成很多股，指挥上并不统一，义军经过州县时，只是劫掠而不占据，从性质上说属于流寇。流寇再凶猛也不难对付，像嘉庆朝时那样，在民间以团练自卫，并辅之以坚壁清野，就能致其死命。
太平军则不然，在南王冯云山死后，由东王杨秀清掌握了统一的军事指挥权。杨秀清辖制部队很有一手，太平军从进攻长沙到解围北上，直至攻取武昌，始终能做到节制严明，有进无退，这在历代起义军中都是很突出的。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有着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与清朝俨然敌国；而且它在攻城略地之后即能加以巩固，并壮大其力量。比较一下紫荆山区时代和夺取武昌时期的规模气势，天国实力增长之快，足以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强敌，若还指望以零星团练与之作战，简直形同驱犬羊敌虎狼。
包括曾国藩在内，咸丰先后共在十个省份，任命了四十三人为督办团练大臣，后来除了曾国藩，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他们为什么失败？就是都老老实实地按照朝廷所交代的去做了。
如果方向就是错的，想不失败都难。曾国藩走的恰恰是另外一条道路，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按规矩办事。比如朝廷说，办团的事务，你在旁边督促指导一下就行；他不，他亲力亲为地去办团。又比如朝廷说，团练只要在地方上活动，“练团查匪”即可；他也不，他说他要办就办“大团”，而且这个“大团”跟张亮基等地方大吏也没太大关系，就他曾国藩一个人管！
曾国藩深信，只有建立一支既能跳出地方范围，同时战斗力又非绿营可比的湖南新军，才能真正有所作为，甚而改变时局。而他所要建立的这支新军，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