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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埋地雷攻城，其实是在城脚堆满火药，然后点燃引信，静候轰裂。太平军在湘南时积蓄了大量的火药，只要挖通地道，轰城就没有问题。
战场从来是自觉性要求最高的课堂。清军在经历桂林、全州两战后，对于地道战也早有防范，并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方案。当土营在城墙边挖掘地道时，城内守军便将大木桶埋到地里，让提前物色好的盲人钻在桶里，细听远处挖掘地道的声音。盲人听觉特别敏锐，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地道已经挖到何处。一旦发现地道已接近完工，守军就要用大铁球将其压垮；或者是将其砸开后，通过灌水、灌粪，将正在施工中的土营官兵逼走。
太平军当然也想到了守军可能使用的办法，他们在城墙外不断击鼓，用以扰乱盲人的听觉，但成效并不明显。在长沙会战中，太平军一共挖了十个地道，最后只有三个地道先后得以完成。
三个地道均被太平军充分利用，他们引爆火药，通过炸毁的城墙进行突破。这时候守军便要像堵大堤的缺口一样，全力进行封堵。江忠源参加了反地道战的全过程，并亲身封堵过一次，他在经历各种惊心动魄场面的同时，也积累了反地道战的经验以及技术。
太平军的地道屡挖不成，三次突破也都未能成功。接着，军中又开始缺盐，洪秀全被迫决定撤围。在双方大军都已齐集，且咬合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突然撤出战场，一般而言，是比较危险的。江忠源已经考虑到太平军如果撤围而走，必须如何截杀的问题。在军事会议上，他指出来援的官军集结于周围，唯有西面空虚，希望能调重兵驻扎于湘江西岸的回龙塘，以扼太平军西窜之路。
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个能吏，他赞同江忠源的意见。但是来援诸将却无人肯驻兵回龙塘——正是诸将都知道江忠源有见识，说的事往往都能应验，才没人敢去回龙塘；就怕自个儿正当太平军之锋，被其撕个粉碎。
1852年11月30日，夜半时分，太平军悄悄地撤出阵地，通过浮桥到达湘水西岸。西岸驻有万余官军，由向荣亲自指挥防堵，但他们都趴着一动不动；东岸官军更有六万之众，也同样不敢追击。太平军大大方方地取道回龙塘，向西北方向扬长而去。
太平军虽解长沙围，退出湖南，但对于湖南的影响却并未因此立即消散。浏阳的征义堂组织很早就假借团练名义，扩充组织，建立武装，时间长达近二十年。在萧朝贵进攻长沙时，征义堂领导人周国虞本打算立即起兵响应，因被官府发现而未果。当时长沙战局吃紧，官府也顾不上料理他，只得先听之任之。周国虞趁机发展势力，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其力量迅速扩充至两万多人，成为省内最大的和组织性最强的会党武装，并控制了浏阳县城及大部分县境。
征义堂人数众多，器械俱备，技勇颇精，非寻常会党可比。省府不断收到秘密报告，连远在北京的御史也上奏，要求迅加处置。张亮基这时已将左宗棠召入幕府，左宗棠一边采取麻痹策略，促使周国虞游移不定，不敢骤然举起义旗；一边密授江忠源以计，让他以搜捕其余会党起义军的余党为名，率楚勇由小路进入浏阳，待机对征义堂进行镇压。
发现江忠源来到浏阳，周国虞知道大事不好，被迫匆促举义，并分三路对楚勇发动进攻。江忠源亦分三路进行反击，而且很快就击溃了征义堂，周国虞随后也被擒杀。
浏阳地近省城，对省城乃至全省的威胁固不待言；同时，它又位于湖北、江西、湖南三省毗邻区，一旦太平军卷土重来，便可里应外合，近围长沙，远攻江西、湖北。几个月后，太平军西征，表明征义堂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战略隐患；若当时不除，对清廷而言，后果不堪设想。
此役，巡抚张亮基被认为调度有方。但他只是名义上的统帅，前线指挥实际是江忠源，镇压征义堂的主力部队则是江忠源所统率的楚勇。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以楚勇为代表的湖南团练武装，开始越来越受到朝廷的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