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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萧朝贵袭击长沙时，官军采取的实际仍是分防和远堵策略，部队大多还部署在别的地方，城中守军的数量有限。不过萧朝贵得到的情报也并不准确，这时距蓑衣渡之战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官府各种严防死守的措施都已实施，萧朝贵要想在短时间内予以攻取，是很难做到的。
在此之前，江忠源按照刘长佑的建议，从楚勇中挑选五百人组成敢死队，准备在关键时刻应急。得知长沙被围，江忠源忙率敢死队火速驰援长沙。如果再加上总兵和春等其余援军，长沙清军的数量已是萧部的数倍。但与包围永安时的情况相仿，官军多不中用，真正骁勇能战的，仍然只有江忠源及其楚勇，故而要想一举击溃太平军，也等同于天方夜谭。
萧朝贵兵力单薄，无法对长沙进行合围，便集中兵力于南门外，做出准备打持久战的架势。江忠源察看形势，发现南城外的蔡公坟地势较高，若任由太平军占据，对城门的威胁很大，于是便发动急袭，将其拿了下来。
萧朝贵被扼住要害，使不出劲来，只能靠蛮力拼命攻城。他身穿黄色官袍，天天在第一线督战，目标极为显眼；城中守军怀疑他就是西王，一炮打过来，萧朝贵中弹，随即伤重毙命。
萧朝贵死后的第三天，曾国藩回到了家乡——湖南湘乡荷叶塘。曾国藩和江忠源是湖南同乡兼好友。咸丰皇帝刚刚登基时，曾国藩应诏保举贤才，江忠源就在其保举名单之上。不久因江父去世，江忠源丁忧回籍，才没有入京为官。
在赛尚阿奉旨攻打太平军之初，曾国藩对于前景还抱着极为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紫荆山区的太平军已是釜中之鱼，只要赛尚阿统大军发动进攻，就能一举将其歼灭。谁料后来情况越来越不对了，已经进了锅的“鱼”居然又跳出来，而且越蹦越欢实。曾国藩对此又气又急，埋怨前线办差人员不得力，恨不得自己马上插手才行。曾国藩曾经两次兼任兵部侍郎，军事知识是有一些的，但那都得自于书本，他自己还从未打过仗。曾国藩对此倒也颇有自知之明，知道在京城空发议论，并不能代替亲自到前线实践，所谓“军事非亲临其地难以遥度”。
就在太平军转道湘南期间，曾国藩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并获准于乡试结束后回籍省亲。途经安徽境内时，母亲江氏突然病故，凶信传来，曾国藩急忙按照丁忧的通例，辞去官职，然后溯江西上，回家奔丧。曾国藩虽然没有参加长沙战役，但比之于京城，战火无疑离他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长沙吃紧，湘乡也吃紧；长沙缓和，湘乡亦缓和。
萧朝贵的死，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除省城面临的危机。洪秀全得报，既惊又怒，立即率全军北上，直指长沙。江忠源率楚勇前去堵截，部队先胜后败，实际是中了太平军的诱兵之计，被伏击了。江忠源本人被长矛刺中后，堕下马来，险些丧命。
你在蓑衣渡给了我一闷棍，我现在也姑且还些利息给你！太平军复仇心切，很快就得以兵抵长沙，对城池形成了重围之势。此时，朝廷从各方紧急调集的援兵都已陆续抵达。双方参加的兵力均达到五万以上，从而使长沙会战升级成为超十万兵员规模的大战役。
清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多于太平军，但质量方面却远不如对方。从外地赶来的大多数援军都停留在数里之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贸然进发，都怕被太平军给一口吃掉。这样一来，太平军便可以从容攻城了。
长沙城和太平军先前围攻的桂林城相似，都具有墙高城坚的特点，对于这样的坚城，传统的攻城工具，如云梯、吕公车等，均无能为力。即便是当时的火器，无论是国内自制的铜炮、铁炮，还是从国外进口的洋铁炮，也都不具备直接击破城墙的能力。如此一来，便只有掘开地道，埋地雷攻城一法了，古代军事学中谓之“穴地攻城”。
还在发动金田起义时，就有贵县银矿工人加入了太平军，他们一般不直接参加作战，而是专任掘地道作业。太平军将掘地道攻城称为“开龙口”，作业人员为“开龙口兄弟”。“开龙口”一词，就是当时贵县银矿工人常说的术语。
太平军进攻桂林，曾在城门外掘地道。但因桂林城根多坚石，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也没能挖成，大军只得撤围北出。此后在全州攻城时，再次尝试，终于得以成功：全州城墙被炸开两丈余，部队得以从缺口处一拥而入。
太平军在湘南进行休整和扩军期间，又有数千掘煤工人参军，加上原有的银矿工人，他们被正式组成了一个新的兵种——土营。土营相当于现代的工程兵特种部队。中国古代不乏地道战的记录，明清两代都有采用；但像这样采用整建制部队的形式，还从来没有过。由此也可见太平军用兵灵活高效、不拘一格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