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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两年前，塔齐布还只是都司署守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绿营军官；两年后就成了堂堂封疆大吏，这在素来论资排辈的官场相当少见。受印之日，吏民纷纷围观，啧啧称奇。
塔齐布得到封赏后，即以署湖南提督的身份，遍赏参与前线作战和长沙防守的将士，其中仅得到“六品军功”功牌的弁勇即达三千人，其中也包括已归塔齐布所辖的提标兵。提标兵也就是营兵，当初围攻曾国藩公馆时，他们差点将塔齐布抓住杀掉，塔齐布以此表明自己不计前嫌。提标兵欢呼雀跃，对塔齐布大加好评。连鲍起豹的旧日随从都感到又惊又喜，认为塔齐布论本事、论功劳、论胸襟，都该当此任，皇帝的任命完全称得上是知人善任。
按照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提督应列衔在巡抚之前，曾国藩因靖港失利自请革职，戴罪效命，衔名又在巡抚之后。换句话说，这时候塔齐布在排名上比骆秉章、曾国藩还高。但塔齐布确实当得起一个“拙”字，他仍像从前那样，规规矩矩地奉曾国藩为大帅，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依然是一名指到哪打到哪的湘军将领。
身为湘军大帅，曾国藩无疑也是湘潭大捷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他刚从靖港返回长沙时，那真是恓恓惶惶，如丧家之犬。官绅群起讥弹，街巷骂声不绝，弄得他及其亲信几乎都不敢出门。现在好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湘军一变而为湖南官绅心目中真正的救星。曾国藩也随之受到追捧，与湖南官绅的关系开始融洽起来。
骆秉章自然是暗自庆幸自己到底老练沉着，没有因为脑袋一发热，就贸然对曾国藩进行弹劾；如今既得识大体顾大局之名，又借此得以与曾国藩重归于好，至少见了面也不尴尬。徐有壬、陶恩培等人则是悔不当初，怪自己棋下得太早，于是纷纷跑来曾国藩府中，道贺并向其致歉。
除了要为向骆秉章告状之事表示道歉外，徐有壬等人还听说，朝廷已建议让曾国藩挑选司道大员，随湘军征战。他们为此惴惴不安，生怕曾国藩挟私报复，趁机把他们纳入军营，派去前线。曾国藩知道徐有壬等人的心思，他婉拒了朝廷的建议，并笑着对亲信幕僚说：“此辈（指徐有壬等）怯懦，只会败坏我们的大事，就算他们主动请求随军，我都会加以劝止，更何况他们还不敢来呢。”
虽然心理阴影已经逐渐散去，但曾国藩没有忘记反思教训。湘军出师，号称水陆两万大军，其中战勇亦有万余，在曾国藩看来，兵力已经不能算少了，但是并不顶什么用，该打败仗还是照打败仗。以靖港之战为例，水师五营、陆勇八百，这么多人马开上去，依然败得极其难看。最突出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弁勇，稍受挫折，就溃不成军，甚至狂奔远逃，不复归队。
弁勇不得力，水师尤其突出。曾国藩派人清点了一下，自湘军退保长沙以后，未经大战就逃走的水勇即达数百人，有的甚至全哨合谋弃舰同逃。更为严重的是，不少水勇在应募入伍时，就假报姓名里居，以便可以随时逃走。结果在他们逃走后，官府还真的无从追查。
反观湘潭战役，打仗最勇猛、战绩最好的部队，陆师塔齐布、周凤山不过两营，水师彭玉麟、杨载福也不过两营。追溯退保长沙前的岳州战役后期，当时其实也是把杨载福营顶在前面拒敌掩护，这才使水陆大军得以顺利地撤回长沙。
“这下更加知道，什么叫兵贵精不贵多了！”曾国藩发出感叹。针对所暴露出的问题，他决计对湘军大加整编，遣撤作战不力各营，同时严格禁止逃勇归伍，已溃勇丁也不再予以收集。裁撤加上伤亡，原有各营及勇丁竟减去了一半以上，仅剩四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