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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在城外重新集结，数百湘勇击败己方数千人之事，才为其所知。这种事先前他们从来没遇到过，不由对湘军产生了畏惧。绿营军官很少冲杀在前，所以太平军并不知道在东门被杀的十九个湘勇中，居然还有湘军的营官；他们只想到这批人如此之猛，若其后续部队到来，将越发难以抵挡。
宁乡方面的情况被迅速上报给太平军主帅石祥祯。由于不明湘军虚实，石祥祯不敢贸然深入，他下令太平军趁夜撤出宁乡，并放弃了已经到手的靖港、湘阴。
在太平军攻破靖港、湘阴前后，湖南早已全省戒严，及至宁乡被太平军所占的消息传出，长沙、湘潭更是充满紧张空气，吏民皆惊惧不已。至此，人们才松了一口气，戒严也因而得以暂时解除。不少宁乡人亲眼看见了储玫躬殊死奋战的场面，深感震撼和敬佩，在太平军撤出的当天，他们就立祠予以纪念。
作为湘军出师的处女战，宁乡之战让湘军上下意识到了赴援的重要性，从储玫躬身上，亦初步体会到了那种军人义无反顾、战死沙场的荣耀感。可是打仗并不能光凭感情和侥幸，储玫躬等人如果能够做好准备，不掉以轻心，原本是没必要阵亡的，再进一步假设，如果太平军当时就向储营发动大举进攻，储营在无坚固营垒用以防御的情况下，也很难立得住脚。后来伍宏鑑等三营奉命继续扼守宁乡，当太平军发动反攻时，他们同样因为不积极构筑营垒，又鲁莽应战，最终导致了溃败。
现实给曾国藩及其将士上了生动一课，日后湘军的第一基本战术，就是“扎营垒以利攻守”。具体来说，就是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必须立刻修挖墙壕，且限时完成；在没完成之前，不许休息，也不许向敌人挑衅和随意与之接战。长夫更在其中担负着重要角色，他们除了行军时运输辎重外，扎营后还要全力以赴地挖壕筑墙，相当于辎重兵与工兵的结合。
在太平军后撤之际，塔齐布营与王錱部实施了跟踪追击，石祥祯为避其锋，又自行退出了岳州。先前，经吴文镕奏调，贵州补用道、湖南人胡林翼带着自募的六百黔勇援鄂，但当他们到达湘鄂边境时，吴文镕已经兵败身亡，只得滞留原地。得知湘军出师且已占领岳州，胡林翼便也率部赶到岳州，接受曾国藩的统一指挥，湘军出师之初的形势看起来不错。
1854年3月30日，曾国藩率后续部队进抵岳州。他没有被太平军一再退却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采取了稳扎稳打，先肃清侧翼威胁，巩固后方，再伺机进援武昌的战略。看到部分太平军仍在洞庭湖周围隐蔽待机，曾国藩一面派水师搜索内湖；一面命胡林翼等固守平江北境，进图通城；命王錱进图蒲圻。
胡林翼一路，在加派塔齐布营后，两军合力，顺利攻下了通城，但是其他两路却都情况不妙。首先是水师一路，水师初出湖口，湖面上就北风大作。当时湘军还不懂得船队要保持疏散队形，船只之间须拉开适当距离的道理，也没有相应的结营规定，结果战船及辎重船当场漂沉二十四艘，撞伤数十艘，许多水勇、长夫溺毙湖中。
王錱所部还没开到蒲圻，即在羊楼司与太平军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此时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率军三万，已自汉阳来援，石祥祯、林绍璋合兵一处，杀得王錱大败，只得败退岳州。正如以前曾国藩所批评过的那样，王錱急于求成，练兵不精，战斗力远没有像王錱自我标榜的那样强悍，羊楼司一战便是证明。然而王錱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依然表现得狂妄自大，唯我独尊。邹寿璋营此时正驻屯于岳州，邹寿璋对王錱说，被太平军放弃的岳州其实是一座空城，城中没有粮食储备，无法防守，王錱却对他的真诚劝告不屑一顾。
未几，太平军乘胜尾追而至，邹寿璋营撤出岳州，退保南津，与曾国藩派出援救他们的水师会合。王錱则仍打算据岳州以守，但城里确实没有粮食，在被太平军包围的情况下，只守了一天就守不下去了，只得临时缒城突围。到了这个时候，可就不是想走就能走得脱了，幸好有水师及时接应，王錱及其将士九百余人才得以幸免，余者全部被歼，损失极其惨重。
在此期间，曾国藩的指挥部一直都设在水师的大帅座船上，陆师将领无人统率，各行其是，也是造成岳州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尚未与太平军主力正式接战，水陆大军就双双遭遇重创，导致战斗力大减，曾国藩不敢再贸然进取，决计由水路全线后撤，退保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