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迎战

太平军在攻下庐州后，其在安徽的根据地基本成形，胜利之师分兵两部，一部用以救援北战区的北伐军，一部增援突入湖北的西征军。继安徽战场后，湖北战场也开始风声鹤唳。

由于湘军仍在湖南没有动静，很多人都质疑曾国藩为什么老不肯出去打仗。曾国藩的回答是，太平军乃虎狼之师，声势浩大，更依靠战船纵横江湖；在千里如洗的长江流域，湘军若只以仓促招募和训练的兵勇，以及劣质的兵器，徒步三千里与太平军交战，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湘军不是不肯出去打仗，而是这次要么不出师，出师就没打算再回来！”曾国藩的这番表态，未必能让众多质疑者信服，但却得到了他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的认同。吴文镕虽身处危境，需援甚急，然而却坚决支持曾国藩沉下心来，继续编练湘军。

吴文镕本打算自己坚守武昌，待曾国藩率军到来，一并向下游进发。问题是他跟曾国藩所处位置不同，曾国藩是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只是参与军事，不负主责；所以不但对于大臣奏参可以置之不理，即便朝廷直接给他下命令，也可以说情论理，讨价还价。吴文镕身为两湖地区最高官吏，既有守土之责，更有带兵征讨的义务；朝廷可以随时调遣，大臣也可以任意奏参。

迫于各方面压力，吴文镕不得不在明知必败的情况下，亲自冒险到前线督师。临行前，他致书曾国藩，寄予了厚望：“东南大局，今后就靠你一个人支撑了；行事一定要谨慎，如果你也出事，恐怕就后继无人了！”1854年2月6日，吴文镕兵团在湖北黄州堵城被太平军击溃，吴文镕投水自杀。

在歼灭吴兵团后，太平军西征部队势如破竹，数天后即三克汉阳、汉口，进围武昌，其前锋直逼湖南北大门岳州。那段时间，由于形势越来越紧张，朝廷的催办也越来越急促，迅速出师、肃清江面的严旨频如雪片。位于衡州的曾国藩公馆忙到了不可开交：筹款的、募勇的、操练的、制造各种器材的、采购各项物资的，全都夜以继日；从衡阳、湘潭招募的不少造船技工，因日夜泡在水里，甚至双脚都给泡烂了。

本来曾国藩还想再拖一拖，等待水师训练完成，以及从广州购买的洋炮解到衡阳。但太平军既已兵临岳州，如果湘军再不出战，两湖就要全部归入太平天国版图，湘军也将因失去后方基地而无法维持。曾国藩不肯轻出的原因，除了练兵外，还有“除暴”，即镇压湖南会党。湖南会党尤其是湘南的天地会，曾经具有极大潜力，连部队编制都已向太平军靠拢。曾国藩在练兵期间，趁他们尚在发展阶段，立足未稳，调动湘军进行剿杀，已基本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当西征军迫近时，湖南境内再无人敢像当初太平军初进湖南那样，与之进行策应了。

后顾之忧业已解除，太平军又迫近家门，曾国藩别无选择，只能出师迎战。出师之际，为壮声势，他亲自起草了《讨粤匪檄》，布告远近。对于太平天国对清帝国的背叛，曾国藩在文中并没有花大量笔墨进行讨伐，而是把重点放在了驳拜上帝教教义以及其文化政策之上。这篇檄文的有意思之处也正在此处。

江忠源、曾国藩等人都是汉人，本质上又都是书生，他们能够主动站出来誓死对抗太平军，如果仅仅用忠于清廷这一点来解释，很难解释得通。事实上，他们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主流知识界对天国的普遍怀疑、反对乃至憎恨。中国古代的传统书生，从小接受儒家教育，以孔孟为先师，他们与天国的异质文化之间，本身就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太平军占领汉阳期间，一名书生便不顾一切地冲上讲台，与正在“讲道理”的太平军激辩，结果当场丧命。

天国的一些极端政策也令书生们感到忍无可忍。比如太平军所过之处，会毁弃学宫，或拿来堆军火，或以之为马厩，甚至作为屠宰场；包括孔子在内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书籍，也全部都要作为“妖书”焚毁。赖汉英因南昌作战无功而被革职，命入删书衙删六经，这个所谓删书衙即太平天国用于焚书毁书的专设机构。后来太平军进驻宁波，存放《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两阁荡然无存，一阁损失多半，“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

显然，太平天国对于书生的世界已构成了致命威胁。在曾国藩等人看来，他们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已经超越了仅仅为一个王朝而战的范畴，他们同时也是在为传统文化而战，其终极目标是要捍卫自己的理想、信念、价值以及存在意义。清史学家萧一山颇为形象地总结道，“洪秀全虽不是纯粹的宗教革命，而曾国藩却是为宗教而战争，好像欧洲的十字军。” AcW3tI4IyhN5F6LuuKGVa2ibs6Gm6qREIO8wNqylh+RLKrsFNebvVKTBUndjNd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