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苦难言

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初期，绿营望风败溃。江忠源以一书生从戎，不仅创建了以敢战而闻名的楚勇，自己也转战数省，屡立大功，最后官至封疆大吏，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一大传奇。

从江忠源开始，湖南书生以之为榜样，竞相仿效；湖南农民也逐渐大批大批地参军，从军敢战自此在湖南蔚成风气。正因如此，虽然曾国藩在创建湘军时并没有把楚勇当成模板，但就连曾国藩本人，也视江忠源为湘军的首创者及第一位核心领袖。

自南昌之战后，江忠源声望越来越高，但其实处境越来越难，常有力不能支之感。有一次，他在江西山区行军，便叹息着对郭嵩焘说：“这真的是乱世吗？连我们这些书生文士都要出任艰难，困顿成这样！”江忠源的真正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更在于他那种“以书生倡勇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力挽天下狂澜的牺牲精神。在庐州，他终于把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庐州战役是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徽战场上的首次较量。江忠源在庐州曾多次写信给曾国藩，催他从速增派六千湘勇援皖，然而曾国藩仅派江忠浚率一千湘勇赴援，湘军主力却按兵不动。咸丰帝亲自下诏，以“六百里加急谕令”的形式，催促曾国藩迅速带兵救援安徽，结果得到的答复，是“船炮未齐，不能草率成行复奏”，气得咸丰大骂他不识好歹，自以为是。事后有人认为，庐州失守和江忠源自杀，与曾国藩不肯尽发援兵不无关系。

曾国藩自编练湘军起，就计划全部交由江忠源统带；但在增援江西一役后，他也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观念，即出省作战，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在湘军练兵完成之前，决不能因为“公义私情”而轻率从事，以免湘军在羽毛尚未丰满时就被太平军消灭，导致前功尽弃。

湘军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出省作战？曾国藩在他的计划中已经预估了：应在湘军创建的次年（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适当时候，他打算亲自统率，与江忠源会师于九江。届时若再交给江忠源指挥，他也就放心了。江忠源已经死了，在他濒临绝境、希望落空的最后时刻，他是否能够理解曾国藩，是否会怀疑曾国藩只是以练勇未就为由，一意推托、延宕？没人知道。可以知道的是，在江忠源死后，有不少湖南官绅都认为曾国藩是毁誓撕约，坐观江忠源败亡。

江忠源死后，楚勇余部由刘长佑、江忠浚等继续统带，刘长佑后来更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楚勇领袖。楚勇本属湘军一脉，但却始终独树一帜，未与曾氏湘军合流，且多数时间驻留于湖南，不主动介入曾国藩在省外的军事行动。楚勇高层人物也无一例外地都对曾国藩充满戒惧，刘长佑后来即使像江忠源一样做了地方大吏，对曾国藩依然敬而远之。江氏兄弟更是对曾国藩明显冷淡，甚至不通书信。

曾国藩有苦难言。他在出山前一直做的都是文官，日常关心的主要是治世之学；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军事统帅之材，因而组建和训练湘军，实为援助江忠源，这是他的一贯想法。他甚至还曾将这一想法告知于左宗棠，并请左宗棠也给江忠源做助手。

闻听江忠源在庐州殉职，曾国藩在震惊之余，更深感焦灼。因为他知道，江忠源这么一死，重任就都要落在他一个人肩上，现在，即便他觉得自己不是一块打仗的料，也得硬着头皮上了。

相比于长沙时期，衡州练兵费时短、进展快，但出于精选久练的考虑，不可能急功近利，超出正常应有的速度。水师更有装备到位的问题，比如原打算在广州一次性采购洋炮千尊，然而最初只解到三百二十尊；新造战船来不及建造，曾国藩唯有购进大量钓钩船，对这种民船稍加改造，以作为临时战船凑数。

随着扩充陆师和建立水师，经费又变得紧张起来。虽然这时曾国藩所能够得到的经费已经不少，除捐输所得外，他还奏准清廷拨银四万，咨湖广总督吴文镕截留两万饷银；而支出更多，仅军饷一项，年底一个月就需银七八万两。造船费用也几乎就是个天文数字，朝廷拨的四万银子，一个月不到，就已用去三分之二；接下来，到招募水勇环节，曾国藩又要造船又要募勇，就算是一个钱掰成两半花，都不够。

被逼得实在没办法，曾国藩只好放弃“不欲取自藩库”的初衷，向骆秉章告急。骆秉章因为争夺湘军的控制权，与曾国藩明争暗斗，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知道进退、顾全大局的名吏。他懂得，大敌当前，支援曾国藩和湘军，也就是在保卫湖南和自己的官位乃至身家性命，关键时候，绝不能听任曾国藩陷入困境。为此，他不计前嫌，在省府财政其实也很拮据的情况下，仍然慷慨地向曾国藩伸出了援手。

事实教育了曾国藩，让他从此认识到：完全依靠捐输以自筹军饷，太过一厢情愿，对朝廷拨款亦不能抱有过多期望；到了节骨眼上，还是依靠地方政府筹饷，来得更有保障一些。 JWpi/fvSPrSfqhXJVDE8MhLczwcxEtrNQx2das2ek/QdOey7zaCdxC6rd2NNT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