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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錱“不遵节制”！
曾国藩面前亮起了一盏危险的信号。先前也有一个营官级别的人不遵节制，那就是江忠淑，曾国藩在派他出援南昌时，千叮咛万嘱咐，他却都当成了耳旁风，不听约束，结果导致败北。江忠淑毕竟是楚勇的人，不在湘军的主体范畴，王錱可不一样，他是湘军初建的老人，最初的湘勇就是他和罗泽南等人拉起来的，甚至湘乡知县朱孙诒想到要在曾国藩的家乡办团练，其建议首先也出自王錱。
像王錱这样的重磅角色，如果对他的行为听之任之，必然引起其他人竞相仿效，这对强调纪律和服从的湘军而言，将是灾难性的，曾国藩不能不加以制约。
在太平军进逼湖北的情况下，吴文镕移札欲调王錱赴援，曾国藩断然拒绝，表示王錱只是裨将之材，不可倚以重任；而且所部器械未利、训练未精、饷粮不足，打会党还凑合，打太平军根本不行。骆秉章其间也曾令王錱率师援鄂，王錱借此写信给曾国藩，索要饷银二万两，弁勇预支口粮，曾国藩同样没有应允。
曾国藩不答应，倒不是纯粹心眼小，要给王錱小鞋穿，说到底还是南昌之战给他带来的启示。南昌之战是湘军出省的第一战，死了八十个人。八十个人放在别的军队里看似不多，在湘军里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为已接近一营兵力的四分之一，而且其中还有七个是可以带兵的儒生骨干。当然如果那是个胜仗，则该另当别论，但恰恰又是败仗。在一支初建军队里，信心就像黄金一样珍贵，几次败仗一打，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泄气，这是做多少动员都没用的。
不能轻易与太平军作战，从而误人误己，这是曾国藩的想法和坚持；也是他即使明知要驳骆秉章的面子，也坚决不让邹寿璋营从浏阳移防岳州的原因。
由于不能援鄂，省府财政也困难，王錱不得不自行将所部裁减了一千；同时就他个人而言，也失去了一次向外省发展的机会。王錱对此心存芥蒂，加紧扩充实力，欲自成一军的意图和迹象越来越明显。曾国藩不得不采取措施，借雷霆之威来迫使其自敛羽翼。他对王錱提出了硬性要求：除原带一营外，新招募者只能留两营或三营；营官必须由衡阳大营予以任命，并按湘军统一营制编练。
王錱敢跟曾国藩闹分裂，上面是有人的。骆秉章站了出来，让王錱暂缓裁撤，加紧操练，听候调遣。有骆秉章给他撑腰，王錱便对曾国藩的命令开始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鉴于已无法正常指挥王錱及其所部，同时也为了防止王錱式事件在湘军中连续发生，曾国藩考虑再三，终于决定和王錱摊牌，两人彻底决裂。自此以后，王錱完全投靠于骆秉章门下，且自定营制、自派营官，自成体系，和楚勇一样独立于曾国藩系湘军之外，人们习惯称之为老湘营。
在王錱分裂风波的三个多月中，曾国藩又先后成立了几个营，一营编制扩展为五百人（湘军还有非湘籍营官统领的小营，仍是三百多人）。曾国藩自己节制十五营，加上归骆秉章节制的老湘营，总计已有大小二十营，八千多人。
陆师之外，筹办水师也在讨论之中。清廷早就批准了江忠源的相关奏疏所请。江忠源也单独致函曾国藩，要曾国藩以办船炮为当务之急，并主持制造船炮事宜。曾国藩虽然完全赞同，但建立水师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湖南官绅而言，都是一个崭新课题。张亮基所建湖南水师在田家镇的全军覆灭，更让曾国藩感到心中无底，所以迟迟没能着手。
这一时期，全国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战区，即东战区、北战区和西战区。就太平军方面来说，北战区，北伐军已遭到堵截；东战区，扬州被围，频频告急；西战区，因兵力不足，在占领汉口、汉阳后又被迫退出。
东王杨秀清等人认为，分兵四出，是造成太平军在三大战区均出现被动的主因，于是决定调整战略，缩短战线。即今后把以武昌为中心的西战区作为关键，在西战区，又将两湖地区作为主攻方向；在具体策略上，先夺取安徽，然后再集中兵力继续西征，攻占两湖。
襟江带湖的安徽由此成为战争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早在南昌撤围时，西征军兵分两路，石祥祯、韦俊从九江溯江而上；胡以晃、曾天养则返安庆，负责经略皖北。1853年10月中旬，胡、曾奉命从安庆出发，直扑安徽省治庐州府，太平军兵锋所向，锐不可当。皖省全境为之震动，清廷急命刚刚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不久的江忠源前往庐州，以阻击太平军北进。
就在赴庐州途中，江忠源又一次给曾国藩写信，请曾国藩赶快筹办船炮，训练水勇，然后蔽江东下；并强调若不如此，则长江流域各省将永无宁日。田家镇一役显然令江忠源无法释怀，他在信中一再嘱咐曾国藩：船炮都要自造、自制，水勇要自练，最后队伍还要自统。一句话，就是建立湘军自己的水师，这支水师必须和陆师一样能打仗，而绝不可步前湖南水师的后尘。
虽然江忠源已几次谈及要建立水师，但以这一次提得最为明确和恳切。曾国藩深受触动，这才认定，筹办水师已刻不容缓。1853年11月24日，他上奏朝廷，拟截饷在衡州试办水师，并由此开始了编练水师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