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

曾国藩移师衡州后，由于采取了自筹军饷的方式，募兵条件反而比长沙时期大为改善。看到待遇优厚，应募者非常踊跃，不少农民为了能当兵，基至愿意自己先出钱注册。在这种情况下，当骆秉章写信劝他回长沙时，曾国藩即以轻松洒脱的口气在回复中一口婉拒，并说他在衡州其实比在长沙更好办事，“捐资多就多募，捐资少则少募，多一点少一点，全凭自己做主。”

衡州期间，曾国藩不但放开了手脚，也因为减少了与骆秉章等人的直接冲突，彼此间的关系得以缓和。同时新到任的湖广总督吴文镕又是曾国藩的会试座师，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书信来往不断。湖广总督兼管湖南，这对湖南大吏不能不产生影响，进而又加强了曾国藩的地位。

饶是如此，由于各自的想法、立场和利害关系不同，曾国藩、骆秉章仍然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冲突。在太平军攻占田家镇后，两湖形势陡然变得紧张，骆秉章便传令驻浏阳的邹寿璋营移防岳州，但曾国藩表示反对。

别说太平军尚未进入湖南，即便已经来了，三百来个人，能堵得住吗？好不容易训练出来的一个营，岂能如此轻易葬送？曾国藩命邹寿璋原地防守，并且强调今后邹寿璋除非接到他本人的调令，否则不准移营。

邹寿璋接到曾国藩的指示后，果然一动不动。省府脸面大失，长沙知府仓少平直接致书曾国藩，指责他的这一做法导致号令不一——湘军是湖南的军队，怎么连堂堂湖南巡抚都不能调兵了？作为当事人，骆秉章自然更加耿耿于怀。他是个城府极深的老官僚，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心里则在盘算着，如何找机会分化和直接掌握一支湘军，以便今后可以不在军事上完全依赖曾国藩。

有一次，王錱带湘勇三百，会合楚勇剿平了衡山一带会党，回来后很自负地夸口说：“若我有勇三千，必将粤匪扫荡！”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骆秉章记在了心里，认为王錱此人可以加以利用。

此时湘军已扩建至九营，按一营定额三百六十人算，计有三千多人。考虑到江忠源在湖北无兵，曾国藩计划再扩充六千人，合成一万之数，待训练完成后，全部派到前线交给江忠源统率。正好王錱急思为南昌之役中战死的同窗报仇，上书曾国藩请求扩军，两人一拍即合，遂在衡州商定：由王錱出面募勇六营即两千多人。但也同时达成君子协定，即军饷不能取自藩库，武器不能取自于省府。

王錱之前已被保举为县丞，在回乡募勇时，他大摆排场和官势，出入鸣锣，仪仗开道，引得乡邻侧目。这还罢了，他又违背与曾国藩的协议，募勇多至三千四百人。募勇易，筹饷难。曾国藩并非不想加速扩军，只是限于实际条件，只能一步步来，未承想王錱志高心野，连商量都不跟他商定，就擅自做出了决定。那么，王錱到底打算怎么解决多出来的费用呢？他去了省城，向湘抚骆秉章请饷。

骆秉章正中下怀，满口应承，当场便拨出一万两饷银交给王錱。王錱喜滋滋地打道回府，自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问题，殊不知这也同样违背了当初与曾国藩的协议。在曾国藩看来，募勇所需费用若一切取自于官，就等于改变了募勇的性质，把自主发展的“义勇”变成了依附官府的“官勇”。后者是绿营和楚勇走过的道路，恰恰是他建立湘军的过程中坚决要予以摒弃的。

王錱长沙之行，不仅请得军饷，更重要的是还直接和省中大吏挂上了钩，骆秉章对他大加称赞和笼络。王錱既已招募三千多人，兵力上不比曾国藩现有的湘军少，又得湘抚器重，饷械不愁。渐渐地，他便不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表现在外，就是与以骆、左为首的省中府吏关系日益密切，而与曾国藩的关系则渐渐疏远，也不再事事向曾国藩请示和汇报。 /ZclHbxeU3tL2Makf2SakjPqRPKYVgic9QaSc9UyVZExftYQmlnqlGikSyX8uG3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