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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大量兵力被牵制于南昌，但却始终未能克城，杨秀清感到如此顿兵挫锐，对全局不利，于是决定撤南昌之围，转攻皖北和湖北。1853年9月24日，西征军奉命撤离南昌，赖汉英等人乘南风大作，扬帆渡鄱阳湖出长江，向北进兵。
江忠源守住南昌，使太平天国失去了通过江西向华南扩展的一次良机，因而声名大震。楚勇和首次出省作战的湘勇亦受到外界的交口称赞。
然而问题随后就出现了。南昌解围后，江西给楚勇提供了犒赏军银两万两，江忠济取了赏银后没有马上发给勇丁。勇丁大哗，认为江忠源兄弟“侵吞赏银”，为此揭竿鼓噪，不仅拥进抚院衙门闹事，而且还打伤了江忠源的家丁。次日，一千余楚勇又纷纷自行散归回乡，其中多为健壮能战的弁勇。这对楚勇而言，近乎伤筋动骨，所部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曾国藩先前与楚勇接触时，就发现楚勇一方面战功赫赫，声名卓著；另一方面却纪律松懈，多数勇丁都骄悍不驯，难以驾驭。为此他曾致信江忠源，让他加以注意。江忠淑部的中途溃逃，以及楚勇的自行解散，证实了曾国藩的担心绝非多余。除此之外，他还意外地发现，楚勇的来源极为复杂，名义上募自于新宁，其实衡、永、郴、桂，甚至贵州、四川，无所不有。很多非新宁籍的勇丁其实已经是老兵痞了，因为在军队里待的时间长了，见多识广，连千金之赏或五六品的官衔都很难打动他们，要予以调拨和指挥自然不易。
令曾国藩尴尬和生气的是，新募湘勇的表现也不比楚勇更好。此次出援南昌，康景晖部为了索要赏银，差点闹事。另外还有一部分新募湘勇因为没拿到赏银，竟然效仿楚勇一哄而散。
与绿营相比，赴援南昌的楚勇和湘勇也展示出了令人振奋的新气象。绿营作战，最恶劣的一点，就是“败不相救”四个字，平时见友军胜利就羡慕嫉妒恨，唯恐赏银都被对方抢去；但等到友军陷于困境，却又袖手旁观。正如曾国藩所指出的，“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挽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楚勇、湘勇皆无此弊病，没有败不相救，甚少互相械斗仇杀等恶习；同时皆剽悍能战，打出了“勇敢之名”。在这方面，湘勇甚至已经赶上和超过了楚勇。
不受绿营习气的腐蚀这一点，先把湘军与绿营区分开来。湘勇出事，出在未经充分训练的新募湘勇，至于由曾国藩亲自训练的诸营，包括罗泽南部，不仅与绿营完全相反，而且也没有楚勇的毛病，这就又把湘勇与楚勇区分开来。
不久，出援南昌的湘勇数营大部分都遭到裁汰，表现不佳的新募弁勇全部被打发回家。曾国藩只留下了那些训练有素并经过实战锻炼的弁勇。出援南昌的行动，让曾国藩更深刻地认识到从严治军的重要性，对弁勇的招募、挑选和训练，也变得更加严格。
募兵必然涉及军饷，自曾国藩移驻衡州后，湘军的饷源一度成了大问题。原因自然是曾国藩已和骆秉章等人近乎闹僵，难以再向他们开口了；同时，省内一直财政拮据，过去就算拨款，也是时断时续，使得曾国藩始终不能放开手脚募兵。
曾国藩原本就有不取自于藩库，在经济上与经制兵八旗、绿营完全分离的打算。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省府给湘军全额拨款，曾国藩做起事来，就不能不同湘抚等地方大吏商量，甚至受他们调动和安排。再者，只有不从国库和藩库中开支，湘军也才能在官兵待遇上自订章程，以及持续实行“粮重赏优”的特殊待遇，否则就可能引起很多人的非议和阻挠。
曾国藩痛下决心，除留在长沙一带的湘军勇营，仍由湖南藩库供饷外，迁往衡州的湘军主力以及大营的日常开支，全部进行自筹。自筹军饷这件事，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曾国藩最初想到的办法是劝捐，为此他一面呼吁湘潭富户慷慨解囊，一面拟定简明章程，在有关州县设局劝捐，敦请各地士绅相助。奈何湖南经济每况愈下，农民穷，士绅也没有想象中富足，虽然也有富户主动捐钱捐银，但多数都不踊跃。曾国藩来衡州两月有余，一共才筹集到两万余串钱，相比于湘军所需军饷，实在是杯水车薪。
曾国藩一咬牙一跺脚，将劝捐改成了勒捐。何谓勒捐？即勒令捐款之意，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勒索：张家多少，李家若干，进行摊派，限期限量，不交钱便以抗捐为由抓人。比如有个杨员外，劝捐时不愿解囊，曾国藩便派人把他亲弟弟抓了起来；杨员外见势不好，只得乖乖地掏出了两万两银子。
曾国藩不仅勒捐一般富户，就连失势的官宦之家也不放过。已故两江总督陶澍、武昌城破时殉职的湖北巡抚常大淳，这两家都没能逃过曾国藩的“魔掌”。陶家当时由陶澍的独子陶桄主持，陶桄是左宗棠的女婿，因为这件事，曾国藩和左宗棠还闹得很不愉快，并从此埋下了两人不和的种子。
勒捐固然粗暴，但却行之有效，湘军所得到的捐款数额剧增，到了年底，当月就已经达到六万串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