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馆事件

消息传到长沙，其他湘军书生在悲痛之余，也激起了同仇敌忾之心。性格特别容易激动的王錱更是跺着脚，宣称要带领湘中子弟，立刻进入江西作战，以为诸人报仇雪耻。

南昌之战是湘军作为独立的军事力量，第一次大规模出省作战。其组织之认真高效，出击之果敢迅捷，与当时清廷征调的缓慢，绿营行军的拖沓，形成鲜明对照。湘勇出师未捷，固然令人不快，但也必须看到，这毕竟是他们首次参加实战。第一次面对生死考验，就能无惧无畏地深入敌阵，可谓虽败犹荣。曾国藩募练湘军的信心因而大增，他告诉王錱等人：他将继续派兵前去南昌，与敌人血战到底；而且就算敌人从南昌撤逃，他还会率部径赴江南，驰驱河北（此时太平军已开始北伐）。反正不把太平军彻底消灭，事情就不能完。

正当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摩拳擦掌，加紧备战，誓与太平军决一雌雄之际，长沙突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围馆事件。

按旨意所示，曾国藩的任务主要是办团，但他出于公心，也注意考察驻省城的绿营，力求加以整顿。绿营官兵平时闲散惯了，根本吃不了苦，也不愿受曾国藩的指挥和约束；曾国藩不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绿营，还激起反弹。有一天晚上，营兵竟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打伤门丁，冲入院内，大有不得曾国藩不甘心之势。

巡抚骆秉章虽支持曾国藩办团，但也渐渐对他产生了意见。认为曾国藩和其他省的团练大臣不同，平时伸手太长，从地方事务到军队事务，都要任意干预；在破坏官场规矩，影响省府权威的同时，还屡屡将他这个湘抚置于难堪境地。

事实上，不光骆秉章，当时省府很多文武官员都对曾国藩不满。直接掌管绿营的提督鲍起豹更与曾国藩势同水火，围馆事件就是他从中进行操纵的结果。骆秉章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巡抚衙门与曾公馆仅一墙之隔，但在围馆事件发生时，却装聋作哑，佯作不知；直到曾国藩上门求助，才故作惊讶地出面进行调解。所谓调解也只是劝住营兵，不让事态继续扩大而已；对于这一以下犯上的严重事件，并未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是偏袒绿营，故意卖人情给绿营将领，以此对曾国藩予以制衡和警告。

曾国藩身边幕僚对此都很愤怒，主张上奏朝廷，告御状，曾国藩却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他叹息道：“外面的局势已经如此紧迫，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大乱就算了，怎么还敢拿这种事去打扰君父呢？我躲着他们就是了。”事实上，这时的曾国藩和骆秉章谁都奈何不了谁。骆秉章的做法虽容易留人话柄，但他并没有可供人弹劾的明显劣迹；曾国藩即便上疏，也未必告得了他，反而会让自己在湖南的处境更加困难。

骆秉章方面也一样。曾国藩是全省士绅的领袖，练兵办团又已初见成效，为此还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嘉许；如果骆秉章贸然上疏参劾，也很可能落得偷鸡不着反蚀把米的下场。更重要的是，正如曾国藩所言，其时全面形势对清廷非常不利，北伐军长驱突进，西征军也在步步进逼。紫禁城内的咸丰皇帝焦虑万分，不管接到曾、骆哪一边的告状折子，他都没准会火冒三丈：你们这帮人外战外行，内斗起来倒一个比一个起劲。

湖南是白莲教、天地会和少数民族起义三大反清力量的交汇区，尤其白莲教、天地会，自道咸年间以来，其势头一直在不断加强。虽然在太平军过境湖南时，大量会众已加入太平军并随其东去，但余众仍潜伏湖南各处，伺机起事。在太平军发起西征后，起义便开始连续爆发，以致“月月不免，县县相继”，湘南情况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曾、骆再有隔阂，公开场合也不能不给对方留下余地，以便必要时仍可相互助力。曾国藩对此一言道破：“时事如此，若非同心协力，勉强支撑，愈不可问。”

曾国藩从赴长沙起，就将镇压会党也即所谓“除暴”，放在与建军同等重要的位置。每当建军因缺饷而不能大举进行时，他就侧重于“除暴”，甚至派援江西，也没有妨碍他加紧“除暴”。围馆事件后，曾国藩便将公馆移往衡州，这样既能远离人事旋涡，避开省城官吏及绿营的忌妒、抵制、排斥；又可以方便镇压湘南会党，在他看来，乃一举两得之策。 fE2GaoDLw74LAkiELAiFJkZpzjhXwgZ0mUi4r1hJX8dreSmHWMieeK1JmUqjEGX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