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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微澜》写成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从今天算上去，已二十年了。
我出生于一八九一年。当一九一一年，我尚是一个旧制中学未毕业的学生时，曾参加过四川保路同志会运动；一九一五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七月，又曾在成都当过报馆主笔和编辑；与社会接触面较宽，对于当前社会生活以及它的激动和变革，不免有些研究、观察，甚至预测它未来的动向。虽然后来转业教书、办工厂，但对社会的认识，多少有了一点基础，尽管这基础还很薄弱。
因此，从一九二五年起，一面教书，一面仍旧写一些短篇小说时，便起了一个念头，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联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
直到一九三五年，决意离开重庆一家私营修船厂，回住成都之前，把这计划写信告知当时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负责任的舒新城先生，问他能不能接收出版给稿费。他回信说，可以。我才专力从事于写作。
我那时的计划，是以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的革命为中点，此之前分为三小段，此之后也分为三小段。预先布局出的，是此前的三小段，同时把名字也拟定了，即《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
《死水微澜》的时代为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一年，即甲午年中国和日本第一次战争以后，到辛丑条约订定时的这一段时间。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教民与袍哥）的相激相荡。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
《暴风雨前》的时代为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九年，即辛丑条约订定，民智渐开，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已在内地勃兴，到己酉年，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容忍腐败官僚压制的这一段时间。背景是成都。主要内容是写一个半官半绅家庭和几个当时所谓志士的形成和变化。（其中，一九〇七年，即丁未年，成都逮捕革命党人，是真事。虽然有案可据，但也加了工，艺术化了的。）
《大波》是专写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这是晚近中国历史上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因它而引起了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结束了清朝二百六十七年（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年甲申至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专制统治。但这运动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当时参加这运动的人，也往往蔽于它那光怪陆离的外貌，而不容易说明它的本质。我有意要把这一个运动分析综合，形象化地具体写出。但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得顶糟。预定分四册写完，恰第四册才开始，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对日抗战的大事发生，第四册便中断了。从此，在思想上也背上了一个包袱，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
一九五四年五月，作家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叫我把《大波》大大修改一下重印。我考虑之后，仍然主张《大波》必须重写，而且要另起炉灶地重写。又考虑到这三部小说是有联续性的，重写《大波》，还应该把前两部中的典型人物统一下来，贯串下来，表现方面就更宽一些，也更具体些。才又建议作家出版社，还是先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依次重印的好。及得允诺，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起，才着手修改。
《死水微澜》修改得少一些；《暴风雨前》更动较大，抽去几章，补写几章，另外修改的也有四分之一；《大波》哩，或者今年八月以后可以开笔。
至于一九一一年以后，更有意义的几个段落，当然也想写出。但现在说来似乎早了点，且等《大波》写完后再作计划好了。
李劼人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二日于成都菱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