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l899—1961)是世界文坛最为著名、最有个性的巨擘之一。他的父亲是名医生，酷爱打猎、钓鱼等户外活动，他的母亲喜爱文学，这一切都对海明威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学毕业后，海明威曾在堪萨斯的《星报》当了六个月的实习记者。这家报社要求新闻报道简捷明快，海明威深受其益，形成了洗练的文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奔赴意大利战场，曾多次负伤。大战结束后，他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勇敢奖章”。此后，他作为记者常驻巴黎，一面写新闻报道，一面写小说。

在写作风格方面，正如英国作家赫·欧·贝茨所说，海明威那简约有力的文体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在许多欧美作家身上留下了痕迹。海明威尊奉美国建筑师罗德维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使作品趋于精练，缩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并提出了“冰山原则”，只表现事物的八分之一，使作品充实、含蓄、耐人寻味。海明威的写作态度极其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据说他每天开始写作时，要先把前一天写的文稿读一遍，读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打字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的三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主张“去掉废话”，在修改时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每一句、每一段都达到“精益求精”。还有人说，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膝盖被子弹打碎，海明威必须站着写作，久而久之形成了“永远站着”的“强硬”风格，字句也异常简练。自杀前，他留下遗言，要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恕我再也不能站起来了”。不管原因如何，反正他惜墨如金，字字句句都是详细推敲的结晶。虽然没有开创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却是一位开了一代文风的语言艺术大师。1929年，《永别了，武器》问世，以后又发表了《有的和没有的》（1937）、《丧钟为谁而鸣》（1940）和《过河入林》（1950）等几部长篇小说。但真正使他留名世界文学史的是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老人与海》于1952年出版，翌年便荣获普利策奖，1954年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虽然作品不多，但他的小说思想性强，令人回味无穷，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德勒·索普曾在《20世纪美国文学》中写道：“尽管海明威的小说要隔很长时间才出版一本，但是在一本新小说出版之前的几个月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并且这种争论在小说出版后的几个月还在继续进行。”海明威的作品大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中充溢着美国人所喜欢的“阳刚之气”。他以高超的艺术手段塑造了一个个敢作敢为的英雄好汉。

正如我国学者于冬云在评论文章中所言：“所谓海明威的文体风格，即赫·欧·贝茨所称道的简洁、干净、含蓄、凝练。这是一种‘绝不矫饰、平易粗放、街头硬汉般的文风’，他尤其擅长用‘那种公牛般的、出于本能的、缺少思想的语言’来陈述他故事中的那些猎人、渔夫、斗牛士、士兵、拳击者的思想和行为。福柯认为，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西方现代社会语言学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男性语体和女性语体是有区别的，并把男性语体归为一种有力语体，把女性语体归为一种无力语体。以此标准来重新审视贝茨一再称颂的海明威的文体风格，便不难发现在这种简洁粗硬的文风下掩盖的男性权力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海明威的叙事文体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话语方式。”获奖后的海明威患有多种疾病，身心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没能再创作出很有影响力的作品，这使他精神抑郁，形成了消极悲观的情绪。1961年7月2日，蜚声文坛的海明威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个世界都为此震惊，人们纷纷叹息这位巨人的悲剧。美国人民更是悲悼这颗美国文坛巨星的陨落。在这个总统死了都不会举国哀痛的国家，海明威何以能令全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就凭他独特的作品，就凭他那硬汉精神！

海明威逝世已六十余年，而他的作品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海明威不死！如何翻译他的作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坚决反对“对号入座”式的字对字翻译，因为这样的译文完全是西语结构，甚至会出现文理不通的现象——每个字读者都是认识的，但就是不知道这些字连在一起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瞿秋白称其为“非驴非马的骡子文”。这样的译文恐怕连小学生的作文也不如，只能算作“信手涂鸦”，乍一看倒是做到了“移形”，却忽略了“传神”。看鼻子、眼睛和装束与原作并无差异，只是少了原作的精气神，像是原作的“木乃伊”，失去了活力。我们建议重视和采用钱锺书的“化境”理论。所谓“化境”，不仅要求译者“移形”，还要“移意”和“移味”，也就是说应该做到“形神兼备”，让原作“投胎转世”，从“译出语”彻底融入“译入语”。其中最难的恐怕要算“移味”，也就是用译文反映原作者的审美情趣、艺术风格以及人生观等重大却又微妙的因素。还有一种倾向也应该警惕，那就是“借景生情”“借题发挥”，只是一味展现自己的文采，全然不顾原作的内容，翻译出的作品只有“张三李四”的味，却缺少了海明威的味。鲁迅曾戏称这样的译文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与原作“风马牛不相及”的译作。瞿秋白当年批评这种不负责任的译者：“……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是欺侮读者，信口开河地乱讲海外奇谈。” 翻译本身就是很难的，翻译海明威的作品更难。翻译得不好，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就没有了“英雄味”，而会变成一个个没精打采、胡言乱语的“小瘪三”——这样的情景是谁也不愿看到的。我就是怀着这份忐忑、警惕之心着手翻译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说的……

方华文
2021年9月1日
作于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