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迄宋,扬州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有所降低,但宋代扬州因地处运河入江的交通要冲,仍作为淮南东路的首府。宋高宗君臣所以选中扬州作为临时的“行在所”,一是因为此地可作游乐和享受的较理想场所,二是准备万一有风吹草动,便於随时渡江南逃。
宋高宗小朝廷迁往扬州前后,凡是李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
朝政昏暗,日甚一日。宦官邵成章倒是宋朝宦官中少见的正人君子。北宋后期,正值宦官童贯势力极盛之际,他居然劾奏童贯五十条罪状,“中外大骇”。此后,邵成章得到宋钦宗的提拔,又在孟太后立宋高宗时有功,在宋宫中成为一个头面人物。他眼看宋室江山有虞,便上疏条具黄潜善和汪伯彦之罪,说他们必致“误国”。宋高宗大怒,说他“不守本职,辄言大臣”,“祖宗以来所未有”,将邵成章“除名,南雄州(治今广东南雄)编管”。
唐宋时,官员的“除名”处罚,是指“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但“六载之后听叙,依出身法”,“诸除名者,比徒三年”,相当於折三年徒刑。
宋高宗事实上不仅不干预,反而一贯纵容宠倖的宦官们作威作福,惟独对直言敢谏的邵成章,却以所谓祖宗家法问罪。宋高宗又罢黜另一宦官、幹办内东门司王嗣昌,他说:“嗣昌为门司,好大言议国政,与邵成章为死党,不可不斥。”黄潜善立即迎合说:“臣一刻之间,三闻陛下大哉王言,此中兴之兆也。”
当时“以言事被逐”的官员尚有吴给和张訚,
又有太学生魏祐上书,“尤知当世大略”,“论黄潜善、汪伯彦误国十罪”,宋高宗也置之不理。
尽管李纲去位,但在外任大臣中,尚有一个升任开封尹、东京留守的宗泽,事实上居於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以文臣身份统兵,虽然并不负责对金作战的全权指挥,而其所率的东京留守司军,却是宋军的中坚。宗泽广泛联络两河抗金义军,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宋高宗得以在扬州行宫中寻欢作乐,黄潜善和汪伯彦得以在小朝廷上威福自恣,其实还是仰仗了宗泽,他的军队在北方形成了一道金人无法逾越的屏障。然而宋高宗君臣,特别是黄潜善和汪伯彦,却将宗泽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
金朝派少府少监牛庆昌等,以出使伪楚为名,来到开封府。宗泽说:“此名为使,而实觇我也。”他将来使拘捕入狱,“乞斩之”。
这其实是处於交战状态的双方一件平常的措置,却使得了恐金软骨症的宋高宗君臣惶恐万状,急忙下令将来使“迁置别馆,优加待遇”。宗泽不服,上奏说:
何奸邪之臣,尚狃和议,惶惑圣聪,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朴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此我大宋兴衰治乱之机也,臣愿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为狂,愿尽赐褫削,投之瘴烟远恶之地,以快奸邪贼。臣之心不胜痛愤激切之至。
宗泽看透了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居心,故在奏中毫不隐讳地斥骂。宋高宗不得不亲自下诏说:
卿弹压强梗,保护都城,宽朕顾忧,深所倚仗。但拘留虏使,未达朕心。朕之待卿尽矣,卿宜体此。
宋高宗屡次强令宗泽释放金使,倔强耿直的宗泽拒“不奉诏”。
黄潜善和汪伯彦抓住这个把柄,在皇帝面前大进谗言。御史中丞许景衡却上奏说,“若只缘拘留金国使人”,“然原其本心,只缘忠义所激,出於轻发”。“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来自京师者,皆言泽之为尹,威名政术,卓然过人。”“又方修守御之备,历历可观。臣虽不识其人,窃用叹慕。”宋高宗虽然嫌恶宗泽,但也考虑到开封府重地,实在别无合适人选,足以倚为国之长城,遂将许景衡奏封送宗泽,以安其心,以示自己的宽恩。
执政张悫也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争议,说:“如泽之忠义,若得数人,天下定矣!”
在北方众多的抗金武装中,庆源府(治今河北赵县)赞皇县五马山的一支,由宋朝官员马扩和赵邦傑领导。马扩听说有宋高宗弟信王赵榛,在被俘北上的过程中逃亡,隐於民间,便将他接到山上。由於以信王的名义作号召,“两河忠义闻风响应,受旗、榜者约数十万人”。此人是否真信王,另当别论。建炎二年(公元1128 年)春,马扩携带信王奏章,来到行在扬州。“黄潜善等皆疑非真,天子识其字”,从笔迹上推断确是信王。或传信王赵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谋”,宋高宗害怕他争夺皇位,便在四月和五月间,一面发表信王任河外兵马都元帅,一面又下诏宣称“朕将还阙,恭谒宗庙”,“诏旨络绎,令一人一骑不得渡河”支援。
当时许景衡已升任尚书右丞,作为执政官的一员,黄潜善和汪伯彦“恶其异己,每排抑之”。至此便以许景衡曾“建请渡江”为藉口,怂恿皇帝将他罢免。许景衡在南归途中病故。
另一执政,中书侍郎兼御营副使、提举措置户部财用张悫虽与李纲、许翰有龃龉,“未尝失同列(黄潜善和汪伯彦)之欢”,而“惟善许景衡”,“自为执政,谏诤愈切,无所顾避”,却也不幸病死。
许景衡和张悫的一罢一死,使朝廷上一时再无与黄潜善和汪伯彦有所抗论的人物,外任的宗泽也完全失去了支援。
建炎元年冬至二年春,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和右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亲自发动凌厉的攻势。金军攻占宋朝一些州县,特别是蹂践了广大的京西路腹地,却在与宗泽军的对抗中遭到挫败,根本无法进逼开封府。一个原先并无军事经验的、年至七旬的老人,转眼间威震南北,成为两宋最优秀的统兵文臣,无论如何是一个奇迹。金军“尊惮”宗泽,不敢直呼其名,“必称宗爷爷”,
“爷爷”意为“父”。
宗泽在金军退却后,积极筹措北伐,准备联络两河的义师,大举收复失地。
宗泽对宋廷一味畏敌妥协,退避东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连上二十四份奏表,请求皇帝还都,亲自主持北伐大计。他直率地批评宋高宗“只信凭奸邪与贼虏为地者之画”,准备“弃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淮南、陕右七路千百万生灵,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恤”。
他斥责“不忠不义者但知持禄保宠,动为身谋,谓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统基业不足惜,谓我京城、宗庙、朝廷、府藏不足恋,谓二圣、后妃、亲王、天眷不足救,谓诸帝、诸后山陵园寝不足护,谓周室中兴不足绍,谓晋室覆辙不足羞,谓巡狩之名为可效,谓偏〔安〕之〔霸〕为可述,储金币以为贼资,桩器械以为贼用,禁守御之招募,虑勇敢之敌贼也,掊保甲以助军,虑流离之安业也。欺罔天听,凌蔑下民,凡误国之事,无不为之”。
如此尖锐的、毫不留情的而又无比痛切的抨击,在宋臣奏议中是很罕见的。这表明宗泽目睹新君即位之初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其满腔悲愤的迸发,已至不容自我抑勒的地步。
宋高宗在口头和纸面上常说“奉迎二圣”,其实不过是为杜人之口。宗泽猜中了皇帝其实不愿父兄南归的心病,为了让皇帝安心,故上奏说,宋徽宗回来可仍旧住龙德宫,“渊圣将来还归,未有莅止之处。臣欲乞将宝箓宫改建,以为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悌於兄也”。宋高宗“不报”。
一个在官场蹭蹬和屈沉了数十年的老人,已届古稀之年,却不得不为国家的前途,进行着人生的最后一搏。当心力交瘁之余,宗泽在奏中感慨万端地说:
臣犬马之齿已七十,於礼与法,皆合致其事,以归南亩。臣漏尽钟鸣,犹仆仆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贪冒也。实为二圣蒙尘北狩,陛下驻跸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后时,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统之绪。
宗泽一道又一道足以感动木石的奏疏,到达朝廷,“黄潜善、汪伯彦皆笑以为狂”。
宋高宗对待其奏请,或置之不理,或虚与敷衍,或屡加呵斥和刁难。这位斗志极端顽韧的老人,最后终於忧愤成疾,一病不起。在病重期间,宗泽转念自己惨淡经营,刚付诸实施的北伐计划,不由吟哦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名句: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弥留之际,宗泽上遗表说,“岂谓余生,忽先朝露”,“神爽飞扬,长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贻千古之羞”,“嘱臣之子,记臣之言,力请銮〔舆〕,亟还京阙,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将出师,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谏”。在七月一个“风雨冥晦”的日子,宗泽最后三呼“过河”,赍志以殁。开封府的百姓“为之号恸”,“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三日祭吊,来哭不绝”。
最明了宗泽之死后果的,莫过於身处贬谪地位的李纲,他写诗痛悼死者说:
梁摧大厦倾,谁与扶穹窿?
一个士人吴芾也写诗说:
古来有生皆有终,
惟公存亡系休戚。
宗泽死后,宋高宗的小朝廷一时再无一个足以支撑危局的人物。宋廷命北京留守杜充继任开封尹、东京留守,“命充镇抚军民,尽瘁国事,以继前官之美;遵禀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杜充与黄潜善、汪伯彦可谓一丘之貉,其实也无须宋廷另作告诫。他上任伊始,立即中止北伐,并断绝对两河抗金义军的任何联系和支援。
杜充面对金军发动的冬季攻势,惟一的对策是掘开黄河,使河流改道入淮,
却并不能阻遏金军。金军不但攻占河北与河东的最后一批州县,并攻入陕西、京西和京东地区。宋朝在靖康时的失地其实不多,失地三分之一,主要是在宋高宗的建炎时。
北方很多抗金义军先后遭金兵镇压。著名的五马山寨也被攻破,自称信王赵榛者下落不明。
宋高宗得知五马山寨被攻破的消息后,实际上是喜不自胜,便将原先宣布的回开封旧京的诏令当作一纸废文,而心安理得地住在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