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宗泽赍志以殁

自唐迄宋，扬州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有所降低，但宋代扬州因地处运河入江的交通要冲，仍作为淮南东路的首府。宋高宗君臣所以选中扬州作为临时的“行在所”，一是因为此地可作游乐和享受的较理想场所，二是准备万一有风吹草动，便於随时渡江南逃。

宋高宗小朝廷迁往扬州前后，凡是李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 朝政昏暗，日甚一日。宦官邵成章倒是宋朝宦官中少见的正人君子。北宋后期，正值宦官童贯势力极盛之际，他居然劾奏童贯五十条罪状，“中外大骇”。此后，邵成章得到宋钦宗的提拔，又在孟太后立宋高宗时有功，在宋宫中成为一个头面人物。他眼看宋室江山有虞，便上疏条具黄潜善和汪伯彦之罪，说他们必致“误国”。宋高宗大怒，说他“不守本职，辄言大臣”，“祖宗以来所未有”，将邵成章“除名，南雄州（治今广东南雄）编管”。 唐宋时，官员的“除名”处罚，是指“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但“六载之后听叙，依出身法”，“诸除名者，比徒三年”，相当於折三年徒刑。 宋高宗事实上不仅不干预，反而一贯纵容宠倖的宦官们作威作福，惟独对直言敢谏的邵成章，却以所谓祖宗家法问罪。宋高宗又罢黜另一宦官、幹办内东门司王嗣昌，他说：“嗣昌为门司，好大言议国政，与邵成章为死党，不可不斥。”黄潜善立即迎合说：“臣一刻之间，三闻陛下大哉王言，此中兴之兆也。” 当时“以言事被逐”的官员尚有吴给和张訚， 又有太学生魏祐上书，“尤知当世大略”，“论黄潜善、汪伯彦误国十罪”，宋高宗也置之不理。

尽管李纲去位，但在外任大臣中，尚有一个升任开封尹、东京留守的宗泽，事实上居於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以文臣身份统兵，虽然并不负责对金作战的全权指挥，而其所率的东京留守司军，却是宋军的中坚。宗泽广泛联络两河抗金义军，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宋高宗得以在扬州行宫中寻欢作乐，黄潜善和汪伯彦得以在小朝廷上威福自恣，其实还是仰仗了宗泽，他的军队在北方形成了一道金人无法逾越的屏障。然而宋高宗君臣，特别是黄潜善和汪伯彦，却将宗泽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

金朝派少府少监牛庆昌等，以出使伪楚为名，来到开封府。宗泽说：“此名为使，而实觇我也。”他将来使拘捕入狱，“乞斩之”。 这其实是处於交战状态的双方一件平常的措置，却使得了恐金软骨症的宋高宗君臣惶恐万状，急忙下令将来使“迁置别馆，优加待遇”。宗泽不服，上奏说：

何奸邪之臣，尚狃和议，惶惑圣聪，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朴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此我大宋兴衰治乱之机也，臣愿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为狂，愿尽赐褫削，投之瘴烟远恶之地，以快奸邪贼。臣之心不胜痛愤激切之至。

宗泽看透了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居心，故在奏中毫不隐讳地斥骂。宋高宗不得不亲自下诏说：

卿弹压强梗，保护都城，宽朕顾忧，深所倚仗。但拘留虏使，未达朕心。朕之待卿尽矣，卿宜体此。

宋高宗屡次强令宗泽释放金使，倔强耿直的宗泽拒“不奉诏”。 黄潜善和汪伯彦抓住这个把柄，在皇帝面前大进谗言。御史中丞许景衡却上奏说，“若只缘拘留金国使人”，“然原其本心，只缘忠义所激，出於轻发”。“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来自京师者，皆言泽之为尹，威名政术，卓然过人。”“又方修守御之备，历历可观。臣虽不识其人，窃用叹慕。”宋高宗虽然嫌恶宗泽，但也考虑到开封府重地，实在别无合适人选，足以倚为国之长城，遂将许景衡奏封送宗泽，以安其心，以示自己的宽恩。 执政张悫也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争议，说：“如泽之忠义，若得数人，天下定矣！”

在北方众多的抗金武装中，庆源府（治今河北赵县）赞皇县五马山的一支，由宋朝官员马扩和赵邦傑领导。马扩听说有宋高宗弟信王赵榛，在被俘北上的过程中逃亡，隐於民间，便将他接到山上。由於以信王的名义作号召，“两河忠义闻风响应，受旗、榜者约数十万人”。此人是否真信王，另当别论。建炎二年（公元1128 年）春，马扩携带信王奏章，来到行在扬州。“黄潜善等皆疑非真，天子识其字”，从笔迹上推断确是信王。或传信王赵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谋”，宋高宗害怕他争夺皇位，便在四月和五月间，一面发表信王任河外兵马都元帅，一面又下诏宣称“朕将还阙，恭谒宗庙”，“诏旨络绎，令一人一骑不得渡河”支援。

当时许景衡已升任尚书右丞，作为执政官的一员，黄潜善和汪伯彦“恶其异己，每排抑之”。至此便以许景衡曾“建请渡江”为藉口，怂恿皇帝将他罢免。许景衡在南归途中病故。 另一执政，中书侍郎兼御营副使、提举措置户部财用张悫虽与李纲、许翰有龃龉，“未尝失同列（黄潜善和汪伯彦）之欢”，而“惟善许景衡”，“自为执政，谏诤愈切，无所顾避”，却也不幸病死。 许景衡和张悫的一罢一死，使朝廷上一时再无与黄潜善和汪伯彦有所抗论的人物，外任的宗泽也完全失去了支援。

建炎元年冬至二年春，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和右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亲自发动凌厉的攻势。金军攻占宋朝一些州县，特别是蹂践了广大的京西路腹地，却在与宗泽军的对抗中遭到挫败，根本无法进逼开封府。一个原先并无军事经验的、年至七旬的老人，转眼间威震南北，成为两宋最优秀的统兵文臣，无论如何是一个奇迹。金军“尊惮”宗泽，不敢直呼其名，“必称宗爷爷”， “爷爷”意为“父”。 宗泽在金军退却后，积极筹措北伐，准备联络两河的义师，大举收复失地。

宗泽对宋廷一味畏敌妥协，退避东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连上二十四份奏表，请求皇帝还都，亲自主持北伐大计。他直率地批评宋高宗“只信凭奸邪与贼虏为地者之画”，准备“弃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淮南、陕右七路千百万生灵，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恤”。 他斥责“不忠不义者但知持禄保宠，动为身谋，谓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统基业不足惜，谓我京城、宗庙、朝廷、府藏不足恋，谓二圣、后妃、亲王、天眷不足救，谓诸帝、诸后山陵园寝不足护，谓周室中兴不足绍，谓晋室覆辙不足羞，谓巡狩之名为可效，谓偏〔安〕之〔霸〕为可述，储金币以为贼资，桩器械以为贼用，禁守御之招募，虑勇敢之敌贼也，掊保甲以助军，虑流离之安业也。欺罔天听，凌蔑下民，凡误国之事，无不为之”。 如此尖锐的、毫不留情的而又无比痛切的抨击，在宋臣奏议中是很罕见的。这表明宗泽目睹新君即位之初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其满腔悲愤的迸发，已至不容自我抑勒的地步。

宋高宗在口头和纸面上常说“奉迎二圣”，其实不过是为杜人之口。宗泽猜中了皇帝其实不愿父兄南归的心病，为了让皇帝安心，故上奏说，宋徽宗回来可仍旧住龙德宫，“渊圣将来还归，未有莅止之处。臣欲乞将宝箓宫改建，以为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悌於兄也”。宋高宗“不报”。 一个在官场蹭蹬和屈沉了数十年的老人，已届古稀之年，却不得不为国家的前途，进行着人生的最后一搏。当心力交瘁之余，宗泽在奏中感慨万端地说：

臣犬马之齿已七十，於礼与法，皆合致其事，以归南亩。臣漏尽钟鸣，犹仆仆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贪冒也。实为二圣蒙尘北狩，陛下驻跸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后时，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统之绪。

宗泽一道又一道足以感动木石的奏疏，到达朝廷，“黄潜善、汪伯彦皆笑以为狂”。 宋高宗对待其奏请，或置之不理，或虚与敷衍，或屡加呵斥和刁难。这位斗志极端顽韧的老人，最后终於忧愤成疾，一病不起。在病重期间，宗泽转念自己惨淡经营，刚付诸实施的北伐计划，不由吟哦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名句：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弥留之际，宗泽上遗表说，“岂谓余生，忽先朝露”，“神爽飞扬，长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贻千古之羞”，“嘱臣之子，记臣之言，力请銮〔舆〕，亟还京阙，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将出师，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谏”。在七月一个“风雨冥晦”的日子，宗泽最后三呼“过河”，赍志以殁。开封府的百姓“为之号恸”，“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三日祭吊，来哭不绝”。

最明了宗泽之死后果的，莫过於身处贬谪地位的李纲，他写诗痛悼死者说：

梁摧大厦倾，谁与扶穹窿？

一个士人吴芾也写诗说：

古来有生皆有终，
惟公存亡系休戚。

宗泽死后，宋高宗的小朝廷一时再无一个足以支撑危局的人物。宋廷命北京留守杜充继任开封尹、东京留守，“命充镇抚军民，尽瘁国事，以继前官之美；遵禀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杜充与黄潜善、汪伯彦可谓一丘之貉，其实也无须宋廷另作告诫。他上任伊始，立即中止北伐，并断绝对两河抗金义军的任何联系和支援。 杜充面对金军发动的冬季攻势，惟一的对策是掘开黄河，使河流改道入淮， 却并不能阻遏金军。金军不但攻占河北与河东的最后一批州县，并攻入陕西、京西和京东地区。宋朝在靖康时的失地其实不多，失地三分之一，主要是在宋高宗的建炎时。

北方很多抗金义军先后遭金兵镇压。著名的五马山寨也被攻破，自称信王赵榛者下落不明。

宋高宗得知五马山寨被攻破的消息后，实际上是喜不自胜，便将原先宣布的回开封旧京的诏令当作一纸废文，而心安理得地住在扬州。 rknqRjMQ98QCuP8dlNp1tyebJfkzx6jOL80/JEB4cMAgQ0evLH77HSf9Zjagg4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