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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罢相，震动朝野，使一些稍有血性的士大夫感到难以保持缄默。镇江府丹阳县（今属江苏）人陈东是北宋末年的太学生，曾领导数万人伏阙上书的爱国群众运动，名望极高。他其实与李纲并不相识，但听到罢相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论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乞亲征，邀请二帝”，又指责宋高宗“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归来，不知何以处”。
另一抚州崇仁县（今属江西）士人欧阳澈也上书，“极诋用事者”，并且“语侵宫掖”，指责宋高宗“宫禁宠乐”，
无非是批评皇帝沉湎女色、宠信宦官之类。事实上，女色自然是新皇帝的第一紧切需要，他曾下“圣旨”，命御药院“下开封府买拆洗女童不计数”，广选“姝丽”，“举封其臂”，其真正目的自然决非供“拆洗”之用。一时“搜求之甚，过於攘夺，愁怨之声，比屋相闻”。
经过专制禁网的过滤，陈东和欧阳澈上书的原文已不复传世。但是，他们切直无隐的忠言，却刺中了宋高宗的灵魂深处，使他恼羞成怒。宋高宗亲下“手批”，将两人处斩於应天府东市。陈东含笑对面有难色的吏胥说：“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他在临刑前作家书，“墨行整整，区处家事，皆有条理”，“略无惨戚战慄之意”。陈东和欧阳澈慷慨就义，时年仅四十二岁和三十一岁。他们死后，还“枭首通衢，以竦天下”，人们“识与不识皆为流涕”。
许翰任尚书右丞，作为辅助宰相的执政官之一，为时仅一个月。他与李纲相交“最厚”。李纲罢相后，许翰对宋高宗说：“纲忠义英发，舍之无以佐中兴，今罢纲，臣留无益。”
他力请辞职，“犹辍班列奏事”。
一天晚上，他看到黄潜善“独留甚久”。翌日，在宰辅奏对时，宋高宗对黄潜善说：“昨夕二人已处之矣。”接着皇帝又“泛言欧阳澈书论朕宫禁宠乐，恶有此事。陈东书必欲留李纲，归曲朝廷。”许翰听到这些无头无尾的圣谕，一时颇感“茫然，初不知其端也”。罢朝后，他立即诘问黄潜善：“上所处者何人？”黄潜善回答：“即后所指陈东、欧阳澈也。”许翰又问：“处之如何，岂已逐之耶？”黄潜善说：“斩之矣！”他还诡称“将论救，已不及”。许翰如梦初醒，大惊失色。
他对人说：“吾与东皆争李纲者，东戮东市，吾在庙堂，可乎？”许翰接连上奏八份，力辞执政，宋高宗当即将他罢官赋闲。许翰对这个皇帝的品行显然已看得十分透彻，十分伤心。后来宋高宗又对他表示某种复用之意，他坚决辞不赴召。
左正言邓肃也是北宋末年著名的太学生，曾赋诗备述花石纲扰民，“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而被削除学籍。
他上奏规谏皇帝说：
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陛下尝顾臣曰：“李纲真以身徇国者！”今日罢之，而责词甚严，臣所以疑也。
宋高宗又将他罢官，黄潜善、汪伯彦等指使“言者极论其罪”，最后“罢归居家”。
张浚等还弹劾秘书省正字胡珵，说他“自託李纲，服童仆之役，而出入其寝室，朝夕交结，阴中善良。逮纲遭逐，营为百计，密招群小，鼓唱浮言。陈东之书，珵实笔削，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一时哄然，几致召乱”。建议将胡珵“褫夺官爵，投之荒裔，永为臣子立党不忠之戒”。宋高宗为此特别下诏，将胡珵“特追所有官，勒停，送梧州（今属广西）编管”，
严厉惩处，流放到炎荒之地。
在李纲等一批忠臣义士被贬被杀之后，宋高宗於十月将“行在所”自南京应天府迁往淮南东路扬州（今属江苏）。在临行前下诏说：
朝廷以连年兵革，国势未强，所以长虑却顾，巡幸淮甸。访闻小人乐於侥倖，撰造言语，妄倡事端，意在扇惑军民，成其私计，不可不治。应敢妄议，欲摇动朝廷者，许人告，有官人转五官，白身人补保义郎。同谋或为首始谋之人能自首者，免罪，依此推恩。其同谋及知情曾见闻不告之人，并行处斩。
宋高宗对陈东和欧阳澈处以极刑，尚不满意，又下诏奖励告讦，企图以酷刑峻罚钳制天下之口，这既暴露他秉性极端残忍的一面，也在经常标榜“以宽仁为治”的宋代，
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一秘密“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词为北宋历代皇帝所遵守，惟独宋钦宗时开此杀戒，杀掉一批奸臣佞人。曹勋逃归南宋后，特别给宋高宗上奏，转达充当俘虏的宋徽宗的口信：
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於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宋高宗的所作所为，不仅完全违背了不久前向他传达的宋太祖誓约，他在即位伊始，曾下诏保证：
容受直言，虽有失当，不加以罪。
时隔三月，却背弃了自己的信誓。他表面上不得不经常将“奉迎二圣”之类挂在口头，表现出对父母兄弟所遭劫难的哀痛，其实却另有一种不可告人的、喜出望外的心理。自己既然侥幸得来过去梦想不到的帝皇尊位，就必须恣情纵意地享受和淫乐一番。这个青年皇帝享乐至上，甚至懒得管理政务，惟求无事，故黄潜善、汪伯彦之流提出迁都避敌、屈膝求和等主张，与他一拍即合，牢不可破。他畏惧正论，嫌恶忠言，然而按照祖宗传下的言事制度，又正值国难当头之际，忠言和正论却纷至沓来。宋高宗一时急怒攻心，下此毒手，只图一时痛快，却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这也表明他尚不深谙帝王南面之术。
直到两年以后，宋高宗方才领悟到，杀陈东和欧阳澈只能使自己蒙受难以洗刷的恶名，便下令为两位烈士恢复名誉，他说：“陈东、欧阳澈可赠一官，并与子或弟一人恩泽。始罪东等，出於仓猝，终是以言责人，朕甚侮之。”
金朝扶植的伪齐刘豫政权成立后，便在原南京应天府为陈东和欧阳澈立庙，作为攻击宋高宗无道的口实。
又数年后，宋高宗说：“朕初即位，昧於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
他又命中书舍人王居正起草赠官制词说：
由朕不德，使尔不幸而不为良臣也。虽然，尔藉不幸，不失为忠臣，顾天下后世，独谓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兹，一食三叹，而不能自已也。通阶美职，岂足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过，使天下后世考古之君，饰非拒谏之主，殆不如是。
宋高宗本人的话，特别是王居正为他起草的制词，确实写得沉痛之至，使人难以另找攻击的口实。但是，这不过表明宋高宗此时确已深谙帝王南面之术，能够口是而心非，而又得心应手地为自己涂脂抹粉而已。事实上，宋高宗往后的所作所为，还不是与当年陈东、欧阳澈的谏诤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杀陈东和欧阳澈，是宋高宗即位后所办的第一起冤案、第一次文字狱，往后，他为了一己私利，依然制造了更大更多的冤案，更广更滥的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