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罢相,震动朝野,使一些稍有血性的士大夫感到难以保持缄默。镇江府丹阳县(今属江苏)人陈东是北宋末年的太学生,曾领导数万人伏阙上书的爱国群众运动,名望极高。他其实与李纲并不相识,但听到罢相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论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乞亲征,邀请二帝”,又指责宋高宗“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归来,不知何以处”。
另一抚州崇仁县(今属江西)士人欧阳澈也上书,“极诋用事者”,并且“语侵宫掖”,指责宋高宗“宫禁宠乐”,
无非是批评皇帝沉湎女色、宠信宦官之类。事实上,女色自然是新皇帝的第一紧切需要,他曾下“圣旨”,命御药院“下开封府买拆洗女童不计数”,广选“姝丽”,“举封其臂”,其真正目的自然决非供“拆洗”之用。一时“搜求之甚,过於攘夺,愁怨之声,比屋相闻”。
经过专制禁网的过滤,陈东和欧阳澈上书的原文已不复传世。但是,他们切直无隐的忠言,却刺中了宋高宗的灵魂深处,使他恼羞成怒。宋高宗亲下“手批”,将两人处斩於应天府东市。陈东含笑对面有难色的吏胥说:“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他在临刑前作家书,“墨行整整,区处家事,皆有条理”,“略无惨戚战慄之意”。陈东和欧阳澈慷慨就义,时年仅四十二岁和三十一岁。他们死后,还“枭首通衢,以竦天下”,人们“识与不识皆为流涕”。
许翰任尚书右丞,作为辅助宰相的执政官之一,为时仅一个月。他与李纲相交“最厚”。李纲罢相后,许翰对宋高宗说:“纲忠义英发,舍之无以佐中兴,今罢纲,臣留无益。”
他力请辞职,“犹辍班列奏事”。
一天晚上,他看到黄潜善“独留甚久”。翌日,在宰辅奏对时,宋高宗对黄潜善说:“昨夕二人已处之矣。”接着皇帝又“泛言欧阳澈书论朕宫禁宠乐,恶有此事。陈东书必欲留李纲,归曲朝廷。”许翰听到这些无头无尾的圣谕,一时颇感“茫然,初不知其端也”。罢朝后,他立即诘问黄潜善:“上所处者何人?”黄潜善回答:“即后所指陈东、欧阳澈也。”许翰又问:“处之如何,岂已逐之耶?”黄潜善说:“斩之矣!”他还诡称“将论救,已不及”。许翰如梦初醒,大惊失色。
他对人说:“吾与东皆争李纲者,东戮东市,吾在庙堂,可乎?”许翰接连上奏八份,力辞执政,宋高宗当即将他罢官赋闲。许翰对这个皇帝的品行显然已看得十分透彻,十分伤心。后来宋高宗又对他表示某种复用之意,他坚决辞不赴召。
左正言邓肃也是北宋末年著名的太学生,曾赋诗备述花石纲扰民,“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而被削除学籍。
他上奏规谏皇帝说:
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陛下尝顾臣曰:“李纲真以身徇国者!”今日罢之,而责词甚严,臣所以疑也。
宋高宗又将他罢官,黄潜善、汪伯彦等指使“言者极论其罪”,最后“罢归居家”。
张浚等还弹劾秘书省正字胡珵,说他“自託李纲,服童仆之役,而出入其寝室,朝夕交结,阴中善良。逮纲遭逐,营为百计,密招群小,鼓唱浮言。陈东之书,珵实笔削,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一时哄然,几致召乱”。建议将胡珵“褫夺官爵,投之荒裔,永为臣子立党不忠之戒”。宋高宗为此特别下诏,将胡珵“特追所有官,勒停,送梧州(今属广西)编管”,
严厉惩处,流放到炎荒之地。
在李纲等一批忠臣义士被贬被杀之后,宋高宗於十月将“行在所”自南京应天府迁往淮南东路扬州(今属江苏)。在临行前下诏说:
朝廷以连年兵革,国势未强,所以长虑却顾,巡幸淮甸。访闻小人乐於侥倖,撰造言语,妄倡事端,意在扇惑军民,成其私计,不可不治。应敢妄议,欲摇动朝廷者,许人告,有官人转五官,白身人补保义郎。同谋或为首始谋之人能自首者,免罪,依此推恩。其同谋及知情曾见闻不告之人,并行处斩。
宋高宗对陈东和欧阳澈处以极刑,尚不满意,又下诏奖励告讦,企图以酷刑峻罚钳制天下之口,这既暴露他秉性极端残忍的一面,也在经常标榜“以宽仁为治”的宋代,
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一秘密“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词为北宋历代皇帝所遵守,惟独宋钦宗时开此杀戒,杀掉一批奸臣佞人。曹勋逃归南宋后,特别给宋高宗上奏,转达充当俘虏的宋徽宗的口信:
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於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宋高宗的所作所为,不仅完全违背了不久前向他传达的宋太祖誓约,他在即位伊始,曾下诏保证:
容受直言,虽有失当,不加以罪。
时隔三月,却背弃了自己的信誓。他表面上不得不经常将“奉迎二圣”之类挂在口头,表现出对父母兄弟所遭劫难的哀痛,其实却另有一种不可告人的、喜出望外的心理。自己既然侥幸得来过去梦想不到的帝皇尊位,就必须恣情纵意地享受和淫乐一番。这个青年皇帝享乐至上,甚至懒得管理政务,惟求无事,故黄潜善、汪伯彦之流提出迁都避敌、屈膝求和等主张,与他一拍即合,牢不可破。他畏惧正论,嫌恶忠言,然而按照祖宗传下的言事制度,又正值国难当头之际,忠言和正论却纷至沓来。宋高宗一时急怒攻心,下此毒手,只图一时痛快,却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这也表明他尚不深谙帝王南面之术。
直到两年以后,宋高宗方才领悟到,杀陈东和欧阳澈只能使自己蒙受难以洗刷的恶名,便下令为两位烈士恢复名誉,他说:“陈东、欧阳澈可赠一官,并与子或弟一人恩泽。始罪东等,出於仓猝,终是以言责人,朕甚侮之。”
金朝扶植的伪齐刘豫政权成立后,便在原南京应天府为陈东和欧阳澈立庙,作为攻击宋高宗无道的口实。
又数年后,宋高宗说:“朕初即位,昧於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
他又命中书舍人王居正起草赠官制词说:
由朕不德,使尔不幸而不为良臣也。虽然,尔藉不幸,不失为忠臣,顾天下后世,独谓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兹,一食三叹,而不能自已也。通阶美职,岂足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过,使天下后世考古之君,饰非拒谏之主,殆不如是。
宋高宗本人的话,特别是王居正为他起草的制词,确实写得沉痛之至,使人难以另找攻击的口实。但是,这不过表明宋高宗此时确已深谙帝王南面之术,能够口是而心非,而又得心应手地为自己涂脂抹粉而已。事实上,宋高宗往后的所作所为,还不是与当年陈东、欧阳澈的谏诤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杀陈东和欧阳澈,是宋高宗即位后所办的第一起冤案、第一次文字狱,往后,他为了一己私利,依然制造了更大更多的冤案,更广更滥的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