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李纲拜罢

金军的南侵，使立国一百六十余年的宋朝蒙受了空前的奇耻大辱，中原各地惨遭血与火的洗劫。女真贵族大纵屠戮，又大肆俘掠汉人充奴婢。故汉人“或长驱不返，或迎敌而殂。威临而坠井、坠河者有之，势胁而自刎、自缢者有之。士民共戮，善恶同诛。有千里而离乡者，有一门而尽殁者。尸盈郊邑，血满道途”。“男女无分，白骨交横。” 金军“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 金朝每占领一地，还强迫汉族男子“剃头辫髪”，“仰削去头髪，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当正典刑”，采取类似清初留头不留髪、留髪不留头的政策，“禁民汉服”，“削髪不如法者死”。 这对长期保留蓄髪习俗的汉人，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其各种倒行逆施的、野蛮的罪行，激起河北与河东路人民的强烈反抗。“逃避之人，连绵不绝”，“各收集散亡士卒，立寨栅以自卫，持弓刀以捍〔贼〕。金人屡遣人多方招诱，必被剿杀”。 在河东路，抗金义军“蚁聚蜂屯，啸集林谷，每党不啻数千人，号曰红巾”。 武官何宏中“收合散亡，立山棚七十四所，号令所及，千里而远”。 “河北百姓皆以白绢为旗，刺血，上书‘怨’字，迎杀金贼。” “恩、冀之间，农民自置弓剑，保护一方，谓之巡社”，“相州以北，有山寨约五十余处，每寨不下三万人，其徒皆河北州县避贼者”。

在被俘北上途中饱受苦难和凌辱的宋徽宗，通过曹勋偷偷带回一件栊领（俗称背心），“拆领，写字于领中”说：

可便即真，来救父母！

连同宋徽宗的画押，共计九字。画押是当时一种特殊的签名符号。 宋徽宗的御押为“ ”，宋高宗的御押为“ ”。 他还命曹勋给康王转达口谕：“如见大王，但奏可有清中原之谋，悉举行之，无以我为念！且保守宗庙，洗雪积愤。”宋高宗母韦氏将“拭泪白纱帕子”交付曹勋说：“见大王，深致我血泪之痛，父子未期相见，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邢秉懿也托曹勋带康王府邸金耳环一只，以为信物，说：“到时转语大王，愿早如此环，遂得相见。”

从中原百姓到皇族的巨创深痛，使人们对新即位的宋高宗寄予厚望，期盼着新政权真有一番中兴气象，励精图治，兴复故土，重整山河。从军事形势看，尽管金人一度悬军深入，实际上也只占领十多个府、州、军， 大部分州县仍然固守待援，金朝甚至连燕山府（治今北京）南下的通道也未能保持。然而新皇帝即位之初的若干重要举措，却已向人们昭示，中兴无望。

新皇帝登基后，宰辅的任命自然是首要问题。门下侍郎耿南仲本是宋钦宗的“东宫旧臣”，在元帅府中与汪伯彦等人沆瀣一气，又是康王登位的首要劝进者，但宋高宗鄙薄其为人，说：“朕恨不手斩耿南仲！”很快便将他罢官赋闲。

宋高宗最倚信的还是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人。他即位的当天，即拜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很快又命两人兼御营使和副使， 将北宋作为中央军事机构的枢密院和三衙闲置一边，而由这两人掌军，占据了最紧要的实职差遣。正如词臣为宋高宗起草的制词所说：“干予心膂之忧，实赖股肱之旧。” 同原先元帅府的地位相比，黄潜善的蹿升更高于汪伯彦。黄潜善和汪伯彦随即提出，向金朝派遣祈请使，“用靖康誓书，画河为界”，“令刑部不得誊赦文下河东、北两路及河中府、解州”。宋军“且令屯大河之南”， 准备完全放弃大河以北的疆土。

赵士 对此深感忧虞和气愤，遂“首论大臣误国”，力荐李纲任相。宋高宗随即发表赵士 外任知南外宗正事，将他逐出朝廷。监察御史张所反对放弃两河，弹奏黄潜善“奸邪”，也被贬官凤州团练副使，流放到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安置”。宋朝台谏官虽然官位不高，但政治地位重要。张所作为一名台官，仅因弹奏一个执政官，而承受如此厉害的惩罚和贬黜，这在以“好谏纳言”为“家法”的宋朝， 是相当罕见的。张所和赵士 成为新皇帝“立极之初”首先被逐的端人正士。 ^[1] 即使在下层，相州汤阴县人岳飞怀抱“尽忠报国”的敌忾，从戎立功，当时他尽管只是一名低级武官，却不顾自己人微言轻，毅然上书言事，反对朝廷退避，希图苟安，力主进取。结果却被“用事之臣”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为由，革去官职，削除军籍。在“孤孑一身，狼狈羁旅”的窘境中，岳飞仍然满怀激情，直奔河北抗金前沿。

宋高宗在重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同时，又空缺相位，以待李纲。当时“天下人望之所归者”，李纲“一人而已”，“万口一音”，认为其“德义才力，足以任大事”。 宋高宗在即位前，给李纲手书说：

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悬，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

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反对李纲入朝，他们编造各种理由，如“李好用兵，今召用，恐金人不乐”，“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甚至在五月五日发表李纲任右相后，仍建议“宜及其未至罢之”。 但宋高宗迫于严峻形势，也不能贸然收回成命。

六月一日，李纲抵达南京应天府，“谋身性虽拙，许国心独苦”， 这是他经历国家大灾大难与个人宦海沉浮后，孤忠许国的自我写照。鉴于一些人的反对，李纲更感到自己不能觍颜受命。他到内殿拜见新君，“不觉涕泗之横流”。 他说，“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宰相，则不可”。“陛下断自渊衷，特达用臣，而外廷之论如此，臣敢当此任？愿乞身以归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更望圣虑有以审处”。宋高宗慰谕一番，当即命内侍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

翌日，李纲再次奏对于内殿，宋高宗说：“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卿其无辞。”李纲说：“臣愚陋无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颠，以创业为法，而图中兴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李纲对这位新皇帝的了解其实不深，但某些片断的事实和印象，已使李纲见微而知著。他不得不向官家剀切陈词，说知人而不能信用，“又使小人参之”，则必然败坏“中兴之业”，恳望皇帝“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志毕虑，图报涓埃，虽死无憾”。

除李纲外，黄潜善、汪伯彦之流最嫌忌的自然是宗泽。宋高宗即位之初，对元帅府僚属，即“随龙人”破格“并转四官”，以示特恩。 宗泽作为“霸府旧僚”， 依他在康王元帅府的地位和名望，本应在新君即位时委以重任，但他们无论如何也要阻挠宗泽在中央主持军政。宋高宗自然与他们臭味相投，故于五月下旬，匆忙发表宗泽外任襄阳府（治今湖北襄樊）知府。 宗泽途经南京应天府，也于六月一日“入对”。他看到了暌别近半年的新主，“气哽不能语，涕泗交颐”，宋高宗一时也“为之动容”。宗泽与李纲不同，他对这位新帝已了如指掌，故在给宰相李纲信中特别强调：

毋蹈东晋既覆之辙，毋安积薪未燃之火。

这表明他对国势和国运已有先见之明。尽管如此，他身为大宋臣子，仍义不容辞地尽谏诤之责，“复陈兴衰拨乱大计，极论当时人材”。 宗泽恳切地对宋高宗谈了三条看法：“一论人主不可以喜怒为赏罚；二论人主职在任相，〔愿〕于稠人广众之中，不以亲疏，不以远近，虚心谨择，参以国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毋使小人参之；三论臣下有怀奸藏慝、嫉贤蔽善者，当使耳目之官沥心弹纠，毋有所隐。”

宗泽的言论自然是针对黄潜善、汪伯彦一类小人当道得志而发的，而与此类小人臭味相投的皇帝，实际上也决不会听从这个老臣的诤言。宗泽另外上疏，尖锐抨击“割地请和之议”说，“奈何轻听奸邪附贼张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自金贼再犯”，“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说以乞盟，惟辞之卑，惟礼之厚，惟虏言是听，惟虏求是应”。“臣每念是祸，正宜天下臣子弗与贼虏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转坤，大明黜陟，以赏善罚恶，以进贤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兴我大宋基业。今四十日矣，未闻有所号令，作新斯民。但见刑部指挥，有不得誊播赦文于河东、河西、陕之蒲、解。兹非所以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尔！是欲裂王者〔大〕一统之绪为偏霸尔！为是说者，〔何〕不忠不孝之甚也！”“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 宗泽这番忠愤激烈、义正词严的谠论，自然不可能医治新帝的软骨病，只能使他更加嫌恶这位耿直的老臣。

六十九岁的宗泽和四十五岁的李纲在南京应天府相会，这也许是两人的初次会见，又终于成为最后的一面。在饱经忧患之余，两个志同道合者互相倾吐衷曲。宗泽“忠义慷慨，愤发至流涕”。 两人深以国事为忧，也毅然决然以拨乱兴邦为己任。

宗泽不断公开斥责黄潜善为“闽人”，汪伯彦为“徽人”，“朝夕赞〔陛〕下南幸”，“何故厚于贼虏，薄于国家”。 黄潜善、汪伯彦等人自然对宗泽恨之入骨，只望将他尽早逐出朝廷，又设法使宗泽改任青州（治今山东益都）知州。李纲为此在宋高宗面前力争，说宗泽“卓荦有气节，敢为，不诡随于世”，“绥集旧邦，非泽不可”。宋高宗便任命宗泽为开封知府。 在当时的形势下，宋高宗根本不愿回旧京，开封知府自然是最重要的外任差遣。宗泽离南京应天府赴任，赋诗描写自己的心情：

泣涕收横溃，焦枯赖发生。

不辞关路远，辛苦向都城。

经历了北宋末年的祸乱变故后，李纲已成为一个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后来朱熹评论所谓“中兴诸相”时说，惟有“李丞相大义分明”，“建炎再造，首登庙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为己任”，“纲领大，规模宏阔，照管得始终本末，才极大，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 所谓“粗”，无非是指他不谨小慎微，对细节的考虑不够周全缜密。这对一个掌大政方针的宰相而言，不过是微瑕和小疵而已。

面对着一个年轻的，既缺乏政治经验，事实上又不想有任何作为的皇帝，李纲“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慨然以修政攘夷为己任”。 他总结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审度宋、金力量的对比，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关於宋金关系，李纲认为，“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以议大举”。“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先守后战，而不应和，这当然是惟一可行的正确政策。

第二，他主张对向金人屈膝的伪楚张邦昌以及其他官员给予严厉处分，“以励士风”。

第三，他提出一系列矫治弊政、加强战备的政策和措施。

第四，他提出任命被贬逐的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王燮和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和副使，负责收复河北和河东失地。 他采纳张悫等人的建议，下令民间组织“忠义巡社”，以抵抗金军。

张所在河北士民中有很高声望，李纲博询众议，“众谓招抚河北，此非所不可”。李纲鉴于黄潜善与张所有仇隙，只能先行劝说，黄潜善表面上“欣然许诺”。

李纲拜相后的一系列修内攘外措施，表明他确是一位难得的相才。正如后来朱熹所说：“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但是，李纲几乎每一项政策和措施都遭到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阻挠和反对，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宋高宗也很快对李纲感到厌烦。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私下说服皇帝，逃往东南，“其议颇传于外”。七月，宋高宗降亲笔手诏，“欲巡幸东南以避狄”。李纲面奏，“极论不可”，认为此议“偷取一时之安适，而忘祸患之在后”，“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失大信于天下”。宋高宗无可奈何，暂时收回成命。 他在骨子里却加深了对李纲的嫌恶，因为李纲的直言，刺中了他希图苟安宴乐、言而无信的痛处。其实，言而无信，正是宋高宗的一贯作风，而且并非始于即位之后，他向来不吝于将自己大量指天誓日般的漂亮言辞扔进故纸堆中。

李纲坚持追查和处罚北宋末开封城中降金失节的官员，先后贬窜了一大批人，并处死了宋齐愈。黄潜善等营救降金官员不成，与李纲嫌隙更深。

宋高宗设法提升黄潜善和汪伯彦的官位。他将汪伯彦升任知枢密院事，作为长官。八月，又任命李纲为左相，黄潜善为右相，以便于束缚李纲的手脚。李纲“知谮诉之言，其入已深”，于是向皇帝“极论君子、小人不可并立之理，且言疑则当勿用，用则当勿疑”。宋高宗表面上仍虚与委蛇，“慰勉”一番。

李纲在朝廷的处境更加困难。黄潜善和汪伯彦坚决主张撤销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司和傅亮的河东路经制司，制造各种流言蜚语，实际上无非是要维持他们放弃大河以北的原议。李纲为此力辩，而宋高宗的御批却完全支持黄潜善和汪伯彦。 此外，由黄潜善举荐的殿中侍御史张浚， 也上章弹劾李纲。按宋朝的惯例，台谏官提出弹劾，不管是非曲直，宰相和执政也只能向皇帝上交辞呈。李纲深感事无可为，遂提出辞职。

宋高宗表面上仍虚伪地予以挽留，但随后发表的李纲罢相制，却作了分量很重的谴责，“论人臣之大戒，罪莫重于擅朝；置辅相以仰成，责尤严于误国”。“谋谟莫效，狂诞罔悛”，“以喜怒自分其贤愚，至赏罚〔失当〕于功罪。〔出〕令允符于清议，屡抗执以封还；用〔刑有〕拂于群情，必力祈于亲札。〔第〕欲〔市〕恩于己，靡思〔归〕怨于君”。“设心谓何，专制如此。忽览剡章之奏，且陈引咎之辞。顾物论以大喧，岂邦宪之可屈。”李纲罢相后，又再贬三贬，最后一度流放到当时认为是最荒凉的炎瘴之地海南岛。在贬谪制词中竟有“朋奸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盗名，孔子首诛于正卯”之语。 黄潜善极其憎恨张所，认为过去将他流放江州尚不解恨，又通过宋高宗，将张所贬逐至岭南。这位竭尽忠节的干才，最终竟被盗匪刘忠杀害。

宋高宗在位时，有的宰相可罢而复拜，惟有德高、才大而望重的李纲，其“出入系朝廷重轻”， 却终不复用。宋高宗后来愤恨地说：“李纲孩视朕！”

李纲尽瘁国事，对皇帝直言开陈，却招致宋高宗的极度嫌恨。后来李纲写《建炎时政记》，客观地叙述自己拜罢经历，以及与黄潜善、汪伯彦的争议，进献皇帝。宋高宗也不得不承认李纲的记录“皆是实事”。

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便黯然下台，宋廷也随之失去了主心骨。一个在异时异地决然可以施展抱负、辉耀史册的中兴名相，却落得如此可悲可叹的下场，这在宋高宗的小朝廷中，却是无可避免的事。任相期如此短促，事实上也很难有显著的业绩可言。但宋人一些诗篇仍有很恰当的评论，“追数中兴相，公居第一人”。“整顿乾坤第一人，堂堂真相足仪型。”“材大古难用，功多忌更多。忠怀冲日月，谗口肆风波。” 这些诗句的基本缺点，则是恪守据说是孔夫子传下来的古老原则——为尊者讳。事实上，没有皇帝作主宰，“谗口”又如何得以“肆风波”呢？

[1] 《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丙辰、月末，卷144 绍兴十二年三月辛亥；《宋史》卷247《赵士 传》、卷363《张所传》。 gGJjOpZhxI+3/JbnS5bi/m9yUE8G1CktuJ6HtSrdBY/dx5hgC2Czmr0GsmNKee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