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顺利继位

在济州临时设置的元帅府里，黄潜善兄、随军应副黄潜厚 突然拜见康王，“哽咽不能语”，经再三盘问，黄潜厚报告了金人俘虏徽、钦二帝北去，并建立伪楚的消息。二十一岁的康王一时如五雷轰顶，“更无分毫主意”。他找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等商议，决定暂时按兵不动，另派人刺探消息。当时元帅府事务事实上已由黄潜善区处。 康王为此写信给宗泽等人说，自己受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后，“且方忌器，未敢轻举，但分屯近甸，为逼逐之计”。闻知“二圣、二后、东宫诸王北渡大河，五内殒裂，不如无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逆胡，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属不容，谓祖宗德泽，主上仁圣，臣民归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将帅、军民，忠义有素，当资众力，共成忠孝本意”。他既以冠冕堂皇的言辞，开脱自己怯敌避战，以苟全性命之责，又微露准备继承皇位之意，并按僚属的商议，在信中告诫宗泽等“未当轻动，徒使京城重扰，军民被害，故欲按甲近城，容构移书问故”。

新成立的伪楚政权不得人心，在金军撤退后显然不能维持。开封城中尚有宋哲宗废后孟氏，她被废积年，此次却因祸得福，免当俘虏。于是，张邦昌便尊孟氏“为宋太后，迎居延福宫，受百官朝”，“垂帘听政”，自己“行太宰事”。 张邦昌在上宋太后手书中说，“予世受宋恩，身相前帝”，“岂图祸变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今二帝已迁，三川方震，匪仰伸于钦奉，则曷副于仪型”。 他又致书康王，表明自己称帝乃是万不得已，“然念兴复之计，有在于从权，以济大事，故遂忍死于此，欲追二帝之还，而报之于殿下也”。接着，他又派人将“大宋受命之宝”的玉玺献于大元帅府。

门下侍郎耿南仲、元帅汪伯彦、副元帅黄潜善等人“上表劝进于大元帅”，表中说：

金人不道，邀二圣銮舆北狩。天未厌宋，必将有主，主宋祀者，非大王而谁！

康王在批答中说：

勉徇众志，以答天下之休，庶以奉迎二圣，恢复中原，此吾诚心，天实临之！

一方面渴望自己称孤道寡，另一方面也渴望自己攀龙附凤，这才是劝进表和批答背后的真实动机。在迷信盛行的古代，“天实临之”的誓言，不可谓不重，然而自康王出使到开元帅府后的行踪，也已表明其“诚心”实为何物。当僚属劝进之际，康王“避席呜咽，掩面流涕，辞逊不受”，这也被当作新天子应天承运之前的圣德，而录入宋人的史册。由小武官郑安传递到宋钦宗的“啮血书襟诏”，更增加了劝进时的戏剧气氛，诏书说：

宋德不兴，祸生莫测，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而众先溃，使道君皇帝（宋徽宗耽溺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 而〔降〕，全族驱质，复闻宗社亦非我族，涕泪横流。卫士潜归，播告四方，忠臣义士，奋心一举，犹可为朕报北辕之耻也！〔毋忘！毋忘！〕

康王“读之痛哭”。 孟太后听政后，即“下手诏播告天下”说：

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

她命亲侄孟忠厚持书到济州，向康王劝进。

在宋失其鹿的情势下，张邦昌其实并无称帝的胆量和野心，但参与角逐天水朝神器者，却并非仅有康王一人。由于宋太宗系的子孙一直霸占帝位，宋太祖系的宗室赵子崧心中不平，他相信“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迷信传言。当时赵子崧任淮宁府（治今河南淮阳）知府，北邻开封府，看到有天下大乱之势，便传檄说：

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

在古代中国，“眇躬”是皇帝专用的自谦之词。他约一些官员和门人傅亮等筑坛，歃血为盟。但康王既有近属之尊，又有大元帅之位，赵子崧很快改变主意，上书帅府，拥戴康王，积极参与迫使张邦昌逊位的活动。然而后来赵构追究此事，仍将赵子崧贬窜岭南。

另一宋太宗弟赵廷美系宗室赵叔向则聚兵七千，直抵开封城郊的青城，也显示其问鼎之志。他后来看到康王称帝的大势已无可逆转，仍“不肯以其兵与朝廷，欲与宗泽”。赵叔向显然鄙薄赵构，却尊敬宗泽。他的谋主陈烈说：“大王若归朝廷，则当以其兵与朝廷。不然，即提兵过河，迎复二圣。”赵叔向无可奈何，交出兵马。后被其部将于涣上告，赵构便命武将刘光世将他捕杀。

四十四岁的赵士 在宗室中颇有贤名，又是赵构的“皇叔”一辈，其实倒是新皇帝的合适人选。然而赵士 不仅没有参与帝位的争夺，反而劝说孟太后，建议由康王“承大统”。 ^[1]

另有宗室赵仲琮，论其辈分应是皇叔祖，他在济州元帅府中说，“今二帝北迁，大王不当即位，只宜用晋武陵王故事，称制行事，不改元”，“当着淡黄衣”。这当然遭到僚属们的群起驳斥，并且引证了唐肃宗称帝的故事，表明康王称帝的合理性。

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酝酿康王称帝的事进展十分顺利。赵氏宗族在帝位继承问题上大致避免了兄弟阋墙，但康王的即位，事实上已决定了宋帝国往后的规模和命运。

在众多劝进者中，最感苦恼和矛盾的只怕是宗泽。他有元帅府与康王共事的痛苦经验，明知此人根本不具备中兴之主的素质，但身为大宋臣僚，他只能在乱臣贼子张邦昌和康王之间两者择一，尤须劝康王“不可迟疑”，“即宝位以安天下”，“早定民志”。与众多的劝进表状不同者，宗泽在状词中对行将即位的新主并无客套和虚伪的恭维，却径情直遂地痛陈形势，进行规谏。他说：

天下百姓所注耳目而系其望者，惟在大元帅府康王一人。大元帅行之得其道，则天下将自安，宗庙、社稷将自宁，二帝、二后、诸王将自回，彼之贼虏将自剿绝殄灭。大元帅行之不得其道，则天下从而大乱，宗庙、社稷亦从而倾危，二帝、二后、诸王无夤缘而回，贼势愈炽，亦无夤缘而亡。此事在大元帅行之得其道与不得其道耳。如何可谓之道？泽谓其说有五：一曰近刚正而远柔邪，二曰纳谏诤而拒谀佞，三曰尚恭俭而抑骄侈，四曰体忧勤而忘逸乐，五曰进公实而退私伪。是五者甚易知，甚易行，然世莫能知，莫能行者，由刚正、谏诤、恭俭、忧勤、公实之事多逆于心也，柔邪、谀佞、骄侈、逸乐、私伪之事多逊于志也。伊尹有言：“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合诸道者，君子也；合诸非道者，小人也。愿大元帅大王于应酬问答之间，以兹五事卜之，则君子、小人了然分矣。

宗泽“血诚痛切”之言，流出肺腑，他必须同这位不争气的“大王”确立新的君臣关系，也只能苦口婆心，以尽臣职。

康王经过一番装模作样的推辞后，便与元帅府僚属商定，前往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市）即位。孟太后也命内侍邵成章和王衮“奉乘舆、服御、仪仗”前去南京应天府。

五月一日，康王便在南京应天府举行登基典礼，“登坛受命，礼毕恸哭，遥谢二帝，即位于府治”。 他将靖康二年改元建炎元年， 后庙号高宗。宋高宗尊奉孟太后为元祐太后，后又改称隆祐太后， 遥尊被俘的宋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 此后宋人往往简称为“渊圣”。

宋高宗在即位赦文中说，“勉徇群情，嗣登大宝。宵衣旰食，绍祖宗垂创之基；疾首痛心，怀父母播迁之难”。“同徯两宫之复，终图万世之安”。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宋高宗不得不将迎还二圣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口号。由于中国古代的君臣名分和伦理关系，也必须由皇帝本人率先提出这个口号，臣僚们方能随之响应。

宋高宗最初对张邦昌移交政权，是喜出望外的。但他的态度又很快变卦，认为张邦昌的存在，对自己的帝位始终构成威胁，故最后仍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等不臣的“心迹”，赐令自裁。

[1] 《要录》卷5 建炎元年五月，《宋史》卷247《赵士 传》。 hlyX5yj5gR61pSqvb7eOtM3nElYJMKpAHaVlNUfdRoFAmicEzbzdNPPFSCCOcQ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