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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厄运中之幸运

赵佶《瑞鹤图》

东北落后的女真族勃兴于白山黑水之中,十年之间,吞灭辽朝。宋徽宗君臣联金灭辽的结果,却使女真贵族看准宋朝是比辽朝更加虚弱的对手。 中原地区的富庶和繁华,也使他们垂涎三尺。宣和七年(公元1125 年)冬,即金天会三年,在俘获辽天祚帝,正式灭辽后,金太宗便令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和南京路都统完颜斡离不(宗望)分兵两路侵宋。完颜斡离不(宗望)后升右副元帅。

塞北鼙鼓动地来,终于惊破了宋徽宗的美梦。这个四十四岁的皇帝慌忙下诏罪己,又将皇位传给皇太子赵桓,以太上皇的身份逃往南方避难。新皇帝后庙号钦宗。

金朝东路完颜斡离不(宗望)军回避了不少城市的攻坚战,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直抵宋都东京开封城下。他孤军深入,本是犯兵家所忌,却自恃兵强马壮。完颜斡离不(宗望)沿用灭辽的故伎,“一面举兵,一面和议”, “以和议佐攻战”, 向宋朝提出“以亲王、宰相为质”等条件,“乃退师”。

宋钦宗不得不起用力主抗金的李纲,部署城防,抗击敌军,老将种师道又及时率陕西军增援,开封城事实上已无被攻破之虞。然而宋钦宗却仍希图以屈辱的城下之盟,以救一时之急。金军的南侵也打破了康王赵构无忧无虑的宁静生活,他曾“用家人礼”“入见”宋钦宗,谏劝说:“京师甲士虽不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尝简练。敌人若来,不败即溃耳。陛下宜少避其锋,以保万全。”

畏敌如虎的宋钦宗也未尝不想南逃,却被李纲痛陈利害,而予以劝阻。金人提出以亲王为质的条件,“朝廷议从其请”。 因宋徽宗南逃,许多“皇子、帝姬等相续以行”, 一说留在京城者惟有五子肃王赵枢和康王。 肃王是郓王的同母弟,在宋宫中的地位自然高于康王。在此情况下,宋钦宗命康王出质金营。

康王和少宰张邦昌在正月十四日出开封城,“乘一筏渡濠,自午及夜分,始达敌寨”。 他们见到了金东路军主将、金太祖“二太子”完颜斡离不(宗望)。 完颜斡离不(宗望)长得“黑而短小”, 号称“佛子”,“喜谈佛道”。他当然不是佛教中慈悲为怀的菩萨心肠,只是性格内向,锋芒不外露,表面上待人接物较为和气而已。 他在给宋钦宗的信中,自称“一见康王,便如兄弟相次”, 但实际上却是“言语不逊,礼节倨傲”。

二月初一日,宋钦宗抱着侥幸的心理,命姚平仲等率兵夜劫金营,遭金方伏兵掩击而失败。当夜金营中一时柴火通明,如同白昼,“康王颇惊骇”,另一宋使郑望之对他私下宽慰说:“王在城外已半月日,岂预知劫寨事,政不须恐。”

事后完颜斡离不(宗望)显然并未怪罪康王。宋钦宗终于同金方订立城下之盟,答应割让自太原府(今属山西)、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与河间府(今属河北)三镇以北土地,并运送犒军银一千万两。 金人怀疑康王的身份真实性,“请以越王(赵偲)代康王为质”,宋钦宗“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于是命五弟肃王和驸马都尉曹晟前往。二月九日,康王返回开封城内,宋钦宗为表示慰劳,“赐予良渥,宠以太傅之命”。

二十余日的软禁生活,尽管金人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康王还是相当优待的;但就康王本人而论,一种恐敌顽症已在他身上生根发芽,达到了沦肌浃髓的地步,而不可祛除。

完颜斡离不(宗望)引兵北撤后,宋廷又恢复文恬武嬉的状态。宋徽宗也从南方返回开封,优养于龙德宫。力主抗金的李纲等人被罢免。宋朝翻悔了割让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之约,组织了救援太原府的战役,结果是宋军主力在战斗中损折殆尽。金朝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所率西路军攻破太原后,与完颜斡离不(宗望)所率东路军两路南下,声势比前一次更盛。

当时的开封城显然已经不可能组织有效的防御。老将种师道在病死前上奏,“请驾幸长安,以避其锋”。 在一不能战、二不能守的情况下,退出开封,而进行长期抗战,仍不失为上策。然而此次宋钦宗却听从何 之浅谋,在开封坐待覆亡。 [1]

延捱至十月、十一月,宋钦宗又被迫命康王任告和使,前往金右副元帅完颜斡离不(宗望)所率的东路军前请和。康王最初其实是畏避出使,“未至金军而还”。 但在宋钦宗的驱逼下,康王于十一月十六日再出开封城,随行者有刑部尚书、副使王雲,参议官耿延禧和高世则,宦官、康王府都监蓝珪、康覆等人。当康王一行出城时,王雲就对康王强调开封不可守,说真定城比开封城“高几一倍”,金人“不移时破之。此虽楼橹如画,亦不足恃也”。 宋钦宗为此特命“进龙德宫婉容韦氏为贤妃,康王构为安国、安武军节度使”, 作为奖赏,韦氏方由嫔升格为妃。

十一月十九日,康王一行抵达相州(治今河南安阳),知州汪伯彦领兵出迎,护卫康王入州衙。他对康王说:“斡离不已于十四日由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魏县李固渡〔渡〕河矣,恐不得追,愿大王暂留,审议国计。”康王回答说:“受命前去,不敢止于中道。”按康王的使命,既然完颜斡离不(宗望)军已渡河南下,则理应继踵追赶,以完成“告和”的任务。但他却在稍事休息后,立即兼程北上,直奔磁州。 这说明康王其实已根本无意于完成自己的使命,只是想乘出使之机逃遁而已。

康王一行二十日抵达磁州(治今河北磁县)。磁州知州宗泽是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他为人刚直不阿,故仕途坎坷,“涉世多龃龉,失官久龙钟”,曾受宋徽宗“除名、编管”的处分,“坐废四年”。“正色立朝不顾死,半生长在谪籍中。” 他对康王说:“闻虏已由李固渡渡河矣,万一如肃王为虏所留,虽悔何及。”

磁州人认为王雲私通金朝,将他杀死。 康王因此对宗泽十分不快,王雲也一直得到他的怀念。十年之后,赵构说:“王雲之死,乃邦人疑其为奸细而杀之,(宗)泽不为无过。” 他又说:“雲死后,宗泽方遣客司赍两顶番头巾来,云得之雲行李中。是时耿延禧、高世则皆在坐。雲亦孜孜为国,岂可污蔑以此。”

据有的史书说,王雲行李中的“乌絁短巾,盖雲夙有风眩疾,寝则以护首者”。 王雲之死固然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小疑案,其实,真正可疑的问题,是康王一行明知金军行踪,却采取了与使命相悖的路线。其密谋详情,赵构本人固然讳莫如深,耿延禧等自然也守口如瓶。看来王雲是个重要的出谋划策人物,赵构对他也有一份感激之情,故后来称帝,便追赠观文殿学士。 观文殿学士“非曾任执政者弗除”, 王雲本不够执政官的资格,也足见赵构追悼之特恩。康王离京后的行动路线,这本是个显而易见的历史疑案,却又是宋朝史官们不敢推究的禁区。

相州知州汪伯彦认为康王已成可居之奇货,他“亟作蜡书,驰骑二人”到磁州,信中说:

大王不若夙驾回相州,藉图起义,牵制金人,以副二圣维城之望,为策之上。

接着,他又命武将刘浩率兵二千人,将康王接回相州。康王在磁州滞留两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即瞒昧宗泽,“间道潜师夜起”,天明时逃回相州。汪伯彦在城北河边迎候,竭力献媚奉承,从此深得康王好感。康王命耿延禧草奏,“具言奉使至磁,而民杀王雲之事。又闻虏马南渡,臣等回相州,以俟圣裁”。 王雲被杀,又成为康王不奉使命赴金营的借口。

十一月末至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会师开封城下。 门下侍郎耿南仲是耿延禧之父,被宋钦宗强令出使金军,商议割地事宜。他到卫州(治今河南卫辉市),卫州人拒不接纳。耿南仲便往相州,投奔康王。 宋钦宗命武学进士秦仔等人向各地告急。秦仔到相州,在顶发中取出蜡书,有黄绢三四寸,乃宋钦宗“亲笔细字”,任命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中山知府陈遘为元帅,汪伯彦和宗泽为副元帅。当康王拜读难兄诏书时,也忍不住呜咽流涕。

当康王接到诏书时,金军已经攻破开封。但完颜粘罕(宗翰)和完颜斡离不(宗望)仍采用一面用兵、一面和谈的狡狯手法,他们命金军占据开封外城四面城墙,把守各门,回避与人数占优势的开封军民巷战,不断地向宋方勒索兵器、马匹、财物、女子和人质。

十二月一日,康王在相州开设大元帅府,“有兵万人”,分为五军。 宋钦宗的特使侯章又传到皇帝的亲笔蜡书说:

京城围闭日久,康王真朕心腹手足之托,已除兵马大元帅,更无疑虑,可星夜前来入援。

侯章还传达宋钦宗的口头宣谕说:

康王辟中书舍人(耿延禧)随行,可以便宜传谕,令草诏书,可尽起河北官兵入援。

宋钦宗方面心急如焚,盼望着救兵,然而康王当上河北兵马大元帅后,不是如何救援开封,拯救父母兄弟和妻妾于水火之中,他焦虑的中心只是如何躲避金人,逃往安全地带。要求康王哪怕有半点敌忾同仇、共赴国难的勇气,只能是缘木求鱼。当元帅府讨论军务时,有人认为相州守备严固,可以按兵不动,如有金军前来,必不可攻,当即被康王斥退。宋钦宗特使秦仔等人请求从濬州(治今河南浚县西北)、滑州(治今河南滑县),直赴京师,又被众人否定。康王在汪伯彦等人的怂恿下,决计逃遁。

康王命刘浩为先锋,率领人马南下濬州和滑州,扬言要解开封之围,以迷惑敌军,吸引金人兵锋,他自己却和汪伯彦等人逃往北京大名府。十二月十四日,他们直到出发时,仍对军士们隐瞒真情,诡称南趋汤阴县(今属河南),而实际的行军路线却是出相州北门,往临漳县(今属河北)方向进发,军士们都莫名其妙。这都是汪伯彦的妙计,故康王对他格外器重。康王一行躲开李固渡的金营,在元水镇的黄河冰上乘小车渡河,偷偷摸摸溜进了北京大名府。从开元帅府到逃跑,为时仅半个月。在逃跑途中,“荒野中寒甚,烧柴,借半破瓷盂”,“温饭,用瓢酌水”,康王与汪伯彦在茅舍下同食,这对一向娇生惯养者,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康王在逃往大名府前,向河北各知府、知州和知军发布耿延禧起草的檄文说,“惟金人猖獗,再犯京城,攻围未退。君父忧辱,臣子之心,义当效死卫上。矧凡在职,世受国恩,当此艰危,岂应坐视?宜勉忠义,戮(勠)力勤王”。命令他们“限于十二月二十日以后,正月三十日以前,节次到大名府会合,听〔候〕指挥”。 磁州知州宗泽等先后率兵前往北京大名府,宗泽还按宋钦宗的蜡书规定任副元帅。

当时已传来京城失守的消息,康王元帅府又接到宋钦宗的手诏说:

京城失守,〔宗社倾〕危,尚赖金人讲和,止于割地而已。仰大元帅康王将天下勤王兵总领分屯近甸,以〔伺变〕难,无得轻动,恐误国事。

宋钦宗还幻想以各处救兵进逼开封的态势,迫使金军讲和,然而康王和汪伯彦却决不愿作“分屯近甸”的任何尝试。宗泽愤慨地同汪伯彦进行激烈争辩,“汪伯彦以泽为狂谲不情,泽亦诋伯彦等为失策”, 他说:“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饥渴,宜急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 但汪伯彦的理由是“事须量力,只今未说解围,且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大名亦去河咫尺,不可久住”。 他与康王商定,将元帅府队伍兵分两路,康王一行率兵东逃,却让宗泽孤军南进,并命宗泽对外扬言康王在自己军中,以吸引金人兵锋,而掩护康王、汪伯彦等东逃,从此宗泽“不得预府中谋议”。

年近古稀的宗泽毅然承担救援开封的重任,他虽然取得一些战役上的胜利,自己的队伍也蒙受相当损失,终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康王、汪伯彦等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 年)岁末逃离北京大名府,靖康二年正月到达京东路东平府(治今山东东平)。二月,康王大元帅府“再呈檄书,行下诸处”,命令副元帅宗泽等“克日进寨,于近京驻扎,张大军势,逼胁令去”,但“不得先以兵马挑弄,自启败盟之衅”。“若旬月之间,师犹未退,忍复坐视,当约日齐进,誓死一战。”但在发布此檄后的两日,即二月二十日,康王一行又自东平府出发,躲到了更南的济州(治今山东济宁市)。 康王和僚属商议,甚至准备南下至淮南路宿州(今属安徽),渡过大江,这引起元帅府军队的严重不满,“三军籍籍,谓不返京师而迂路,何也?”康王听到风声,害怕发生兵变,不得不取消去宿州的计划。 元帅府会集的各路兵马愈来愈多,直到三月下旬,康王发令各路军队“四方并进,扫除虏寇,共立大功”。 但事实上,康王却仍拥兵自重,坐视宗泽孤军苦战,不发一兵一卒增援。

河间知府黄潜善带兵到东平府后,深得康王信用,任节制军马。三月,康王升汪伯彦充元帅,黄潜善充副元帅。 汪伯彦、黄潜善以及康王府宦官蓝珪、康覆等人,事实上成为康王元帅府的核心成员。

当金军再次南侵时,康王作为宗室,本来不可能擅自逃离开封。事实上,自衔命出使,离开封城后,康王一直怀抱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私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 这是后来宋人史书中不敢承认的最简单的史实真相。开封的赵氏皇族被金军一举俘获,无有孑遗,而康王却是厄运下仅存的幸运儿。

三月至四月间,金军押解了四十六岁的宋徽宗、二十八岁的宋钦宗以及宋宫“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等北撤, 将开封府城和皇宫中的金银财宝、图书文籍等洗劫一空。临行前,金人又建立伪楚政权,立张邦昌为帝。康王的生母、四十八岁的韦贤妃,康王府三个有位号的女子,即二十二岁的邢秉懿、十九岁的田春罗和十七岁的姜醉媚,还有五个女儿,也都在俘虏的行列。 惟有“潘氏已妊娠”,“以无名位,独得留”。

大群宋俘辗转抵达北方。生活在天堂中的帝胄贵种、金枝玉叶于转瞬之间,便被打入十八层炼狱。落后的女真族盛行奴隶制,宋俘就是女真贵族的奴婢。“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任其生死,视如草芥”。有的男子冬天烧火取暖,“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 女子们更成为胜利者恣意污辱的对象。宋徽宗和宋钦宗一行被金人押解到遥远的会宁府(治今黑龙江哈尔察市阿城区南白城子)。当时金太宗其实仅有一乾元殿,“四围裁柳,名曰御寨”, 其简陋非开封可比。金朝的献俘仪式,是用几千兵士将宋俘驱赶到金朝祖庙,“二帝、二后但去袍服,馀均袒裼,披羊裘及腰,絷毡条於手”。金太宗升乾元殿,“二帝以下皆跪”,“后妃等入宫,赐沐”。宋钦宗朱后不堪羞辱而自杀。翌日,金朝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侯。最后将这群宋俘押往胡里改路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光是在献俘仪式的当天,金朝将宋宫“妇女千人赐禁近,犹肉袒”。

由于康王已成漏网之鱼,金人对其母妻更有一种泄愤报复之意。当邢秉懿被俘时,其实已有身孕,金人强令她乘马,结果“以坠马损胎,不能骑行”。北行到汤阴县,因金军万夫长、盖天大王完颜赛里(宗贤)“相逼”,邢秉懿“欲自尽”而未遂。 金廷“指挥元帅府,叛逆赵构母韦氏,妻邢氏、田氏、姜氏先遣入京禁押”。 在举行献俘仪式后,“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田春罗一说“道亡”,另一说入洗衣院后死亡,姜醉媚也被押送入洗衣院。康王三个女儿死亡,康大宗姬佛佑和康二宗姬神佑入洗衣院。 所谓洗衣院,主要还不是从事洗濯等劳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金廷专设妓院,金酋们可以随意糟蹋和掠娶洗衣院中的女俘,故“浣院日空”。 后金太宗“榜朝市云:宫奴赵构母韦氏,妻邢氏、姜氏(凡十九人)并抬为良家子”。完颜粘罕(宗翰)“编造秽书,诬蔑韦后、邢后、柔福帝姬诸人”。 邢秉懿不堪凌辱,在被俘十二年后,即绍兴九年(公元1139 年),死于五国城,年仅三十四岁。 韦氏已是五十岁上下年龄的老妇,也成为金人对“宫奴赵构”的泄愤对象,并特地“编造秽书”,以羞辱在南方称帝的儿子。

面对着奇耻大辱,康王却另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想法。他后来称帝时说:“自顷用兵,朕知其必至于讲和而后止。在元帅府时,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 所谓“不知有身,但知有民”,自然是欺人之谈。但“每惟和好是念”倒是说破真情,实则忍耻事仇,偷生苟安是念。在赵氏皇族罹难之际,康王其实却做起了皇帝梦。早在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他就对幕僚们说:“夜来梦皇帝脱所御袍赐吾,吾解旧衣,而服所赐,此何祥也?” 古人十分迷信梦境,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康王迫不及待地说梦,正流露出他窥测时机,觊觎着黄袍加身。

[1] 《会编》卷65,卷79《靖康后录》:“盖上皇初欲与帝出幸,何 苦谏,乃止。”卷87《林泉野记》则说“及城陷”,“上欲夺围,出幸江南, 谏止”。何 之谏劝当有多次,而最后一次并不错。 gvU7yIqLUrDWIqFd9SZfna/TBbktgb27bolOEXXNr6NhQWq9UkXF4u6LARYahU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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