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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三年（公元1133 年），宋金之间的激战主要仍限於川陕交界。金将完颜撒离喝（杲）在饶风关（今陕西石泉县西）一度击败吴玠军，但金军无力大举深入，在撤军途中，又遭宋军邀击。宋与金的军力对比，事实上已从劣势转变为某种均势。一些士大夫也从国势渐振的事实中，看到了国运中兴的某种希望。綦崇礼曾上奏说：
今日之议论规〔模〕，宜不出三者。恢复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无所为，下也。语其上，则今之力诚未可为；守其下，则吾之势不可复立。惟度时量力，就其中者为之，中者既成，则其上可驯而致。
綦崇礼此说是相当稳重的，并无一点冒进的成分，但他的议论的主旨还在於反对“苟目前之安”，而是积蓄力量，“以成再造之功”。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於宋高宗本人的态度。在国势危迫之际，频遣使指，固然有缓兵的意图；如今在国势较为稳定之时，仍然频遣使指，这就说不上有什么缓兵之谋了。
宋金交战不同於历史上两国相争、不通来使的诸多先例。主要是在南宋一方，始终以各种名义遣使北往。建炎二年五月，宇文虚中以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充大金祈请使。
由於金朝扣押来使，根本不予理睬，南宋小朝廷也感到难以为情。故“自宇文虚中之后，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前后出使者有王伦、朱弁、魏行可、洪皓、崔纵、杜时亮、宋汝为、张邵、孙悟等人，“皆为所拘”。在骄横的女真贵族眼里，南宋不过是一块迟早要被吞食的俎上肥肉，已无通使的必要。直到金朝军事上屡次失利，方於绍兴二年放王伦归宋。在秦桧罢相前十日，淮东宣抚使刘光世关於王伦归国的上奏，已抵达临安行朝。九月，王伦到行在所，向宋廷报告金方有“息兵议和之意”。金朝“丞相”、都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在致宋高宗信中说：
既欲不绝祭祀，岂肯过为吝爱，使不成国。
至少在书面上，金朝算是第一次宣布放弃了灭宋的打算。王伦的信息，对宋高宗自然是至关重要，而又喜出望外。以战求和，战不忘和，正是他的本意。左相吕颐浩也赞同“再遣使人，以骄其志”。宋廷决定，命潘致尧任大金奉表使、兼军前通问，高公绘任副使，并准备一应礼品，进献金朝首领和宋朝被俘的“两宫、二后”，以及赐给宇文虚中等被扣押的使者。宋高宗特命吕颐浩“作书，以果、茗、币、帛”赠送伪齐刘豫之子刘麟。
向伪齐皇子致信通问，自然完全有损於宋朝的国格，但既有皇帝旨意，吕颐浩也不能违命。数日之后，吕颐浩向皇帝口奏：“闻夏国屡遣人来吴玠、关师古军中，金人与夏国颇睽，可令（张）浚常通问夏国。”宋高宗当即发问：“此与今来欲讲和事相妨否？”
这表明尽管君相都同意遣使，但两人的目标却存在着差别。宋高宗是求和心切，惟恐和议失败，而吕颐浩则仍汲汲於设法打败敌人，收复失地，他认为遣使不过是辅助性的策略。
绍兴三年五月，潘致尧和高公绘出使回朝，他们将伪齐皇子刘麟退回的礼品一并带回，在内殿奏事，说“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当时吕颐浩和朱胜非“已定计北伐”，但因宋高宗亲自决定讲和，“恐害和议，其事中辍”，不得不临时取消北伐的军事部署。
宋廷当即委任韩肖胄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即以次於宰相的执政身份，充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胡松年试工部尚书，充副使，再次北上。韩肖胄在临行前上奏说：
大臣各循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乃权时之宜，他日国家安强，军声大振，誓当雪此雠耻。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复有谋，宜速进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缓之也。
宋使途经开封，金朝所封的伪齐子皇帝刘豫“欲见之”，胡松年认为“见之无碍”。伪齐官员要求宋使“以臣礼见”，胡松年坚持“用平交礼”。他对刘豫说：“松年与殿下比肩事主，不宜如是。”刘豫为之折服，问：“主上如何？”胡松年说：“圣主万寿。”刘豫又问：“其志何在？”胡松年回答：“主上之志，必欲复故疆而后已。”刘豫不得不面露赧色。
胡松年作为一个有气节的文士，可谓不辱使命，然而他所说的“主上之志”，其实又不能表明皇帝的真意。
金朝都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发遣韩肖胄和胡松年归宋，并指派元帅府议事官、安州团练使、银青光禄大夫李永寿和朝散大夫、职方郎中王诩等随同南下。宋高宗闻讯后，对多年来求之不得的第一批金朝正式使者的到达，自然极表欢迎。他亲自下诏，令金使经过的州军，必须为金太祖“旻”和金太宗“晟”两个汉名避讳。十二月，韩肖胄等回临安行朝，金使也随后抵达，李永寿、王诩等“骄倨自肆”。宋高宗急令王伦就馆驿与之商谈，并“诏赐永寿等衾褥，传旨勿拜”。中国古代最为注重礼仪规格，他率先亲自贬降，自居於卑辱的地位，惟求和议之速成。
金使入见宋高宗时，当面提出“还伪齐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东南者，且欲画江以益刘豫”，共计七项条款。其第一条即与秦桧著名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二策”相合，
如前所述，这当然绝非偶然的巧合。当时伪齐并无能力占领大江以北的广大土地，宋军的兵员主要又是由西北人充当。可知李永寿、王诩等南来，表明女真贵族其实仍不愿接受南北对峙的格局，而是企图通过外交谈判，以取得军事进攻无法得到的胜果，为今后灭亡宋朝创造有利条件。
金使退后，殿中侍御史常同当即上奏，说：“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靖康以来，分为两事，可为鉴戒。”宋高宗说：“今养兵已二十万有畸。”常同说：“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
但宋高宗一方面固然感到难以接受金朝如此苛刻的割地等近乎亡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这个难能可贵的和谈机会。他於绍兴四年（公元1134 年）正月，命章谊为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孙近为副使，随金使李永寿、王诩等同往金朝，其使命是“请还两宫及河南地”，
向金朝明白无误地宣布放弃黄河以北的广大失地。翰林学士、兼侍读綦崇礼上奏说：
陛下惩强敌之侵凌，念两宫之阻远，不惮卑词以通使，屈己以议和，上以为宗庙社稷灵长之计，下以息海内元元战伐之苦，至诚交感，异类革心，甚盛德也。然臣私窃度之，陛下郁郁居此，忍自卑屈，以求成请好，岂得已哉！徒以事势未竟，国步未〔夷〕，生民未安，故为计出此。非谓旧事可忘，中国可弃，敌情可信，能恃以久安也。然则约和之后，便欲高枕而卧，得乎？仰惟圣意，固将大有所为，兴起庶政，观时俟衅，期复旧业，不惟苟纾目前之急而已。臣愿陛下坚卧薪尝胆之志，励宵衣旰食之勤。
从道理上说，綦崇礼此奏可谓义正词严，没有可以辩驳的余地。但宋高宗的主意已定，其实亦无挽回的余地，而綦崇礼作为大宋的臣子，总须对皇帝进献自己的忠告。
张浚从四川回到东南行朝后，罢官闲居。他也上奏反对遣使议和，说：
窃观此虏情状，专以和议误我，亦云久矣。彼势蹙即言和，势盛即复肆，前后一辙。
窃惟此虏倾我社稷，坏我陵寝，迫我二帝，驱我宗室、百官，自谓怨隙至深，其朝夕谋我者不遗余力矣。况刘豫介然处於其中，势不两立，必求援於虏。借使暂和，心实未已，数年之内，指摘他故，岂无用兵之辞。
此奏也将对金议和的利害，说得相当透彻。
得了顽固的对金软骨病与求和症的宋高宗，在国势稍振的形势下，媾和的欲望不是减退，而是更为迫切。他不仅对金朝“不惮卑词以通使，屈己以议和”，连对那个昔日的皇宋臣僚、今日的大金子皇帝刘豫，也甘愿低声下气。因害怕得罪金人，宋朝在公开场合已称刘豫政权为“大齐”。伪齐宿迁（今属江苏）县令张泽率军民二千人归宋，泗州知州徐宗诚予以接纳，反而受到宋廷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