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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在罢免范宗尹的前一天，下诏召吕颐浩还行在绍兴府，准备重新拜相，而朝廷的相位暂时空缺。当时论资历和声望，秦桧尚不足以与吕颐浩争衡。秦桧为争取相位，便四处活动，在众官员中倡言：“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有人问何以不说，秦桧又故弄玄虚，说：“今无相，不可行也。”
似乎他葫芦里的灵丹妙药，尚须待价而沽。秦桧对宋高宗本人也说：“若用臣为相，有耸动天下事。”宋高宗在内心深处，对秦桧主张对金媾和，自然是极为欣赏的。但他已有了四五年当皇帝的经验，政治上也不像初即位时那么幼稚。宋高宗对秦桧“凡有未尽善事”，当面从不与范宗尹争议，背后却在皇帝面前“私言”的一套权术，已有所觉察。
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试用一下秦桧。
八月，即范宗尹罢相的下一月，宋高宗发表秦桧任右相。吕颐浩到行朝前后，有一批官员向皇帝进言，表示反对他复相，宋高宗迟疑了一些时日，方於九月命他再任左相。
从此开始了吕颐浩和秦桧并相的局面。
吕颐浩是苗刘之变的救驾功臣，并辅佐皇帝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时日。至少自航海回来后，他也一直主张对金强硬，用兵收复失地。但是，吕颐浩显然也有不少弱点。吕颐浩再相后，儒学家胡安国曾修书一封，希望他“进退贤否，赏罚功罪，固当以至公无我为先，报复恩雠为戒”。
看来胸襟狭隘，不能容人，确是他的一大毛病。
吕颐浩上奏皇帝，说自己“年逾六十”，“所幸未填沟壑之前，一见中兴之业”。“三四年来，金人才退，士大夫及献言之人便以谓太平无事，致机会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行。”“伏〔愿〕陛下发中兴之诚心，行中兴之实事，要当先定驻跸之地。”他主张“移跸於上流州军”，“然后乘大暑之际，遣精锐之兵”北伐。
当时所谓“上流”，即是指今长江中游。此议未被采纳。
秦桧任相后，便向宋高宗“献二策”，其主要内容是“一则与南北士大夫通致家信，一则纠率山东、河北散群之人，愿归乡土者，差官管押前去”。
后金朝派李永寿、王诩等出使宋朝，“议七事，第一事欲尽取北人，与桧二策合”。
这说明金朝的完颜挞懒（昌），其实正是秦桧“二策”的真正炮制者。秦桧向宋高宗提出“二策”后，还特别为皇帝草拟了一份诏书，说：
军兴以来，河北、山东忠义之徒自相结约立功。其后番兵深扰，逐头项人渐次渡江，今各所在屯聚就粮。议者欲兴兵讨伐，朕惟黎元骚动，罪在朕躬，既未能率以还北，岂宜轻肆杀戮。应河北、山东渡江无归之人，并令所在招抚，开具乡土所在，当议遣官纠率起发。其南方士大夫因守官北地，隔绝未能还乡，及北方士大夫因守官南方，以至避难渡江，想其念国保家之心，彼此俱同，虽有一时从权卫身之计，必皆出於不得已，度其深谋远虑，亦岂在人下。应欲书问往来，并令朝廷差人发遣，如得回书，有司即时遣人分付本家，贵得情通，各无疑间。朕蒙祖宗休德，托於士民之上，初无处显之心，亦无贪功之念。倘有生之类，因朕得以保家室，复井里，则朕亦将复侍父兄，省陵寝。
行文虽然隐晦曲折，其中心意思还是明白无误的。当时南宋军队主要是由北方健儿编组的，若将流寓在南的北方人“遣官纠率起发”，只能意味着抗金军力的削弱。北人归北，加之对“北方士大夫”的“一时从权卫身之计”表示理解，其实就是驱迫或同意北方人“从夷”。至於所谓“无贪功之念”，就等於明确宣布放弃恢复失地之念。凡此种种，表明秦桧的“二策”及其所草拟的诏旨，其实是为金人设计，而不是为宋人考虑的。宋高宗并非白痴，不会全然不懂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将秦桧的二策概括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感到无法采纳，故虽接受了秦桧的诏旨草稿，“不曾降出”。
秦桧南归时，带有“亲信”高益恭，但秦桧为掩人耳目，声称是宋军“擒获汉儿高益恭”。高益恭是“燕人”，金朝沿用辽的习惯，称原辽统治区的汉人为“汉儿”。秦桧建议放高益恭归金朝，“俾携酋长书”。在得到宋高宗首肯后，秦桧便“得旨作书”给完颜挞懒（昌），其内容包括承认宋钦宗时“所割河朔”之地归金，但仍希望归还伪齐刘豫管辖的“河南之地”，以及祈请金朝不要拘留宋朝“所遣信使”。
高益恭去后，金朝并无回音。秦桧为对金和议，煞费苦心，但因无成效，就不可能博得宋高宗的欢心和信任。
中国成语有“结党营私”一词，确实具备了科学的内涵。大凡活动於政治舞台，而欲以权谋私者，往往必须结党，不“结党”便不能“营私”。秦桧自然是个深悉“结党营私”之三昧者。他脱离宋朝已三年有余，根基不深，就尤须援引亲党。汪伯彦与秦桧有师生之谊，秦桧拜相前后，便设法援引汪伯彦出任江南东路安抚大使。但汪伯彦毕竟名声太坏，遭右司谏韩璜等人的论奏，宋高宗最后不得不说：“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於是汪伯彦只能重新安排宫观使的闲职。
此外，秦桧看中了柔媚奉承的杨愿，“荐授”他任枢密院编修官，又升计议官。秦桧表兄弟王鈇也被引为枢密院编修官，后升江南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秦桧妻党王
升任提点江、淮等路坑冶铸钱，王昞任提辖行在榷货务都茶场，王守道任枢密院计议官。
在部分士大夫中，对秦桧汲引亲故的做法已颇有非议，指责他“大植朋党”。
秦桧知道吕颐浩“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
当时也确有一些名士得到秦桧的推举，与他过从较密。例如名儒胡安国就认为，秦桧“归自虏中，若得执政，必大可观”。及至听说秦桧拜参知政事，胡安国又在书信中说自己为此“喜而不寐”。
然而胡安国到宋廷后，还是致力於劝说皇帝命李纲复相。
但是，秦桧拉拢名士，亦并非都是成功的。翟汝文在北宋末年同秦桧有旧交，秦桧便一力援引，举荐他任参知政事，希望翟汝文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不料翟汝文性情刚烈，他常说：“天下人知桧真大金之奸细，必误国矣！”在政事堂上，秦桧和翟汝文甚至“对案相诟”，秦桧骂翟汝文为“狂生”，翟汝文骂秦桧“浊气”。最后，秦桧在宋高宗前“面劾”翟汝文“专擅”，宋高宗也不支持翟汝文，将这个在位才三个月的执政罢官。
另一个官员王居正，也“素与秦桧善”。但他后来发现秦桧心术不正，便对宋高宗说：“秦桧尝语臣：‘中国之人惟当著衣啖饭，共图中兴。’臣时心服其言。又自谓‘使桧为相数月，必耸动天下’。今为相施设止是，愿陛下以臣所言，问桧所行。”秦桧“惭而怒”，便设法将王居正逐出朝廷，外任知州。
为了排挤吕颐浩，秦桧嗾使其党羽向宋高宗建议说：“周宣王时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宋高宗认为此说有理，便亲自对左、右二相宣谕说：“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
按照皇帝指定的分工，绍兴二年（公元1132 年）四月，吕颐浩以左相、兼知枢密院事的身份外任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离开行朝，“开府镇江”。
秦桧利用吕颐浩离朝的机会，盘算着进一步独揽朝政。他上奏宋高宗，提议设修政局，仿效宋徽宗时蔡京设讲议司的旧例，得到批准。遂设修政局於都省，秦桧自任提举修政局，其下拉拢一批士大夫，分任参详官、参议官和检讨官。其实，这是一个叠床架屋式的机构，被援引任检讨官的曾统就对秦桧说：“丞相事无不统，何以局为？”秦桧无言以对，只能置之不理。
在国难当头、财政困窘的情况下，设修政局无疑是多此一举，但对秦桧一己私利而论，他又自认为是绝对必要之举。
吕颐浩虽然心胸并不宽广，然而在再相之初，显然并未将秦桧作为不能共事的政敌对待。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吕颐浩不善於钩心斗角，当他很快觉察了秦桧的图谋后，便着手反击。前宰相朱胜非在苗刘之变中，竭力保全官家，“调护有力”，宋高宗对他的印象不坏。七月，吕颐浩自镇江府还朝，举荐朱胜非任同都督，实际上是准备与朱胜非互为奥援，共同对付秦桧。宋高宗批准朱胜非的新命。给事中胡安国行封驳之权，予以奏罢。宋高宗又发表朱胜非任提举醴泉观、兼侍读，回行朝供职。吕颐浩害怕胡安国再行封驳之权，特命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书行”。胡安国大怒，认为此种做法是“侵紊官制，隳坏纪纲”，“遂卧家不出”。
胡安国反对朱胜非回朝，这本是他个人的政见，并非出自秦桧的教唆。但他的所作所为，恰好又与秦桧的意图合拍。围绕着朱胜非回朝之争，恰好成为吕颐浩和秦桧政争激化的一个焦点。吕颐浩回朝途经平江府时，知府席益向他献策说：“目为党可也，今党魁胡安国在琐闼，宜先去之。”
在中国古代，君主十分忌讳的自然是群僚的分朋植党。吕颐浩认为此计大妙，因为在宋朝政治史上，也早有给政敌加以朋党罪名，使之垮台的前例。胡安国宁愿“旷官”，以示自己不“贪禄位”，正是吕颐浩求之不得的事。
吕颐浩和秦桧政争的胜负，自然是取决於宋高宗的态度。宋高宗对秦桧的结党营私，已有所觉察。他在绍兴二年四月，便下诏告诫说：
尚虑进用之人，才或胜德，心则媚奥，潜效偏私，浸成离间，将见分朋植党，互相倾摇，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继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体国，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台谏论列闻奏，朕当严置典刑，以诛其意。
表面上，皇帝是高踞於“二相”之上，不偏不倚，其实却是着重於告诫秦桧。
围绕着胡安国的“落职”问题，秦桧“三上章，乞留安国”，宋高宗“不报”，
这就进一步表明了皇帝的意向。
吕颐浩以罢免胡安国为契机，乘胜追击。他上奏皇帝，以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改任殿中侍御史，尚书右司员外郎刘棐行右司谏，并将指为秦桧一党的十多名官员一并贬逐，
使秦桧在朝廷中完全陷於孤立。黄龟年赴任后，便上奏弹击秦桧，说他“厚貌深情，矫言伪行。进迫君臣之势，阳为面从；退恃朋比之奸，阴谋沮格”。“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甚至将秦桧比为汉代的王莽和董卓。
八月，宋高宗亲自召见直学士院綦崇礼，交付他一份御笔，御笔指斥秦桧自任执政以来阳一套、阴一套的两面派行为，指责秦桧的“二策”，说“此何理哉”！宋高宗还将秦桧为贯彻“二策”的“亲拟诏本，布告在廷”。
他气冲冲地说：“秦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将安归！”
綦崇礼便按皇帝旨意，用骈体文起草一份秦桧的罢相制，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斥责，“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於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於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凭恃其党，排斥所憎。进用臣邻，率面从而称善；稽留命令，〔辄〕阴怵以交攻。”“顾窃弄於威柄，或滋长於奸朋。”宋高宗还亲“谕朝廷，终不复用，仍榜朝堂”。秦桧任宫观官赋闲。
他一时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似再无重返政府的可能。
其实，宋高宗的表演，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是假戏真唱，后来他终於对秦桧说了一些真话：“朕记卿初自虏中归，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而梗於众论，久而方决。”
当然，即使是这段“玉音”，其实也是真伪参半。宋高宗在罢免秦桧时，对他的分朋植党、玩弄权术确是十分嫌恶的，认为是为臣不忠的表现。至於对金媾和，固然甚合寡人之意，但对其“二策”却有戒心，加之刘光世发出的求和信件已近两年，高益恭又捎带去秦桧的书函，而完颜挞懒（昌）本人并无任何回报。宋高宗尚未树立欲求和，则必用秦桧，不用秦桧，便不能求和的信条。故他将秦桧当作一只无用的卒子，而轻率地予以废弃。
吕颐浩和秦桧的政争，确实存在着两人战与和的政见分歧，也存在着无原则派系倾轧的因素。在当时形势下，宋廷中抗战派和投降派的分野尚不明显，加之秦桧“行诡而言谲，外缩而中邪”，
他的真面目尚未彻底暴露。被视为秦桧一党，而遭罢黜的官员之中，固然有杨愿、王
、王昞、林待聘等党羽，但也有如张焘、程瑀、吴表臣、胡世将等人，他们后来又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秦桧的降金政策。
秦桧罢相后，宋高宗“罢修政局”，朱胜非也於九月复任右相。
吕颐浩和朱胜非都主张对金和伪齐用兵。吕颐浩“屡请因夏月举兵北向，以复中原，且谓人事天时，今皆可为”。“况今之战兵，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销磨，异时势必难举，此可为深惜者也。”
朱胜非“自再相，首建议遣诸大帅分屯於淮南等路，各据要害，以经略淮北、荆襄”。
但限於南宋当时的国力，宋高宗的态度等因素，他们的计划也无法付诸实施。
由於吴玠军抵挡了金军对四川的猛攻，韩世忠、岳飞等军又先后击破或平定了李成、曹成、刘忠等兵痞土匪，消灭福建路范汝为的叛乱割据势力，“巨盗悉平，年榖丰稔”，国势粗安，宋高宗的行朝在南方暂时稳定了统治。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有一回，他向宰辅们发问：“假如寇或南来，避与不避，策将安出？”吕颐浩回答：“若尽遣诸将向前，广为备御，寇岂能便渡江，但当先为定计以待之。”
事实上，宋高宗一直在临安城候潮门外钱塘江上，备有二百艘船，又在明州昌国县另设“聚船积粮之处”，随时准备一有风吹草动，便越海逃遁。
只是金军攻势已衰，再无跨江用兵的可能，故宋高宗在临安城的行宫中，事实上已可奠枕而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