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桧归宋

宋高宗君臣由海洋转回陆地，他们对局势的发展仍感把握不定，因而惴恐不安。宋高宗在离温州前下诏说：

昨金人侵犯州县，其投拜官除知（州）、通（判）别取旨外，余并罢。内统兵官以众寡不敌，致有溃散，理宜矜恤，可特放罪，仍旧统押人马。

此诏将文官和武将区别对待，因为在溃兵如潮、败将如毛的情势下，“恐将士溃散者众，乘乱为变”。 宋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能行此权宜之计。

范宗尹“摄行相事”不到十日，便於五月初正式拜命右相，年仅三十一岁。 他长得“肥白如冠玉，旦起与裹头、带巾，必皆览镜，时谓三照相公”。 他为人十分注重仪表，但面对着虚弱到极点的国势，其实并无转危为安、变弱为强的灵丹和妙方。范宗尹说：“今日国势，正如人之疾病，沉痼方笃，稍施驶药，立见颠仆之患。要〔使〕施设有序，勿遽勿亟。” 也就是说，对体质极虚的病人，已不宜施用猛药。这当然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论。范宗尹拜相后，为矫治宰相任御营使所造成的弊端，他说服宋高宗撤销御营使司的机构，恢复枢密院统兵的祖宗旧制。范宗尹本人以宰相兼知枢密院事。

范宗尹拜相后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设置镇抚使。他主张承认很多地区被兵痞、土豪、溃将、摄官之类割据的现实，“稍复藩镇之法”。经宋高宗批准，将淮南东、西路，京西南、北路，荆湖北路和陕西路的一角，划分为若干小军区，每个军区设镇抚使，辖两个以至多个府、州、军的防务，兼管民政和财政，作为“救弊之道”。炎兴之交前后拜命镇抚使三十余人，因辖区不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并不能有效抵御金军。镇抚使们或战败牺牲，或丧失辖区，或火并被杀，或叛变降敌，种种结局，难以概述。

在范宗尹任相期间，一件对后来政局演变影响最大的事，就是北宋末钦宗朝御史中丞秦桧的归宋。

秦桧字会之，建康府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市）人，父亲秦敏学曾任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古县县令等职。秦桧妻王氏是宋神宗朝宰相王珪的孙女。 汪伯彦在科举入仕前，“秦桧尝在其席下读书”， 两人结下师生之谊。秦桧在太学生时代，“博记工文，善干鄙事，同舍号为秦长脚”。

秦桧於政和五年（公元1115 年）科举入仕。 北宋末，他以主张对金采取强硬态度的面目活跃於朝廷。靖康元年，时为太学正的秦桧上奏说，“金国远夷，俗尚狙诈”，“不宜示怯，以自蹙削”，“狄人贪心无厌，得地而势益强，复不能保其不再犯边”。他“乞奉使”，“伐大金始谋”，反对“割弃三镇之说”。 当金军再次进逼开封时，宋钦宗召百官集议对策，秦桧等三十六人反对割地，而多数官员，特别是范宗尹则坚决主张割地求和。

金军破开封城后，准备废除赵宋政权，另立张邦昌伪楚政权，却仍遭受一些士大夫的反对。监察御史马伸也在御史台倡议对此事公开表态，并与吴给起草了一份议状，号召众人签名。秦桧身为御史台之长，因“同僚合辞力请”，“不得已，始肯书名”。但他又担心此状言辞过於激烈，会得罪喜怒叵测、动辄使用屠刀的金人。於是，秦桧便以朝散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的名义单独上状说：

张邦昌在上皇时，执政日久，伐燕败盟之计，皆所预知。今若册立，恐元帅府大兵解严之后，奸雄窃发，祸及无辜，将不称元帅吊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帅推天地之心，以生灵为念，於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俾为藩臣，则奸雄无因而起，元帅好生之德，通於天地。

此状不仅删除马伸和吴给原件中所有较为激烈的言辞，并且降格为仅求另立宋朝宗室中“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但金朝元帅府仍颇为震怒，在撤兵时，将秦桧夫妻等一并驱虏北上。

一批被俘宋官北上时，张叔夜即在途中自杀，其他如何 、孙傅、陈过庭、司马朴等，也都守节不屈。惟独意志本不坚定的秦桧，却看风使舵。宋徽宗得知九子宋高宗即位的消息，便教秦桧起草一信，向金朝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表示，愿“奉咫尺之书，谕嗣子以大计，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 宋徽宗向金人摇尾乞怜，并未使他摆脱阶下囚的悲惨境遇，但秦桧却因而得到金人的青睐。金廷下令，将陈过庭等迁至广宁府（治今辽宁北镇县），而秦桧却由金太宗赐给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在燕山府“居留弗遣”。 秦桧先充完颜挞懒（昌）的“任用”，“任用者，犹执事也”，后任“参谋军事”。 他已由阶下囚超升为座上客。完颜兀术（宗弼）也曾经特请秦桧赴宴，“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 原来同为北宋皇朝的达官贵人，转眼之间，却是荣枯有咫尺之异。

建炎四年金军攻楚州时，完颜挞懒（昌）曾命秦桧写劝降书，“有指斥语”，即有辱骂宋高宗的文字。十月，秦桧、王氏连同小奴砚童、小婢兴儿等一批随从，满载丰厚的财宝，投奔涟水军（今属江苏）宋方水寨。一些将领怀疑他“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主张“速诛之”。但秦桧得到丁禩等的保护，航海前往行在越州。

秦桧归宋，其实无疑是完颜挞懒（昌）的授意和“密纵”。 关於他如何逃归，秦桧自己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或说是“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而来， 或说是“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而归”， 破绽甚多。秦桧后来又自撰《北征纪实》，作为谎言的最后定稿。 宋朝一些士大夫也曾对秦桧的行踪提出种种怀疑，例如向子忞说：“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也。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归，非大奸能若是乎！” ^[1] 但是，靖康末的一纸议状，却成为秦桧欺世盗名的政治资本。右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力排众议，一力向宋高宗举荐。

十一月，秦桧朝见皇帝之初，即称“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他“建议讲和”，并请宋高宗亲自致书金朝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求好”。此说正中宋高宗下怀。翌日，宋高宗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并对范宗尹说：“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但宋高宗对自己亲自向完颜挞懒（昌）致国书，也感到难以为情，便向大将刘光世下达御笔手诏说：

前御史中丞秦桧近自挞辣郎君寨中脱身来归，所得情实及虏中事宜，皆可质据。今令宰执与桧商量，撰成书一通，录以付卿。卿可依此修写，作书五本，自以卿意，十余日间，累遣五辈，令往通达。彼若审见利害之实，肯以师还，不复侵略，庶几粗获休息。

刘光世得此御笔后，便遵命作书，“择士以行”， 却未得金方的回复。

绍兴元年二月，宋高宗将秦桧升任参知政事，作为副相，在升官制词和辞免不允诏中，皇帝强调秦桧“忠信行於异域”，“安社稷为悦，尝抗死以力陈；与鸟兽为群，卒奉身而旋返”，将他誉为当代苏武。 秦桧辅政半年，其实并无什么政绩可言。

秦桧所觊觎者，自然是宰相之位。原来一力援引他的范宗尹，如今成为他排挤和陷害的首要对象。

北宋末，范宗尹“尝仕伪楚”，他指使户部侍郎季陵上奏，建议对因受伪命，苗刘之变等罪废者，“选择实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废其终身”。事实上，也有一部分罪废者已得到“申雪”。此事遭到侍御史沈与求等台谏官的攻击，季陵因此罢官，范宗尹的相位也发生动摇。

绍兴元年，范宗尹又建议追夺宋徽宗以来“滥赏”官位之事，“遂为画一规式，有至夺十五官者”。就公论而言，似为理所当然，但既然损害很多人的既得权益，必然招致“胥动造谤，浮议蜂起”。范宗尹将具体事务“皆委之都司”，先后任右司员外郎的王俣和万格“刻薄苛细”，以至有人编造了一副对联说：“逢〔俣〕多龃龉，遇格必阻隔。”还有无名氏写了一阕打油词《行香子》说：“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宋高宗看到此种情景，“虑或摇人心”，遂亲下御批说：

朕不欲归过君父，敛怨士大夫，可日下寝罢。

此事遂成范宗尹罢相的导火线。身为参知政事的秦桧，最初也是“力赞”此事，他看到宋高宗“意坚”，立即一反初议，乘机对范宗尹落井下石。范宗尹遂於七月罢相。

[1] 《要录》卷136 绍兴十年六月乙丑，《卢溪文集》卷47《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作向子 。 /qi1IWF/V1Fa6MZ5v/Wwf+BUX1LHSiD653nT9MHEBIBiBD71jav4nLAydCuHkQ+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