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君臣由海洋转回陆地,他们对局势的发展仍感把握不定,因而惴恐不安。宋高宗在离温州前下诏说:
昨金人侵犯州县,其投拜官除知(州)、通(判)别取旨外,余并罢。内统兵官以众寡不敌,致有溃散,理宜矜恤,可特放罪,仍旧统押人马。
此诏将文官和武将区别对待,因为在溃兵如潮、败将如毛的情势下,“恐将士溃散者众,乘乱为变”。
宋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能行此权宜之计。
范宗尹“摄行相事”不到十日,便於五月初正式拜命右相,年仅三十一岁。
他长得“肥白如冠玉,旦起与裹头、带巾,必皆览镜,时谓三照相公”。
他为人十分注重仪表,但面对着虚弱到极点的国势,其实并无转危为安、变弱为强的灵丹和妙方。范宗尹说:“今日国势,正如人之疾病,沉痼方笃,稍施驶药,立见颠仆之患。要〔使〕施设有序,勿遽勿亟。”
也就是说,对体质极虚的病人,已不宜施用猛药。这当然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论。范宗尹拜相后,为矫治宰相任御营使所造成的弊端,他说服宋高宗撤销御营使司的机构,恢复枢密院统兵的祖宗旧制。范宗尹本人以宰相兼知枢密院事。
范宗尹拜相后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设置镇抚使。他主张承认很多地区被兵痞、土豪、溃将、摄官之类割据的现实,“稍复藩镇之法”。经宋高宗批准,将淮南东、西路,京西南、北路,荆湖北路和陕西路的一角,划分为若干小军区,每个军区设镇抚使,辖两个以至多个府、州、军的防务,兼管民政和财政,作为“救弊之道”。炎兴之交前后拜命镇抚使三十余人,因辖区不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并不能有效抵御金军。镇抚使们或战败牺牲,或丧失辖区,或火并被杀,或叛变降敌,种种结局,难以概述。
在范宗尹任相期间,一件对后来政局演变影响最大的事,就是北宋末钦宗朝御史中丞秦桧的归宋。
秦桧字会之,建康府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市)人,父亲秦敏学曾任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古县县令等职。秦桧妻王氏是宋神宗朝宰相王珪的孙女。
汪伯彦在科举入仕前,“秦桧尝在其席下读书”,
两人结下师生之谊。秦桧在太学生时代,“博记工文,善干鄙事,同舍号为秦长脚”。
秦桧於政和五年(公元1115 年)科举入仕。
北宋末,他以主张对金采取强硬态度的面目活跃於朝廷。靖康元年,时为太学正的秦桧上奏说,“金国远夷,俗尚狙诈”,“不宜示怯,以自蹙削”,“狄人贪心无厌,得地而势益强,复不能保其不再犯边”。他“乞奉使”,“伐大金始谋”,反对“割弃三镇之说”。
当金军再次进逼开封时,宋钦宗召百官集议对策,秦桧等三十六人反对割地,而多数官员,特别是范宗尹则坚决主张割地求和。
金军破开封城后,准备废除赵宋政权,另立张邦昌伪楚政权,却仍遭受一些士大夫的反对。监察御史马伸也在御史台倡议对此事公开表态,并与吴给起草了一份议状,号召众人签名。秦桧身为御史台之长,因“同僚合辞力请”,“不得已,始肯书名”。但他又担心此状言辞过於激烈,会得罪喜怒叵测、动辄使用屠刀的金人。於是,秦桧便以朝散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的名义单独上状说:
张邦昌在上皇时,执政日久,伐燕败盟之计,皆所预知。今若册立,恐元帅府大兵解严之后,奸雄窃发,祸及无辜,将不称元帅吊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帅推天地之心,以生灵为念,於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俾为藩臣,则奸雄无因而起,元帅好生之德,通於天地。
此状不仅删除马伸和吴给原件中所有较为激烈的言辞,并且降格为仅求另立宋朝宗室中“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但金朝元帅府仍颇为震怒,在撤兵时,将秦桧夫妻等一并驱虏北上。
一批被俘宋官北上时,张叔夜即在途中自杀,其他如何
、孙傅、陈过庭、司马朴等,也都守节不屈。惟独意志本不坚定的秦桧,却看风使舵。宋徽宗得知九子宋高宗即位的消息,便教秦桧起草一信,向金朝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表示,愿“奉咫尺之书,谕嗣子以大计,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
宋徽宗向金人摇尾乞怜,并未使他摆脱阶下囚的悲惨境遇,但秦桧却因而得到金人的青睐。金廷下令,将陈过庭等迁至广宁府(治今辽宁北镇县),而秦桧却由金太宗赐给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在燕山府“居留弗遣”。
秦桧先充完颜挞懒(昌)的“任用”,“任用者,犹执事也”,后任“参谋军事”。
他已由阶下囚超升为座上客。完颜兀术(宗弼)也曾经特请秦桧赴宴,“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
原来同为北宋皇朝的达官贵人,转眼之间,却是荣枯有咫尺之异。
建炎四年金军攻楚州时,完颜挞懒(昌)曾命秦桧写劝降书,“有指斥语”,即有辱骂宋高宗的文字。十月,秦桧、王氏连同小奴砚童、小婢兴儿等一批随从,满载丰厚的财宝,投奔涟水军(今属江苏)宋方水寨。一些将领怀疑他“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主张“速诛之”。但秦桧得到丁禩等的保护,航海前往行在越州。
秦桧归宋,其实无疑是完颜挞懒(昌)的授意和“密纵”。
关於他如何逃归,秦桧自己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或说是“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而来,
或说是“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而归”,
破绽甚多。秦桧后来又自撰《北征纪实》,作为谎言的最后定稿。
宋朝一些士大夫也曾对秦桧的行踪提出种种怀疑,例如向子忞说:“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也。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归,非大奸能若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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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靖康末的一纸议状,却成为秦桧欺世盗名的政治资本。右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力排众议,一力向宋高宗举荐。
十一月,秦桧朝见皇帝之初,即称“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他“建议讲和”,并请宋高宗亲自致书金朝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求好”。此说正中宋高宗下怀。翌日,宋高宗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并对范宗尹说:“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但宋高宗对自己亲自向完颜挞懒(昌)致国书,也感到难以为情,便向大将刘光世下达御笔手诏说:
前御史中丞秦桧近自挞辣郎君寨中脱身来归,所得情实及虏中事宜,皆可质据。今令宰执与桧商量,撰成书一通,录以付卿。卿可依此修写,作书五本,自以卿意,十余日间,累遣五辈,令往通达。彼若审见利害之实,肯以师还,不复侵略,庶几粗获休息。
刘光世得此御笔后,便遵命作书,“择士以行”,
却未得金方的回复。
绍兴元年二月,宋高宗将秦桧升任参知政事,作为副相,在升官制词和辞免不允诏中,皇帝强调秦桧“忠信行於异域”,“安社稷为悦,尝抗死以力陈;与鸟兽为群,卒奉身而旋返”,将他誉为当代苏武。
秦桧辅政半年,其实并无什么政绩可言。
秦桧所觊觎者,自然是宰相之位。原来一力援引他的范宗尹,如今成为他排挤和陷害的首要对象。
北宋末,范宗尹“尝仕伪楚”,他指使户部侍郎季陵上奏,建议对因受伪命,苗刘之变等罪废者,“选择实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废其终身”。事实上,也有一部分罪废者已得到“申雪”。此事遭到侍御史沈与求等台谏官的攻击,季陵因此罢官,范宗尹的相位也发生动摇。
绍兴元年,范宗尹又建议追夺宋徽宗以来“滥赏”官位之事,“遂为画一规式,有至夺十五官者”。就公论而言,似为理所当然,但既然损害很多人的既得权益,必然招致“胥动造谤,浮议蜂起”。范宗尹将具体事务“皆委之都司”,先后任右司员外郎的王俣和万格“刻薄苛细”,以至有人编造了一副对联说:“逢〔俣〕多龃龉,遇格必阻隔。”还有无名氏写了一阕打油词《行香子》说:“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宋高宗看到此种情景,“虑或摇人心”,遂亲下御批说:
朕不欲归过君父,敛怨士大夫,可日下寝罢。
此事遂成范宗尹罢相的导火线。身为参知政事的秦桧,最初也是“力赞”此事,他看到宋高宗“意坚”,立即一反初议,乘机对范宗尹落井下石。范宗尹遂於七月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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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录》卷136 绍兴十年六月乙丑,《卢溪文集》卷47《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作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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