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天堑失守

宋高宗一面卑辞乞和，一面也不得不对金军的攻势预做准备。既有维扬逃难的惨重教训，御史中丞范宗尹上奏认为，只能对金“隐忍顺受，以纾目前之急”，“设若虏骑深入，当以控扼之事，责之将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谓无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绝，投之善药，但得不死，徐议补治”。中书舍人季陵也上奏说，“自古无守城天子，以天子守城，则内重而外绌。臣愿陛下为马上之计”。“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窜，以扈跸为名，弃城池以与敌，使生灵堕於涂炭，财用填於沟壑而不恤也。宗社安危，在此一举，惟陛下早图之。” 两人意见归结为一点，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必须早做逃跑的准备。这当然与宋高宗的心意相合。

宋高宗在六月“诏谕军民”，说“今者迫近防秋，理当夙戒。朕已命杜充提重兵，为淮南、京东、京西宣抚处置副使，力保诸路”。又恭请隆祐皇太后等一行“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与二三谋臣、帷幄宿将、士庶、军人戮（勠）力同心，以备寇敌，进援中原。”“一应官员、百姓欲遣家属南去者，官司不得禁止。” 八月，隆祐皇太后等一行皇宫女眷三百八十三人，由滕康任权知三省、枢密院事，刘珏任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陪同前往江南西路首府洪州。滕康和刘珏的同行，有分散朝廷事权，以应付紧急事变之意。武将、节度使杨惟忠“将卫兵万人从行”。随同隆祐皇太后的宋高宗妃嫔等，有已死的皇太子母潘贤妃、淑国夫人王氏、康国夫人萧氏、和国夫人王氏、嘉国夫人朱氏、成国夫人吴氏、润国夫人张氏、惠国夫人孙氏、直笔张氏、典字孙氏、直笔刘氏、尚服朱氏等，每位之下各有十多名至三十多名宫女。 好色的宋高宗为了避敌，不得不忍痛将自己的妃嫔之类临时遣散，以免她们成为自己逃难时的累赘。

在此危难时刻，宋廷的宰执官已分命三处，张浚西去，滕康和刘珏南下，惟有吕颐浩等陪伴皇帝。在宋高宗君臣眼里，惟一可以依仗的外任重臣就是杜充。

杜充作为统兵文臣，是个自命不凡、色厉内荏的草包。他对部属苛酷，“残忍好杀”， 以掩饰无能，树立权威。他既畏敌怯战，却又喜欢冒充硬汉，曾自诩说：“方今艰难，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 杜充接替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后，其实只有丧地蹙土的记录。然而在这个是非功过颠倒的年代里，他的官位却反而随之升高，他的名望反而随之加重。其实，一部分士大夫也看透杜充的为人。如河北东路提点刑狱郭永曾当面讥诮杜充说：“人有志而无才，好名而无实，骄蹇自用而得声誉，以此当大任，鲜克有终矣！” 宗泽之子宗颖也曾上奏朝廷，历陈杜充的过失。 但宋高宗和宰执大臣却惑於杜充的虚名，对此类言论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

面对着金军行将发动的新攻势，开封城中的杜充深怀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似乎大难临头，惟有走为上计。他既想逃离开封，却又不敢承担放弃旧京的罪责，於是便耍弄花招，自己带东京留守司的主力军南撤，而委派副留守郭仲荀任守京城之责。岳飞自南京应天府上书而被论罪后，先后投奔张所、宗泽等人，当时已成为东京留守司一个颇有勇名的统制，他出面力谏杜充，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开封。杜充自然置之不理，他并未因此将岳飞治罪，已算是对这名部将十分宽容了。留在开封城的郭仲荀也如法炮制，命留守判官程昌 接替守备。程昌 又逃之夭夭，将责任推给权东京留守上官悟。开封城中粮食奇缺，饿尸纵横，连程昌 的部属也只能挖野菜充饥。建炎四年（公元1130 年）二月，开封城最后陷落时，城里的壮年男子已不满一万人。 ^[1] 宋朝设在中原地区的东、西、南、北四京最后全部陷落。

如前所述，杜充领重兵撤离开封时，宋廷先已发表他任淮南、京东、京西宣抚处置副使，并“许便宜行事”，宋廷的原意，是允许他“提重兵防淮”。 但杜充却利用“便宜行事”的伸缩余地，不逃则已，一逃便径自逃至大江以南的建康府，将京东、京西和淮南的广大地域拱手让给金人。在军情渐趋紧张的时刻，宋廷根本未曾考虑过还要追究他弃地与敌的罪责，反而将他视为救星，似乎支撑半爿残天，全仗这根擎天柱了。“朝廷谓充有威望，可属大事，吕颐浩、张浚亦荐之。” 担当防秋的重任，已非杜充而莫属。

七月，宋廷发表杜充升任同知枢密院事，“总兵防淮”， 作为执政官的另外第四处要任。杜充的升官制词将他吹嘘得神乎其神：

具官杜充刚明不挠，沈鸷有谋。徇国忘家，得烈丈夫之勇；临机料敌，有古名将之风。比守两京（按：指北京和东京），备经百战，夷夏闻名而褫气，兵民矢死而一心。与其统方面而保我国都，孰若委腹心而还之廊庙。庶仲尼既用，齐人悉反於侵疆；随会来归，晋国永无於贼盗。

杜充嫌枢密院副长官的差遣太低，便以“中风在告”，上奏辞免。宋高宗“知其不满”，他在不允诏中说：

卿资兼智勇，识洞古今，兹予付尔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者也。

皇帝又在另一批答中说：

朕遭世多艰，临川望济，求贤靡获，当馈兴嗟。以卿负天下之奇才，明古今之大略，两京之绩，四海所闻。兹擢预於折冲，庶稍宽于忧顾。朕志定於召卿之始，卿谋期於弼朕之成。众论皆然，屡辞奚益。

宋高宗为表示对这位“天下之奇才”的重用，便将吕颐浩升任左相，杜充超擢右相。“制下四日”，本来无病的杜充便不再眷恋病榻，“即起视事”。

接着，宋高宗又命杜充以右相身份兼任江、淮宣抚使，“领行营之众十余万守建康”。 左相吕颐浩“请自留平江督诸将拒战”，宋高宗认为，“朕左右岂可无宰相”，“颐浩不可去行在”，又命签书枢密院事周望任两浙宣抚使，“总兵守平江府”。 周望“有口材，好谈兵，尝为康邸记室”，为吕颐浩所荐引，宋高宗对这个康王府的旧僚特加超擢重用。 周望所统有二万兵力。

按吕颐浩“且战且避”的主张， 宋廷部分官员随从宋高宗，自建炎三年闰八月至十月间，沿着浙西运河，由镇江府后撤到杭州。杭州已改名临安府，实有避难所和安乐窝的双重含义。尽管宋朝尚未得到金军大举进攻的确切消息，但身在临安府的宋高宗已成惊弓之鸟，他不住行宫，而住在御舟之中，“夜观天象”，按古时迷信习惯，“食素已二十余日”。由於整日忧心忡忡，宋高宗的面容也明显消瘦。为了免蹈维扬劫难的覆辙，宋高宗又决定将行朝搬迁到越州（治今浙江绍兴）， 并下诏说：

国家遭金人侵逼，无岁无兵。朕纂承以来，深轸念虑，谓父兄在难，而吾民未抚，不欲使之陷於锋镝。故包羞忍耻，为退避之谋，冀其逞志而归，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自建康移〕会稽，播迁之远，极於海隅。卑词厚礼，使介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无不曲尽。假使金石无情，亦当少动。累年卑屈，卒未见从。生民嗷嗷，何时宁息？

今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间，朕不惮亲行，据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於事大之礼，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窥我行在，倾我宗社，涂炭生灵，竭取东西金帛、子女，则朕亦何爱一身，不临行阵，以践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跸，前去浙西，为迎敌计。惟我将士、人民，念国家涵养之恩，二圣拘縻之辱，悼杀戮焚残之祸，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并计合谋，同心戮（勠）力，奋励而前，以存家国。

虽然金军进逼不已，宋高宗在诏中仍声明愿“曲尽”“事大之礼”，只是不甘心“束手待毙”而已。当然，他也决不敢履践自己亲往浙西，“临行阵”，“以保群生”的“前言”，只能是为“爱一身”而逃命。

金军此次南侵，由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负责淮南战场，金太祖的“四太子”完颜兀术（宗弼）负责江南战场。此外，另一支金军由完颜拔离速、完颜彀英、耶律马五等指挥，於当年十月由黄州（治今湖北黄冈）渡江。驻守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的大将刘光世根本不敢与之交锋。隆祐皇太后一行不能在洪州停留，又南逃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和虔州（治今江西赣州）。杨惟忠“所领卫兵万人皆溃”。隆祐皇太后和潘贤妃“皆村夫荷轿而驰”，宋高宗费尽心血搜罗而得的三百多名宫女，“死亡、散失者甚众”。金军在洪州屠城， 先后荼毒江南西路、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然后渡江北撤。

十一月，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金军主力攻打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的采石渡和慈湖失利，改由建康府西南的马家渡过江。坐镇建康府的右相，兼江、淮宣抚使杜充平时深居简出，“日事诛杀，无制敌之方”。及至得到金军渡江消息，急命都统制陈淬率岳飞等将出战。双方战斗正酣，不料宋将王燮卖阵逃跑，金军遂乘机击溃宋军，陈淬英勇战死，惟有岳飞整军而退。杜充接到败报，慌忙下令打开水门，准备逃跑，却受到众百姓的唾骂。但他终於在第二天带三千亲兵，渡江北逃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完颜兀术（宗弼）派人劝降，应允杜充组织傀儡政权，杜充遂无耻投敌。

后杜充北上，前去参见金朝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完颜粘罕（宗翰）对他十分鄙薄。於是，完颜兀术（宗弼）关於由他组织傀儡政权的承诺，遂成泡影。不久，完颜粘罕（宗翰）又怀疑他私通宋朝，将他投入牢狱，“炮掠备至”。杜充虽被打得体无完肤，却不肯招承。最后，完颜粘罕（宗翰）亲自审问，说：“汝欲复归南朝邪？”杜充回答说：“元帅敢归，充不敢也！”完颜粘罕（宗翰）哂笑一阵，便将杜充释放，留在金朝当官。

身居右相，兼江、淮宣抚使重任者叛变降金，身败名裂，这是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间仅有的一次，自然引起宋廷极大的震动。宋高宗得到确讯后，“不食者累日”，说：“朕待充自庶官拜相，可谓厚矣，何故至是？” 其实，将懦夫尊奉为“临机料敌”的“名将”，将败类吹捧为“徇国忘家”的“丈夫”，这正是宋高宗苟安降金的大政方针所种下的恶果。

[1] 《会编》卷132、卷133、卷136、卷137、卷140《程昌 家传》；《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乙亥，卷25建炎三年七月庚子，卷26 建炎三年八月乙丑，卷31 建炎四年二月丁亥。 0BoTFPk0pXUKS+EgvMbj2YTaKT26OrGTPJXvhP3bjX9LV+4LOzHaARAnPOw9fk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