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一面卑辞乞和,一面也不得不对金军的攻势预做准备。既有维扬逃难的惨重教训,御史中丞范宗尹上奏认为,只能对金“隐忍顺受,以纾目前之急”,“设若虏骑深入,当以控扼之事,责之将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谓无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绝,投之善药,但得不死,徐议补治”。中书舍人季陵也上奏说,“自古无守城天子,以天子守城,则内重而外绌。臣愿陛下为马上之计”。“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窜,以扈跸为名,弃城池以与敌,使生灵堕於涂炭,财用填於沟壑而不恤也。宗社安危,在此一举,惟陛下早图之。”
两人意见归结为一点,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必须早做逃跑的准备。这当然与宋高宗的心意相合。
宋高宗在六月“诏谕军民”,说“今者迫近防秋,理当夙戒。朕已命杜充提重兵,为淮南、京东、京西宣抚处置副使,力保诸路”。又恭请隆祐皇太后等一行“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与二三谋臣、帷幄宿将、士庶、军人戮(勠)力同心,以备寇敌,进援中原。”“一应官员、百姓欲遣家属南去者,官司不得禁止。”
八月,隆祐皇太后等一行皇宫女眷三百八十三人,由滕康任权知三省、枢密院事,刘珏任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陪同前往江南西路首府洪州。滕康和刘珏的同行,有分散朝廷事权,以应付紧急事变之意。武将、节度使杨惟忠“将卫兵万人从行”。随同隆祐皇太后的宋高宗妃嫔等,有已死的皇太子母潘贤妃、淑国夫人王氏、康国夫人萧氏、和国夫人王氏、嘉国夫人朱氏、成国夫人吴氏、润国夫人张氏、惠国夫人孙氏、直笔张氏、典字孙氏、直笔刘氏、尚服朱氏等,每位之下各有十多名至三十多名宫女。
好色的宋高宗为了避敌,不得不忍痛将自己的妃嫔之类临时遣散,以免她们成为自己逃难时的累赘。
在此危难时刻,宋廷的宰执官已分命三处,张浚西去,滕康和刘珏南下,惟有吕颐浩等陪伴皇帝。在宋高宗君臣眼里,惟一可以依仗的外任重臣就是杜充。
杜充作为统兵文臣,是个自命不凡、色厉内荏的草包。他对部属苛酷,“残忍好杀”,
以掩饰无能,树立权威。他既畏敌怯战,却又喜欢冒充硬汉,曾自诩说:“方今艰难,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
杜充接替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后,其实只有丧地蹙土的记录。然而在这个是非功过颠倒的年代里,他的官位却反而随之升高,他的名望反而随之加重。其实,一部分士大夫也看透杜充的为人。如河北东路提点刑狱郭永曾当面讥诮杜充说:“人有志而无才,好名而无实,骄蹇自用而得声誉,以此当大任,鲜克有终矣!”
宗泽之子宗颖也曾上奏朝廷,历陈杜充的过失。
但宋高宗和宰执大臣却惑於杜充的虚名,对此类言论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
面对着金军行将发动的新攻势,开封城中的杜充深怀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似乎大难临头,惟有走为上计。他既想逃离开封,却又不敢承担放弃旧京的罪责,於是便耍弄花招,自己带东京留守司的主力军南撤,而委派副留守郭仲荀任守京城之责。岳飞自南京应天府上书而被论罪后,先后投奔张所、宗泽等人,当时已成为东京留守司一个颇有勇名的统制,他出面力谏杜充,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开封。杜充自然置之不理,他并未因此将岳飞治罪,已算是对这名部将十分宽容了。留在开封城的郭仲荀也如法炮制,命留守判官程昌
接替守备。程昌
又逃之夭夭,将责任推给权东京留守上官悟。开封城中粮食奇缺,饿尸纵横,连程昌
的部属也只能挖野菜充饥。建炎四年(公元1130 年)二月,开封城最后陷落时,城里的壮年男子已不满一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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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设在中原地区的东、西、南、北四京最后全部陷落。
如前所述,杜充领重兵撤离开封时,宋廷先已发表他任淮南、京东、京西宣抚处置副使,并“许便宜行事”,宋廷的原意,是允许他“提重兵防淮”。
但杜充却利用“便宜行事”的伸缩余地,不逃则已,一逃便径自逃至大江以南的建康府,将京东、京西和淮南的广大地域拱手让给金人。在军情渐趋紧张的时刻,宋廷根本未曾考虑过还要追究他弃地与敌的罪责,反而将他视为救星,似乎支撑半爿残天,全仗这根擎天柱了。“朝廷谓充有威望,可属大事,吕颐浩、张浚亦荐之。”
担当防秋的重任,已非杜充而莫属。
七月,宋廷发表杜充升任同知枢密院事,“总兵防淮”,
作为执政官的另外第四处要任。杜充的升官制词将他吹嘘得神乎其神:
具官杜充刚明不挠,沈鸷有谋。徇国忘家,得烈丈夫之勇;临机料敌,有古名将之风。比守两京(按:指北京和东京),备经百战,夷夏闻名而褫气,兵民矢死而一心。与其统方面而保我国都,孰若委腹心而还之廊庙。庶仲尼既用,齐人悉反於侵疆;随会来归,晋国永无於贼盗。
杜充嫌枢密院副长官的差遣太低,便以“中风在告”,上奏辞免。宋高宗“知其不满”,他在不允诏中说:
卿资兼智勇,识洞古今,兹予付尔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者也。
皇帝又在另一批答中说:
朕遭世多艰,临川望济,求贤靡获,当馈兴嗟。以卿负天下之奇才,明古今之大略,两京之绩,四海所闻。兹擢预於折冲,庶稍宽于忧顾。朕志定於召卿之始,卿谋期於弼朕之成。众论皆然,屡辞奚益。
宋高宗为表示对这位“天下之奇才”的重用,便将吕颐浩升任左相,杜充超擢右相。“制下四日”,本来无病的杜充便不再眷恋病榻,“即起视事”。
接着,宋高宗又命杜充以右相身份兼任江、淮宣抚使,“领行营之众十余万守建康”。
左相吕颐浩“请自留平江督诸将拒战”,宋高宗认为,“朕左右岂可无宰相”,“颐浩不可去行在”,又命签书枢密院事周望任两浙宣抚使,“总兵守平江府”。
周望“有口材,好谈兵,尝为康邸记室”,为吕颐浩所荐引,宋高宗对这个康王府的旧僚特加超擢重用。
周望所统有二万兵力。
按吕颐浩“且战且避”的主张,
宋廷部分官员随从宋高宗,自建炎三年闰八月至十月间,沿着浙西运河,由镇江府后撤到杭州。杭州已改名临安府,实有避难所和安乐窝的双重含义。尽管宋朝尚未得到金军大举进攻的确切消息,但身在临安府的宋高宗已成惊弓之鸟,他不住行宫,而住在御舟之中,“夜观天象”,按古时迷信习惯,“食素已二十余日”。由於整日忧心忡忡,宋高宗的面容也明显消瘦。为了免蹈维扬劫难的覆辙,宋高宗又决定将行朝搬迁到越州(治今浙江绍兴),
并下诏说:
国家遭金人侵逼,无岁无兵。朕纂承以来,深轸念虑,谓父兄在难,而吾民未抚,不欲使之陷於锋镝。故包羞忍耻,为退避之谋,冀其逞志而归,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自建康移〕会稽,播迁之远,极於海隅。卑词厚礼,使介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无不曲尽。假使金石无情,亦当少动。累年卑屈,卒未见从。生民嗷嗷,何时宁息?
今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间,朕不惮亲行,据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於事大之礼,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窥我行在,倾我宗社,涂炭生灵,竭取东西金帛、子女,则朕亦何爱一身,不临行阵,以践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跸,前去浙西,为迎敌计。惟我将士、人民,念国家涵养之恩,二圣拘縻之辱,悼杀戮焚残之祸,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并计合谋,同心戮(勠)力,奋励而前,以存家国。
虽然金军进逼不已,宋高宗在诏中仍声明愿“曲尽”“事大之礼”,只是不甘心“束手待毙”而已。当然,他也决不敢履践自己亲往浙西,“临行阵”,“以保群生”的“前言”,只能是为“爱一身”而逃命。
金军此次南侵,由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负责淮南战场,金太祖的“四太子”完颜兀术(宗弼)负责江南战场。此外,另一支金军由完颜拔离速、完颜彀英、耶律马五等指挥,於当年十月由黄州(治今湖北黄冈)渡江。驻守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的大将刘光世根本不敢与之交锋。隆祐皇太后一行不能在洪州停留,又南逃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和虔州(治今江西赣州)。杨惟忠“所领卫兵万人皆溃”。隆祐皇太后和潘贤妃“皆村夫荷轿而驰”,宋高宗费尽心血搜罗而得的三百多名宫女,“死亡、散失者甚众”。金军在洪州屠城,
先后荼毒江南西路、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然后渡江北撤。
十一月,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金军主力攻打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的采石渡和慈湖失利,改由建康府西南的马家渡过江。坐镇建康府的右相,兼江、淮宣抚使杜充平时深居简出,“日事诛杀,无制敌之方”。及至得到金军渡江消息,急命都统制陈淬率岳飞等将出战。双方战斗正酣,不料宋将王燮卖阵逃跑,金军遂乘机击溃宋军,陈淬英勇战死,惟有岳飞整军而退。杜充接到败报,慌忙下令打开水门,准备逃跑,却受到众百姓的唾骂。但他终於在第二天带三千亲兵,渡江北逃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完颜兀术(宗弼)派人劝降,应允杜充组织傀儡政权,杜充遂无耻投敌。
后杜充北上,前去参见金朝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完颜粘罕(宗翰)对他十分鄙薄。於是,完颜兀术(宗弼)关於由他组织傀儡政权的承诺,遂成泡影。不久,完颜粘罕(宗翰)又怀疑他私通宋朝,将他投入牢狱,“炮掠备至”。杜充虽被打得体无完肤,却不肯招承。最后,完颜粘罕(宗翰)亲自审问,说:“汝欲复归南朝邪?”杜充回答说:“元帅敢归,充不敢也!”完颜粘罕(宗翰)哂笑一阵,便将杜充释放,留在金朝当官。
身居右相,兼江、淮宣抚使重任者叛变降金,身败名裂,这是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间仅有的一次,自然引起宋廷极大的震动。宋高宗得到确讯后,“不食者累日”,说:“朕待充自庶官拜相,可谓厚矣,何故至是?”
其实,将懦夫尊奉为“临机料敌”的“名将”,将败类吹捧为“徇国忘家”的“丈夫”,这正是宋高宗苟安降金的大政方针所种下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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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编》卷132、卷133、卷136、卷137、卷140《程昌
家传》;《要录》卷24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乙亥,卷25建炎三年七月庚子,卷26 建炎三年八月乙丑,卷31 建炎四年二月丁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