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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一般是在秋高气爽、弓劲马肥的时节用兵，而於盛夏撤军，回到北方避暑。苗刘之变后，时值暑热天气，宋高宗君臣已不得不首先考虑如何应付行将来临的建炎三年金军秋季攻势。
宋朝的国脉民命，经宋高宗和一帮奸佞自我摧残之后，确已虚耗到难以战守的地步。但更重要的，还是宋高宗和一部分臣僚丧失信心，有一种深重的前途渺茫、凶多吉少，而又走投无路之感。他们寄希望於金朝将帅大发慈悲，为自己开一线生机。尽管宋高宗本人与金朝有父、母、兄、妻及其他亲属被俘虏、被凌虐的深仇和大辱，但自宋高宗登基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祈请使”仍不绝於道。苗刘之变后，宋高宗更深自贬抑，在致金元帅府的国书中，将原来的“大宋皇帝构致书大金元帅帐前”，降格为“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一个号称居九重之尊、享四海之奉的皇帝，居然对仇敌自动“贬去大号”，
改称“康王”，这在十分讲究名分观念的古代，已是极为卑辱的事。更何况从哀祈信的内容看，摇尾乞怜之意，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宋高宗在一份“请和诏”中说，“顷罹邦祸”，“止缘亟徇於民心，有失先资於大国”，承认自己登基即位，未事先得到金朝的允准，就是大错。“今则尽携臣属，远窜蛮荆。念守御以图存，师徒莫振；欲逃奔而求免，封域已穷。”“所冀宅中而受命，无烦涉远以劳师。”
他以一个“远窜蛮荆”的陪臣自居，只求“受命”於中原“大国”，给他一个封号，“无烦涉远以劳师”，便志满意得了。“愿去尊号，用正朔，比於藩臣”，
这为日后的屈辱和议，已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模式和规范。宋高宗在另一份致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的国书中写道：
既遣使者於庭，君臣相聚，泣而言曰：古之有国家而迫於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古代勇士）之搏僬侥（古代矮人）耳。以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抗；况方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脧，土疆日蹙。若偏师一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守奚为哉！
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身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
恭惟元帅阁下以宗英之重，行吊伐之师，谋略如神，威权不世，其用兵之妙，与黄帝争驱。遂北平契丹，南取中国，极天所覆，混为一区，此岂载籍所有哉！
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金珠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学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隶也，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亦何必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
社稷存亡，在阁下一言。某之受赐，有若登天之难；而阁下之垂恩，不啻转圜之易。伏惟留神而特加矜察焉！
宋高宗降金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无非是保住自己的生命、皇冠和享乐，三者缺一不可，至於土地的得失，人民的死活，父、母、兄、妻等人的苦乐和荣辱，实际上并不萦怀。投降政策给南北方人民造成了深重的劫难，它本质上尚非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罪恶，宋朝统治阶级中最保守、最腐朽的一部分，就是降金政策的天然温床。尽管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声名狼藉地退出了政府，却并不乏后继者。但是，在宋金力量对比於宋最不利的时机，此类哀祈书的作用，无非是益发刺激女真贵族的贪欲，使他们的气焰更盛，进一步南侵的决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