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几乎接踵而至的事变,使二十三岁的宋高宗受到十分沉重的心理打击,也使他在政治上趋於成熟。待到政局较为稳定后,他又在六月下亲笔罪己诏,“以四事自责,一曰昧经邦之远图,二曰昧戡难之大略,三曰无绥人之德,四曰失驭臣之柄”。又说“朕之四失,姑举大纲,至如直言之士衔愤未摅,死事之家遗孤未录,朝纲尚紊,军律不严,兵无杀敌之心,士亡死节之谊。京东两路,旱蝗相继,斗米万钱,粟麦虽成,反资贼廪。加以军期〔征〕发,力役繁兴,远迩嗷嗷,民不堪命”。“今朕深自修省,悔过责躬。一食之间,惟二圣是念;一席之上,惟四方是忧。逆耳忠言,钦而必受;宽民良法,信而必行。放斥宫嫔,减损服御,捐不急之务,罢冗食之官,积粟训兵,图复旧业。庶渐平於多垒,获迎奉於两宫”。并规定“行在令尚书省出榜朝堂,在外令监司、郡守行下告谕,无有远迩,咸知朕悔过之意”。
宋高宗自即位以来,对黄潜善和汪伯彦主持偏安大政盲目乐观,简单地认为自己既登大宝,就应享尽皇帝之乐。维扬之变已使他得到足够的教训,更何况又加上苗刘之变。事实上,若再无某种程度的改弦易辙,稳定政局,岂但不能有宫室之乐,还会有性命之忧。他的“深自修省,悔过责躬”,不能说全无恳恻之意,但今后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施,则又另当别论。
御史中丞张守说,“陛下罪己之诏数下矣,而天未悔祸,实有所未至尔”,他希望皇帝“应天以实不以文”。张守还引用汉朝枚乘之说,“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幾,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此言可以戒也”。
从杀陈东和欧阳澈时下“妄议”者“处斩”诏,到目今屡下罪己和求言诏,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只是悖逆於宋高宗秉性的进步、无可奈何的进步。聪明的张守不但自己进谏,还请汉人代自己进谏,其实无非是说明了皇帝诺言的虚伪性。
朱胜非在苗刘之变平息后,立即提出辞呈。他精通专制政治的三昧,尽管自己在这次惊心动魄的政变中,费尽心力保全官家,但事后却必须及时引退,他对皇帝说:“臣若不去,人必谓有所蒙蔽。臣去之后,公议乃见。”宋高宗问他谁可继任相位,朱胜非说:“以时事言之,须吕颐浩、张浚。”宋高宗说:“且除一人,二人孰优?”朱胜非回答:“吕颐浩练事而粗暴,张浚喜事而疏浅。”於是,宋高宗同意朱胜非辞职,而命吕颐浩为右相,张浚任知枢密院事。
吕颐浩和张浚都倾向於抗金,朱熹评论吕颐浩说:“这人粗,胡乱一时间得他用,不足道。”
其实,除李纲外,在宋人承认的较好的中兴诸相中,哪一个也说不上比吕颐浩有多少高明之处。经历了内有黄潜善和汪伯彦,外有杜充的胡作非为,南宋的国力已虚弱到极点,任何一人也拿不出挽回颓势的速效的奇谋良策。四川人张浚认为,“若欲致中兴,必自关陕始。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则东南不复能自保,遂慷慨请行”。宋高宗命他以执政官的资格出任宣抚处置使,前往陕西前沿。
吕颐浩和张浚建议,将行在搬迁到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但宋高宗还是采纳其他臣僚的折中建议,将行在迁至江宁府,并改名建康府。
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人在苗刘之变期间已被进一步贬谪,事变之后,宋高宗“诏责授镇东军节度副使、英州安置黄潜善降充江州团练副使,责授秘书少监、永州居住汪伯彦降充宁远军节度副使,并即其州安置”。值此“扰攘多故之秋”,与其说是贬黜,倒不如说是“好好送他去广中避盗”。
宋高宗为死去的王渊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连劣迹昭彰的康履“亦赠官”,谥号荣节。
流放各地的宦官又纷纷回到行宫。中书舍人季陵上奏说,“宫阃之内,无女谒之私,惟宦寺之习未革”。“比闻蓝珪之流复有召命,党与相贺,气焰益张,众召僧徒,广设斋会,以追荐钱塘之被害者。行路见之,疑其复用,莫不切齿”。
如前所述,宋高宗虽然好色,但对任何女人又都寡情薄义,故季陵称“无女谒之私”,应是事实。但宋高宗对宦官“气焰益张”的警告,却置之不理。在大批作恶多端的宦官返回行宫的同时,宋高宗也想起了因进谏而被放逐已达两年的宦官邵成章,盘算着让他回宫。众宦官风闻此事,急忙进谗言说:“邵九伯若来,陛下无欢乐矣!”宋高宗认为此说有理,便令邵成章在洪州居留。
在不得不宣称“逆耳忠言,钦而必受”之后,宋高宗果然招来了尖锐的直言。起居郎胡寅上奏和万言书,直率批评皇帝“不力图兴复,抗志有为”,“反以省方巡幸之美名而文饰之”。“三年之间,国益危,势益蹙,狄益横,人益恐。”“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帅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复归觐宫阙,展省陵寝,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虏兵深入陕右,远破京西,而漫不治军,略无捍御。盗贼横溃,莫之谁何。无辜元元,百万涂地。”“方且制造文物,縻费不赀,猥於城中,讲行郊报,朝廷〔之上〕,〔自〕谓中兴。虏骑乘虚,直捣行在,匹马南渡,狼狈不堪,淮甸之间,又复流血。逮及反正宝位,移跸建康,不为久图,百度颓弛,淮南宣抚,卒不遣行,自画大江,轻失形势,一向畏缩,惟务远〔逃〕,军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决,近在目前。”“黄潜善、汪伯彦、颜岐顾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将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重爱也。曾不知太祖勤劳取天下,列圣兢业嗣守,不敢坠失。今也,宗庙为草莽堙之,陵阙为畚锸惊之,堂堂中华,戎马生之,赫赫帝国,盗贼营之。”“本初嗣服,既不为迎二帝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至於今,德义不孚,而号令不行,刑罚不威,而爵赏不劝。”“未有乘衰微缺绝之后,窃窃焉因陋以为荣,施施焉苟且以为安,而能久长无祸者也。”他痛快淋漓地抨击建炎初政,特别强调宋高宗称帝本身就是“举措失人心之大者”。这实际上是重复两年前遇害的陈东的言论。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正本清源的建议。
专制政治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畏忌正论,嫌恨异议。史称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将胡寅罢官赋闲。这其实不过是修史者为尊者讳而已。真正“恶其切直”,但又不能采取当年对待陈东和欧阳澈的办法,而只能采取较温和的处置手段,无非是宋高宗本人。吕颐浩只是按皇帝圣旨行事,而又不得不代皇帝受恶名。尽管如此,胡寅上书确实轰动一时,连株守臣规的宋朝士大夫也承认“此论明白正大”,“关系最大”,“惜其说之不行也”。
胡寅在上书中指责宋高宗“建立太子”,其实,他的三岁幼子赵旉在不久前已离开人世。在潘贤妃妊娠期间,正值金军破开封府的前后,她成天提心吊胆,生活艰难,故太子赵旉先天不足,体弱多病。七月间,赵旉患病时,恰好有一宫女不慎,踢翻了地上一只鼎,“仆地有声,太子即惊搐不止”,宋高宗大怒,“命斩宫人於庑下”。然而仅过片刻,赵旉即停止了呼吸。
宋高宗在丧失生育能力之后,又失去了惟一的子嗣,这对他精神打击之沉重,是可想而知的。其实,他从当大元帅到扬州逃难,为时两年多,在正常情况下,本可继续生育,问题全在於他纵欲无度,故后宫无人怀孕。这当然是纵欲的恶报。他对宰辅们说:“闻上皇遣内臣、宫女各二人来,朕闻之,一则以喜,一则以悲。朕违远二圣,已及三年,忽得安信,岂得不喜。上皇当承平之久,以天下之养奉一人,彼中居处服食,凡百粗陋,而朕居深宫广殿,极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异域,惟有子,近又薨逝。孑然一身,当此艰难,所以悲也!”一时声泪俱下。
他内心有深沉的哀痛,但哀痛毕竟从未真正转化为卧薪尝胆及发愤雪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