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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扬之变后，原康王元帅府核心集团的两名成员罢相去位，但康履、蓝珪等宦官依然势焰嚣张，并未有任何收敛。当时一些官员与宦官勾结，已成公开秘密。宋高宗曾诏“内侍不许与统兵官相见，如违，停官，送远恶州编管”。但事实上，康履等人“以藩邸旧恩用事，颇忽诸将。诸将多奉之，而台谏无敢言者”。
武将刘光世在宋高宗即位三个多月后，就荣升奉国军节度使，表面理由是“赏平贼之劳”，实际上是因为刘光世“曲意”奉承康履等人之故。
宋时节度使虽为虚衔，却是武人的“极致”。
如此尊崇的官衔，居然在某种程度上可由宦官奉送，也足以从一斑而窥知全豹。
黄潜善和汪伯彦去位后，宋高宗任命朱胜非继任右相，又任命王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仍兼御营使司都统制。
同签书枢密院事在枢密院长官中品位最低，却仍属执政之列。在以崇文抑武为传统国策的宋朝，武臣出任枢密院长官，算是少有的特殊恩典。王渊在维扬之变中，本有无可推诿的罪责，已经激起军愤。然而在事变结束还不足一个月，他反而得到破格超擢，这无非是由於他素来同康履之辈有“深交”，“由宦官荐”。
这项任命无异於向将士们的心头怒火之上浇油。
康履、蓝珪等内侍“凌忽诸将，或踞坐洗足，立诸将於左右”，任意颐指气使。有时甚至骑马来到军前，也对众将疾言厉色，动辄呵斥，“故疾之者众”。
宋高宗南下逃难途中，宦官们居然在江南水乡“以射鸭为乐”。这种别开生面的娱乐，当然给百姓带来很多骚扰。小朝廷搬迁到杭州后，宦官辈听说钱塘江有观潮的胜景，又在江岸铺张盛宴，“帐设塞街”。
他们还恣意抢夺民居，“强市民物”，“肆为暴横”。
凡此种种，更激起了军愤和民愤。
武将苗傅和刘正彦都是将门之子，分别任御营后军统制和御营右军副统制，
他们统率的两支军队护卫隆祐皇太后、皇子赵旉等先来杭州。赵旉是原康王府因无名位，而幸免於当金军俘虏的宠妾潘氏之子。宋高宗即位后才一个多月，即建炎元年六月，赵旉降生。宋高宗原先准备将潘氏立为皇后，执政官、尚书右丞吕好问“谏止”，便於当年将潘氏立为贤妃。
当时御营使司的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率部沿江防守，而戍守杭州的军队主要是苗傅和刘正彦两部。两人憎恨宦官们和王渊，便酝酿发动兵变。
三月初，朱胜非刚出任右相，就听说王渊的新任引起诸将“不乐”，便在“留身奏言”时上奏宋高宗。宋高宗感到有些不妙，就同朱胜非商议对策。朱胜非提出一个圆通的办法，说：“臣记得武臣作枢，有免进呈及书押札子故事。今渊又兼都统制，於诸将尤有利害。臣欲罢渊兼官，免进呈、书押於故事，庶弥众论。”
按宋朝枢密院制度，“大事则奏禀，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则拟进，其付授者用札”。
王渊既免向皇帝进呈，又不得在枢密院的宣和札上画押，事实上便成为有“执政恩例”的空名，而“不与院事”。宋高宗当即表示赞同。
苗傅和刘正彦的密谋，被知情人向宦官康履告发。康履奏禀宋高宗，宋高宗立即命康履到都堂通知朱胜非，说次日清晨，密谋政变者将在天竺寺集中。康履走后，朱胜非又召见王渊商议。王渊派遣精兵五百人，使臣十名，武将一员，当夜前往天竺寺埋伏。
实际上，康履的情报恰好是中了政变者之计，他们使用此计，调离了王渊的亲兵。苗傅和刘正彦的军队并未去天竺寺，而是埋伏在城北桥下。等次日王渊退朝，伏兵便一拥而上，将他拉下马，由刘正彦亲手处斩。叛兵分别包围了行宫和各个宦官住宅，“凡宦者非入直在内，皆为其所杀，而财物尽劫取”，
甚至误将无鬍鬚者一概斩杀。
苗傅和刘正彦在杭州城中张贴榜文，指斥朝政昏暗，“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进退大臣，尽出阉宦，赏罚士卒，多出私门”，“民庶惶惶，不知死所”，自称“天其以予为民除害”。
尽管宋高宗已事先有所风闻，但一旦政变爆发，仍然吓得六神无主。朱胜非和执政官们只能争取同苗傅、刘正彦等谈判和敷衍。苗傅等将王渊枭首於竹竿上，身披甲胄，站立行宫门楼下，厉声呼喝，要求斩康履等宦官，以谢三军。两浙西路安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说：“中官之害，至此为极，若不一切除去，恐天下之乱未已。”军器监叶宗谔也说：“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军之心。”宋高宗为保全自己，一时根本不可能顾及皇帝的尊严，只得命令卫士将康履从清漏阁搜捉而出。康履向皇帝大喊：“大家！臣死矣！何独杀臣？”卫士们不容他继续分辩，当即交付政变将士，将他腰斩，脔割其肉，也枭首於竹竿。另一宦官曾择流放广南，出城不远，即被追还斩首。其余如蓝珪、高邈、张去为、张旦、陈永锡等后都被贬窜到岭南。
苗傅、刘正彦等引用两年前陈东上书，指责宋高宗“不当即大位”，强迫他“为内禅之事”。
宋高宗被迫下诏逊位，当太上皇，移居显忠寺，改名睿圣宫，只留宫女六十四人和内侍十五人。他的三岁幼子赵旉即位，由隆祐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故苗刘之变又可称明受之变。时年五十七岁的隆祐皇太后，自二十四岁时被宋哲宗废黜，长期过着痛苦的幽居生活。至此又不得不扶持三岁小儿，和朱胜非等人共同商量谋划，勉为其难地与苗傅、刘正彦等敷衍周旋，委曲调和，以保全赵构这个很不争气的侄子。
苗傅和刘正彦升任节度使，两人虽然以武力挟制朝廷，实际上并无深谋和远略，他们的部属中也无足智多谋之士。在对金关系上，苗傅和刘正彦“欲和金人，以息兵革”，认为“遣使议和不可缓”。
他们设法召王孝迪为中书侍郎，卢益为尚书左丞，令两人以执政官身份充奉使大金国信使。朱胜非害怕金朝得知宋廷内讧的消息，乘机出兵南侵，说未知敌帅所在，还是先派遣两名身份低的小使为宜。苗傅和刘正彦同意朱胜非的主张，另派两名小官充先期告请使，前往金朝。
苗刘之变一时成为震惊朝野的大事变。在宋廷的执政官中，有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兼任江、淮、两浙制置使，江宁知府，他尚留在江宁府部署江防，另一文臣礼部侍郎，节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阴军军马张浚也督军於平江府。两人接到宋高宗内禅诏赦，方知杭州发生政变，遂分别上奏，请求太上皇复辟，并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员大将联合发兵，勤王救驾。当时，韩世忠妻梁氏
和儿子尚扣留在苗傅军中为人质。朱胜非传达隆祐皇太后之命，说要派梁氏前去招降韩世忠，苗傅便将梁氏等释放。隆祐皇太后召见梁氏说：“国家艰难至此，太尉（宋时武将可尊称太尉）首来救驾，可令速清岩陛。”梁氏出杭州城，疾驰韩世忠军中。於是韩世忠等军加速向杭州推进。
朱胜非等人利用韩世忠等军进逼的压力，召苗傅和刘正彦到都堂，晓以利害，要他们主动请被废黜的太上皇复辟，并说有了隆祐皇太后和宋高宗的誓书和铁券，“便可保无虞也”，“更请御笔赦太尉擅诛内侍之诏”。苗傅和刘正彦被迫同意复辟之议，并请求宋高宗在复辟后，立即下手诏令韩世忠等退兵。结果宋高宗的御笔虽然传递到韩世忠军中，吕颐浩和张浚仍督韩世忠等军直扑杭州，击破苗傅和刘正彦军的抵抗。苗傅和刘正彦势屈计穷，於四月初引精兵二千，开涌金门逃命。吕颐浩、张浚、韩世忠等率勤王兵入杭州城。宋高宗步行到行宫门，执韩世忠之手，恸哭一场。
历时一个月的苗刘之变平定了。此后，韩世忠又统兵追歼苗傅和刘正彦的残部，将两人捕获，处以磔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