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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一行於二月十三日到达杭州，“以州治为行宫，显宁寺为尚书省”。皇帝“御白木床”，按宋朝“旧制，御膳日百品”，至此只能“日一羊，煎肉、炊饼而已”。当时正值黄梅天气，“霖雨不止”。臣僚们“因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宫居必隘窄”。宋高宗说：“亦不觉窄，但卑湿尔。然自过江，百官、六军皆失所，朕何敢独求安？至今寝处尚在堂外，当俟将士、官局各得所居，迁从之人稍有所归，朕方敢迁入寝。”
金人的铁骑，惊破了宋高宗不足一年半的维扬春梦。他惊魂甫定，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置善后事宜。在中国古代，皇帝既被尊奉为凌驾於全体臣民之上的主宰，其一言一行都只能是圣明的，对於政事上的失误，皇帝一般并不承担责任，往往是以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者自居，居高临下，诿罪臣僚，以纠正失误。当然，只有在遇到严重统治危机之际，为挽回人心，皇帝也有下罪己诏的老例。宋徽宗在退位前夕，不是曾下罪己诏吗？宋高宗已明了自己所处的窘境、困境和危境，但是对下诏罪己一事，尚颇费踌躇。他在平江府“下诏慰抚维扬迁徙官吏、军、民”说：
朕以单微之质，遭世大变，赖臣庶共戴，获承祖宗之余德，念必宅中经远，均布惠泽，以慰万邦归往之心。故虽外迫於敌兵，誓不遽离於近甸。省刑薄敛，抚〔士〕与民，一毫不扰郡邑，行再期矣。输诚尽礼，遣使相望，而敌兵未寝；选将练师，朝夕从事，而自力不逮。〔自〕闻长〔驱〕之谋，议者请适东南险远之地，以保朕躬。朕宁不免於敌，不忍先事苟生，弃我西北之人，而遽远别也。
…………
逮轻骑潜行，不日遽至，朕与近臣始挺身东行，由江、浙为暂避之计。凡乘舆服御，若帑藏之积，一切弃捐。二三大臣至不能保其家室。念虽颠沛至是，而不负於中原西北之人，朕心犹庶几焉。与其谋己忘民，未及患而去，则不得已而后动，不犹愈乎？但闻官吏、军、民虽有自便之诏，多不及避，生计荡然，或不得〔与〕其家属俱来，痛切朕心，愧负何极！
…………
自昔帝王脱身於遑遽之时，而立国於颠危之后，失势於屡挫之辱，而戡难於必胜之功，〔尚多〕有之。夫良农不为水旱辍其耕，志士不为贫穷怠其道。朕能劳形克己，至死不变，图保生民，而不能使吾民之亟安；能侧身修行，以己赎民，图格天心，而不能保天心之相向。赖卿士大夫，暨尔万方有众，戮（勠）力一心，式孚於帝，庶几成绩，咸保康乂。
朕诚切至，宜察朕心。
幸亏宋朝恪守文治，养士一百六十年，方有如此高明的手笔，为皇帝起草了这篇绝妙好辞。不仅将自己即位以来的一切倒行逆施洗刷得一干二净，如此深重的惨祸，也居然成为皇帝“劳形克己”“侧身修行”“以己赎民”“不忍先事苟生”的仁政。
但冠冕堂皇的言辞，毕竟不能掩盖宋高宗的理亏心虚。他在召见因言事而被罢官赋闲的卫肤敏时，便忍不住君臣对泣。宋高宗说：“卿今宜知无不言，有请不以时对。”卫肤敏认为，应将行在迁往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市），杭州“亦非帝王之都”，宋高宗其实仍无听从之意。
宋高宗到杭州后，再三权衡利害得失，最后还是忍痛“降诏罪己，求直言”，此诏说：
实由凉德，未究远图。仰无以当上帝之意，而祸乱遄臻；俯无以得百姓之心，而流亡失所。比因强敌，深入近境，退保江津，以援淮甸。事出仓卒，人用震惊，衣冠顿踣於道途，帑藏弃损於兵火。呜呼！皇天后土岂不鉴朕之至诚，志士仁人岂不恤朕之恳恻。倘以寡昧，难弥凶灾，宜降罚於朕躬，以谢罪於率土。
…………
尚以国家历数之未艾，祖宗德泽之在人，未至沦亡，必将恢复。益当洗心改事，雪涕输诚，悉去弥文，务从简素，屏斥细务，专事兵戎。明告庶邦，暨於列位，忠言可以规朕之过失，长策可以救国之倾危，毋蕴於衷，悉以达上。庙堂近服，宜务交修，藩翰诸侯，深思夹辅，将帅致爪牙之用，黎元保父母之邦，思持颠而扶危，用兴仆而起坏，庶资多助，驯致丕平。咨尔万邦，钦予至意。
这份罪己诏尽管仍有不少文过饰非的成分，但与几天前的慰抚诏相比，多少还有一些罪在朕躬的自责。作为古代专制皇帝认错的最高规格，自然非常有损於宋高宗的尊严，但事已至此，不下此诏，已不能应付严重的统治危机。
接着，这个曾自诩“性不喜与妇人久处”的皇帝，又下令“出宫人百八十人”。
在扬州行宫大批宫女逃散之余，居然能一次放出一百八十人，也足见这个色情狂人蹂躏妇女之多。
黄潜善和汪伯彦作为维扬之变的罪魁祸首，为天下之人所切齿痛恨。两人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上疏谢罪，请求罢黜。此外，汪伯彦在辞职奏札中强调：“臣偶以沈疴所缠，不能密志而虑。”
又流露出诿过於左相，而推卸本人罪责之意。但事实上，这两个恬不知耻之徒“居位偃然，犹无去意”，为自己的禄位作最后挣扎。他们为宋高宗策划发布德音，“释诸路囚杂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还之，惟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李纲不以赦徙”。理由是若开释李纲，会得罪金朝，
实际上是害怕李纲复相。
御史中丞张澂上疏弹劾黄潜善和汪伯彦，开列罪状二十条。宋高宗扬州逃难，也尝够了苦头，不由不嫌恨黄潜善和汪伯彦。当然，他并不嫌恨两人降金以求苟安的大政方针，只是嫌恨两人未能及早安排逃跑事宜。他们的党羽、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还企图为之开脱和说情，以“时方艰棘，不宜遽易辅相”为由，“乞责以后效”。皇帝开始仍“诏押赴都堂治事”，很快又将两人免相。黄潜善外任江宁知府，汪伯彦外任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知州。黄潜善的罢相制词说：
移股肱者，固非朕意；作耳目者，言皆汝尤。俾解烦机，时惟众允。紬书秘殿，作屏大邦。肆加体貌之崇，增重蕃宣之托。
汪伯彦的罢相制词说：
深念潜藩之旧，独高佐命之勋。俾解烦机，尚图来效。寓职殿庐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荣，十连增重。既昭体貌，庸示保全。
两人罢相时还另进观文殿大学士，这就是制词中“紬书秘殿”和“寓职殿庐之秘”两句的来历。江宁府和洪州正好是江南东路和西路的首府，都属外任差遣之肥缺。如此罢相，倒是体现了天水一朝“体貌”和“保全”大臣的宽厚风度，但与两年前李纲罢相时的严词峻责，却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皇帝对这两个祸国殃民的奸臣，虽眷遇已衰，却仍含情脉脉，而“深念潜藩之旧”。
后有右司谏袁植上言，认为黄潜善和汪伯彦罪责深重，“自登相位，曾未逾年”，“自河之南迄於东京，由陕之右迄於淮甸，生灵涂炭，州县丘墟”，建议“槛送两人，斩之都市，以崇国体”。宋高宗只将两人进一步贬黜，说：“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责己，岂可尽归大臣。植乃朕亲擢，虽敢言，至导朕以杀人，此非美事。”他随即以“忠厚之言未闻，杀戮之事宜戒”为由，发表袁植外任。
宋高宗罢免黄潜善和汪伯彦后，又再下求直言诏说：
朕以菲躬，遭时多故，举事失当，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专执己见，壅塞下情。事出仓皇，匹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以悔过责躬，洗心改事，放斥宫嫔，贬损服御，罢黜宰辅，收召隽良。尚虑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阙遗，民俗利病，或有关於国体，或有益於边防，并许中外士民直言陈奏，朕当躬览，采择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劝奖。言之或失，朕不汝尤。
此诏有更多的引躬自咎的成分，厌恶直言的人进一步求直言，正表明他进一步理解自己处境的危困。朝野的很多士大夫当此国运维艰之际，自然又寄希望於李纲，盼望他再次任相，持颠扶危，收拾残局。但是，宋高宗尽管显示虚心纳谏的姿态，却绝对无意於降金乞和大政方针的改弦更张，故李纲也决无复相之理。他后来屡次对臣僚说：“士大夫间有言李纲可用者，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国，故不复用。”
他又说：“纲多掠世俗虚美，以此协比成朋，变白为黑，相附者争称之。”
他对李纲的种种苛责，归根结底，还是担心李纲回朝，对金再持强硬方针而已。
宋高宗惟一的重要改变，是为已死的陈东、欧阳澈和马伸平反，以沽广开言路的虚名。
显而易见，若干仅限於装璜门面的措施，尚不能使宋高宗立即摆脱困境，维扬之变一波未平，苗刘之变一波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