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一行於二月十三日到达杭州,“以州治为行宫,显宁寺为尚书省”。皇帝“御白木床”,按宋朝“旧制,御膳日百品”,至此只能“日一羊,煎肉、炊饼而已”。当时正值黄梅天气,“霖雨不止”。臣僚们“因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宫居必隘窄”。宋高宗说:“亦不觉窄,但卑湿尔。然自过江,百官、六军皆失所,朕何敢独求安?至今寝处尚在堂外,当俟将士、官局各得所居,迁从之人稍有所归,朕方敢迁入寝。”
金人的铁骑,惊破了宋高宗不足一年半的维扬春梦。他惊魂甫定,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置善后事宜。在中国古代,皇帝既被尊奉为凌驾於全体臣民之上的主宰,其一言一行都只能是圣明的,对於政事上的失误,皇帝一般并不承担责任,往往是以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者自居,居高临下,诿罪臣僚,以纠正失误。当然,只有在遇到严重统治危机之际,为挽回人心,皇帝也有下罪己诏的老例。宋徽宗在退位前夕,不是曾下罪己诏吗?宋高宗已明了自己所处的窘境、困境和危境,但是对下诏罪己一事,尚颇费踌躇。他在平江府“下诏慰抚维扬迁徙官吏、军、民”说:
朕以单微之质,遭世大变,赖臣庶共戴,获承祖宗之余德,念必宅中经远,均布惠泽,以慰万邦归往之心。故虽外迫於敌兵,誓不遽离於近甸。省刑薄敛,抚〔士〕与民,一毫不扰郡邑,行再期矣。输诚尽礼,遣使相望,而敌兵未寝;选将练师,朝夕从事,而自力不逮。〔自〕闻长〔驱〕之谋,议者请适东南险远之地,以保朕躬。朕宁不免於敌,不忍先事苟生,弃我西北之人,而遽远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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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轻骑潜行,不日遽至,朕与近臣始挺身东行,由江、浙为暂避之计。凡乘舆服御,若帑藏之积,一切弃捐。二三大臣至不能保其家室。念虽颠沛至是,而不负於中原西北之人,朕心犹庶几焉。与其谋己忘民,未及患而去,则不得已而后动,不犹愈乎?但闻官吏、军、民虽有自便之诏,多不及避,生计荡然,或不得〔与〕其家属俱来,痛切朕心,愧负何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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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昔帝王脱身於遑遽之时,而立国於颠危之后,失势於屡挫之辱,而戡难於必胜之功,〔尚多〕有之。夫良农不为水旱辍其耕,志士不为贫穷怠其道。朕能劳形克己,至死不变,图保生民,而不能使吾民之亟安;能侧身修行,以己赎民,图格天心,而不能保天心之相向。赖卿士大夫,暨尔万方有众,戮(勠)力一心,式孚於帝,庶几成绩,咸保康乂。
朕诚切至,宜察朕心。
幸亏宋朝恪守文治,养士一百六十年,方有如此高明的手笔,为皇帝起草了这篇绝妙好辞。不仅将自己即位以来的一切倒行逆施洗刷得一干二净,如此深重的惨祸,也居然成为皇帝“劳形克己”“侧身修行”“以己赎民”“不忍先事苟生”的仁政。
但冠冕堂皇的言辞,毕竟不能掩盖宋高宗的理亏心虚。他在召见因言事而被罢官赋闲的卫肤敏时,便忍不住君臣对泣。宋高宗说:“卿今宜知无不言,有请不以时对。”卫肤敏认为,应将行在迁往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市),杭州“亦非帝王之都”,宋高宗其实仍无听从之意。
宋高宗到杭州后,再三权衡利害得失,最后还是忍痛“降诏罪己,求直言”,此诏说:
实由凉德,未究远图。仰无以当上帝之意,而祸乱遄臻;俯无以得百姓之心,而流亡失所。比因强敌,深入近境,退保江津,以援淮甸。事出仓卒,人用震惊,衣冠顿踣於道途,帑藏弃损於兵火。呜呼!皇天后土岂不鉴朕之至诚,志士仁人岂不恤朕之恳恻。倘以寡昧,难弥凶灾,宜降罚於朕躬,以谢罪於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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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以国家历数之未艾,祖宗德泽之在人,未至沦亡,必将恢复。益当洗心改事,雪涕输诚,悉去弥文,务从简素,屏斥细务,专事兵戎。明告庶邦,暨於列位,忠言可以规朕之过失,长策可以救国之倾危,毋蕴於衷,悉以达上。庙堂近服,宜务交修,藩翰诸侯,深思夹辅,将帅致爪牙之用,黎元保父母之邦,思持颠而扶危,用兴仆而起坏,庶资多助,驯致丕平。咨尔万邦,钦予至意。
这份罪己诏尽管仍有不少文过饰非的成分,但与几天前的慰抚诏相比,多少还有一些罪在朕躬的自责。作为古代专制皇帝认错的最高规格,自然非常有损於宋高宗的尊严,但事已至此,不下此诏,已不能应付严重的统治危机。
接着,这个曾自诩“性不喜与妇人久处”的皇帝,又下令“出宫人百八十人”。
在扬州行宫大批宫女逃散之余,居然能一次放出一百八十人,也足见这个色情狂人蹂躏妇女之多。
黄潜善和汪伯彦作为维扬之变的罪魁祸首,为天下之人所切齿痛恨。两人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上疏谢罪,请求罢黜。此外,汪伯彦在辞职奏札中强调:“臣偶以沈疴所缠,不能密志而虑。”
又流露出诿过於左相,而推卸本人罪责之意。但事实上,这两个恬不知耻之徒“居位偃然,犹无去意”,为自己的禄位作最后挣扎。他们为宋高宗策划发布德音,“释诸路囚杂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还之,惟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李纲不以赦徙”。理由是若开释李纲,会得罪金朝,
实际上是害怕李纲复相。
御史中丞张澂上疏弹劾黄潜善和汪伯彦,开列罪状二十条。宋高宗扬州逃难,也尝够了苦头,不由不嫌恨黄潜善和汪伯彦。当然,他并不嫌恨两人降金以求苟安的大政方针,只是嫌恨两人未能及早安排逃跑事宜。他们的党羽、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还企图为之开脱和说情,以“时方艰棘,不宜遽易辅相”为由,“乞责以后效”。皇帝开始仍“诏押赴都堂治事”,很快又将两人免相。黄潜善外任江宁知府,汪伯彦外任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知州。黄潜善的罢相制词说:
移股肱者,固非朕意;作耳目者,言皆汝尤。俾解烦机,时惟众允。紬书秘殿,作屏大邦。肆加体貌之崇,增重蕃宣之托。
汪伯彦的罢相制词说:
深念潜藩之旧,独高佐命之勋。俾解烦机,尚图来效。寓职殿庐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荣,十连增重。既昭体貌,庸示保全。
两人罢相时还另进观文殿大学士,这就是制词中“紬书秘殿”和“寓职殿庐之秘”两句的来历。江宁府和洪州正好是江南东路和西路的首府,都属外任差遣之肥缺。如此罢相,倒是体现了天水一朝“体貌”和“保全”大臣的宽厚风度,但与两年前李纲罢相时的严词峻责,却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皇帝对这两个祸国殃民的奸臣,虽眷遇已衰,却仍含情脉脉,而“深念潜藩之旧”。
后有右司谏袁植上言,认为黄潜善和汪伯彦罪责深重,“自登相位,曾未逾年”,“自河之南迄於东京,由陕之右迄於淮甸,生灵涂炭,州县丘墟”,建议“槛送两人,斩之都市,以崇国体”。宋高宗只将两人进一步贬黜,说:“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责己,岂可尽归大臣。植乃朕亲擢,虽敢言,至导朕以杀人,此非美事。”他随即以“忠厚之言未闻,杀戮之事宜戒”为由,发表袁植外任。
宋高宗罢免黄潜善和汪伯彦后,又再下求直言诏说:
朕以菲躬,遭时多故,举事失当,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专执己见,壅塞下情。事出仓皇,匹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以悔过责躬,洗心改事,放斥宫嫔,贬损服御,罢黜宰辅,收召隽良。尚虑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阙遗,民俗利病,或有关於国体,或有益於边防,并许中外士民直言陈奏,朕当躬览,采择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劝奖。言之或失,朕不汝尤。
此诏有更多的引躬自咎的成分,厌恶直言的人进一步求直言,正表明他进一步理解自己处境的危困。朝野的很多士大夫当此国运维艰之际,自然又寄希望於李纲,盼望他再次任相,持颠扶危,收拾残局。但是,宋高宗尽管显示虚心纳谏的姿态,却绝对无意於降金乞和大政方针的改弦更张,故李纲也决无复相之理。他后来屡次对臣僚说:“士大夫间有言李纲可用者,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国,故不复用。”
他又说:“纲多掠世俗虚美,以此协比成朋,变白为黑,相附者争称之。”
他对李纲的种种苛责,归根结底,还是担心李纲回朝,对金再持强硬方针而已。
宋高宗惟一的重要改变,是为已死的陈东、欧阳澈和马伸平反,以沽广开言路的虚名。
显而易见,若干仅限於装璜门面的措施,尚不能使宋高宗立即摆脱困境,维扬之变一波未平,苗刘之变一波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