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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二年十二月，宋高宗将右相黄潜善迁左相，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升右相。拜黄潜善的制词赞扬他“出处著三朝之望，险夷更百变之难”，“首倡兴王之业，独高佐命之勋”，“遭时多故，宏济大艰”。拜汪伯彦的制词赞扬他“德器群公之表，威名万里之冲”，“顷佐命於戎衣，久宣劳於枢管。历时滋久，俊誉益孚”。宋高宗说：“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
难怪朱熹后来脱离了古代的臣规，无比感慨地评论说：“高宗初启中兴，而此等人为宰相，如何有恢复之望！”
宋高宗将军国大事一概交付黄潜善和汪伯彦，自以为可以专心致志地在行宫享受和淫乐，而高枕无忧。但他大概汲取了难父宋徽宗的教训，故一方面在内宫纵欲无度，另一方面又在外廷以清心寡欲自诩，有时也装模作样做几件旨在宣传自己俭德的小事。“有内侍自京师赍到内府真珠等物一二囊”，宋高宗立命“投之汴水”，说：“太古之世，擿玉毁珠，小盗不起。朕甚慕之，庶几求所以息盗尔。”
他又令镇江府（今属江苏）将“螺钿椅桌於市中焚毁”，教百姓围观，说：“还淳返朴，须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向化。”
他还对臣僚说，自己每次退朝，“亦正衣冠再坐而听”宦官奏事，“未尝与之款昵。又性不喜与妇人久处”。自己经常在殿旁小阁静坐，思考军国大事或阅读奏章。“宫人有来奏事者，亦出阁子外，处分毕而后入，每日如是”，以示自己是“恭己勤政”之主，
与其父皇不同。又说：“如朕於两膳，物至则食，未尝问也。”
尽管宋高宗如此煞费苦心地为自己涂脂抹粉，他在行宫荒淫生活的秘密，其实已不胫而走，成为朝野尽人皆知的事，只是不便公开戳穿而已。一个勇敢的戳穿者欧阳澈已被处以极典。右谏议大夫卫肤敏和给事中刘珏上奏，“论营缮、工作、内降、锡赉”等事，也婉转地批评皇帝“间以内批御宝”，纵容宦官之类兴修土木，劳民伤财。
宋徽宗的骄奢淫逸，正值国家太平无事之际。宋高宗居然将“〔夷虏〕日强，盗贼日炽，国本日蹙，威权日削”的形势，误认为是自己及时行乐的机遇，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殿中侍御史马伸发愤上奏，弹劾黄潜善和汪伯彦，抨击时政，他说，“今是何时，尚仍旧体，以言为讳”，列举了黄潜善和汪伯彦的种种劣迹，说“陛下隐忍，不肯斥逐，涂炭遗民固已绝望，二圣还期在何时邪？臣每念此，不如无生”。宋高宗“诏伸言事不实，趋向不正”，“责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监酒税”。当时濮州已临抗金前沿，此项任命其实有借刀杀人之意。宋廷“趣使上道”，马伸含怨死於途中，一说武将王渊受黄潜善等“密旨”，加害於他。
在强攻开封遭受挫败后，金军改变进攻方向。“金虏横行山东”，“将自东平历徐（今属江苏）、泗（今江苏盱眙），以趋行在”，“淮北累有警报”。随着金军的步步进逼，扬州的安全逐渐成为问题。吏部尚书吕颐浩、户部尚书叶梦得、吏部侍郎刘珏、殿中侍御史张守等都主张及早采取措施。刘珏说：“淮甸备敌，兵食为先，今以降卒为见兵，以籴本为见粮，无一可恃。维扬城池未修，军旅多阙，卒有不虞，何以待之？”礼部侍郎张浚与同僚向宰相力陈利害，黄潜善和汪伯彦却“笑且不信”。
行乐图
他们一不备战，二不逃遁，要皇帝下诏规定，“有警而见任官辄搬家者，徒二年，因而摇动人心者，流二千里”。他们还“禁止街市不得扇摇边事，亦不许士庶般挈出城”，
连库存的金银、绢帛等物资也不准备运过大江。黄潜善和汪伯彦还天天听和尚克勤说法，
以示其从容闲雅、镇定自若的宰相风度。
建炎三年（公元1129 年）初，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派遣完颜拔离速、乌林荅泰欲、耶律马五等“袭康王於扬州，未至百五十里，马五以五百骑先驰至扬州城下”。
二月三日，内侍邝询急忙报告正在行宫中白昼淫乐的宋高宗，说金军已占领了近在咫尺的天长军（今属安徽）。宋高宗猝然间吓得丧魂失魄，心碎胆裂，“遂病痿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
真可谓乐极生悲，寡人好色，到头来受到了无情的惩罚。
宋高宗慌忙带领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内侍康履等五六人，策马出城狂逃。扬州市民看到赵官家招摇“过市”，说：“官家去也！”这个可怕的消息立时传遍全城。从行宫中星迸四散而出的宫女和内侍，更证实了赵官家出逃的消息确凿无疑。於是扬州城成了一锅沸粥，官员、军士、商人、居民等纷纷夺门而逃，门窄人众，自相践踏，死者无数。由於运河河水浅涸，官私舟船都陷在泥淖之中，动弹不得，一大股乱糟糟的人流遂拥向瓜洲江边。人们对黄潜善和汪伯彦恨之入骨。司农卿黄锷逃到江边，被军人们误认为是祸国殃民的“黄相公”，方待分辩，已人头落地。
逃在最前列的宋高宗，既万分焦急，又无比气恼。恰好有一个卫士说些牢骚话，宋高宗立即拔出剑来，将他刺死。在这个无辜者的身上，尚有施展皇威的余地。王渊早先夸口说，江边有大批船只侍候，实际上，他已将大批船只用於搬运自己和内侍们的家财了。
宋高宗等算是寻觅到一艘小船，渡过大江。“百僚窜身扬子江津，舟人乘时射利，停桡水中，每渡一人，必须金一两，然后登船。”
十多万百姓则无船可济，只能在江北呼天喊地。
宋高宗逃跑后，金军骑兵进入扬州城，在摘星楼纵火，满城杀掠。接着又追至江边，十多万人非沉江自尽，即任凭宰杀，幸存者全部成为俘虏。五十里运河中的舳舻，满载着财宝、器物、金帛、文书等，都原封未动，金军连抢劫也抢劫不完。
突击扬州的金军只有五六千骑，而宋高宗的御营兵力至少有好几万人，
但在宋廷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的气氛笼罩下，根本没有组织任何抵抗。惟有招信（今安徽七里湖西）县尉孙荣率百余名弓手拼死抵抗，居然使金人骑兵阻滞了大半天。孙荣等战死的结果，则是为宋高宗的逃窜争取了时间。
宋高宗即位后逃循路线图
宋高宗一行逃到两浙路镇江府（今属江苏）城，“宿於府治，从行无寝具”，皇帝只能“以一貂皮自随，卧覆各半”。大将、江淮制置使刘光世来到宋高宗面前，“拊膺大恸”，说：“都统制王渊专管江上海船，每言缓急济渡，决不误事。今诸军阻隔，臣所部数万人，二千余骑，皆不能济，何以自效？”王渊感到责任攸关，形势不妙，便慌忙杀死江北都巡检皇甫佐，理由是“佐主海舟，济渡留滞”，以作替罪羊。镇江城中，一时也人心惶惶。王渊说：“暂驻镇江，止捍得一处，若虏自通州渡，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阻。”他认为大江天堑并不能保证官家的绝对安全，还是南下“有重江之阻”的杭州（今属浙江），方能无虞。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众宦官的支持。
宋高宗原先就倾向於去杭州，在此次事变前，已命武将苗傅和刘正彦护卫隆祐皇太后、皇子赵旉以及六宫等，分两批前往杭州。
故王渊的建议与他一拍即合。大家认为不可在镇江府久留，又逃往常州（今属江苏），皇帝落难，“仪仗皆阙，惟一兵执黄扇而已”。一大群高等逃难者到达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市）后，宋高宗“始脱介胄，御黄袍，侍卫者皆有生意”。
但大群渡江难民仍然“骨肉相散失”，各处道旁的店铺、树上贴满了寻找亲人的“榜子”。
这是扬州城市史上可悲、可耻而又可叹的一页，其浩劫之惨痛，完全可以和明清之际的“扬州十日”相提并论。一小撮统治者的狼狈逃窜是丑剧，广大的无辜者惨遭毒手，则是一场大悲剧，但对胜利者而言，尽管没有达到捉拿赵构的目标，却又是一出轻松的喜剧。这就是震惊一时的维扬之变的全部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