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

一 引言

自李济先生 1926 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两年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中国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历史已近百年。通观 20 世纪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国族、王朝的确认为中心。“证经补史”情结与研究取向，基本上贯穿学术史的始终（ 见本书 《 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 》）。

在超脱了“证经补史”的理念和话语系统之后，古史建构仍被考古学者引为己任，这里的“史”开始被看作囊括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大历史。作为兄弟学科的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则更多地可以看作建构这一大的历史框架的途径和手段。解读文字诞生前后“文献不足徵”时代的无字地书，进而构建出东亚大陆早期文明史的框架，考古学的作用无可替代，已是不争的事实。考古人参与写史势所必然，但话语系统的转换却并非易事。本文就是这一路向上的一个尝试，试图夹叙夹议地勾画出那个时代的轮廓。

只能勾画一个轮廓，这主要是由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那就是，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受这些特性的影响，考古学角度的叙述与历史时期相比肯定还是粗线条的。由是，可以理解的是，公元前 2000 年这一时间点，上下浮动数十乃至上百年都是可能的。这个绝对年代只是一个约数，考古学观察到的与这个年代相关的现象只是考古学和年代学目前的认识。以耶稣诞辰为计数起点的这个时间整数，本不具备太多的历史意义。在本文中，它只是我们探究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一个切入点而已。

话虽如此，它又是一个颇具兴味的切入点。

按古典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 21 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估定为公元前 2070 年左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2000 ），也有学者推算夏王朝始年不早于公元前 2000 年。总之，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公元前 2000 年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年数。

但文献中的这些记述，却不易与具体的考古学现象相对应。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无法在缺乏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证尧舜禹乃至夏王朝的真实存在，确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这些国族或王朝。狭义的王统的话语系统和视角，也不足以勾勒涵盖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处于“龙山时代”（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可下延至公元前 1800 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严文明 1981 、 1993 ），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依考古学的观察，这段历史还有重新叙述的必要。

但纷乱中又孕育着新的动向。大体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大河以东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由盛转衰；几乎与此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显然，它的崛起，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鉴于此，公元前 2000 年，是中原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二 陶寺的兴衰

地处晋南的陶寺聚落群几乎是其中最小的一群，但其聚落和墓葬形态及所显现的社会结构又是最令人瞩目的。

存在了大约 400 年的陶寺文化，被分为早期（公元前 2300—前2100 年）、中期（公元前 2100—前 2000 年）、晚期（公元前 2000—前1900 年）三个阶段（ 何驽 2004 ）。公元前 2000 年，正值这个社会的中、晚期之交。

考古学资料表明，恰恰在此期，作为该集团权力中心的陶寺聚落充斥着暴力的迹象：

原来的宫殿区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30 多个人头骨杂乱重叠，头骨多被砍切；数十个个体的散乱人骨与兽骨混杂在一起；大沟的底部一具 30 多岁的女性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阴部竟被插入一根牛角。联系到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多处被陶寺晚期的遗存所叠压或打破，发掘者推测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人为毁坏建筑的群体报复行为。

包括“王墓”在内的贵族大中型墓，往往都有这个时期的“扰坑”直捣墓坑中央的棺室，扰坑内还有随意抛弃的人头骨、碎骨和玉器等随葬品。这些墓同时被掘又一并回填，掘墓者似乎只为出气而毁墓虐尸，并不全力搜求宝物。

发掘者从日用品的风格分析，延绵数百年的陶寺文化大体是连续发展的。也即，报复者与生前显赫的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团，这场破坏活动应是陶寺社会底层对上层的暴力行动，而非外来族群的攻掠。无论如何，它摧毁了陶寺社会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陶寺大邑自此由盛转衰。

在此之前，以陶寺大型城址为中心聚落的陶寺文化聚落群已经历了二三百年的辉煌。其所在的公元前 3 千纪后半，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晚期，在素有“东亚大两河流域”之称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城圈形成那个时代最显著的人文景观。矗立在黄河两岸的一座座夯土城址，是这一地区迈向文明时代处理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杰作。陶寺文化中期陶寺城址圈围起的面积达 280 万平方米，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城墙建筑的用工量所显示的社会动员力，庞大的城区中生活的人口数，都是后续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些，可知与陶寺所在的晋南隔黄河相望，此后要在中国文明史上大放异彩的中原腹地河南，这时也是城址林立，但与陶寺的气派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最大的城址也仅 30 多万平方米，其他城址的面积则大多仅有 10 余万甚至数万平方米（ 详后 ）。与中原相映生辉的海岱（山东）地区，此时最大的城址面积也只有 30 多万平方米（ 栾丰实 2006 ）。

城址内已有初步的功能分区。其中陶寺墓地已发掘的上千座墓葬所显现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已为学界所熟知。占墓葬总数不足1％的大墓的随葬品一般都有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组成的各类礼器、生活用具以及以猪为主的牲体，等等。随葬的礼乐器中又以蟠龙纹陶盘、鼍鼓和特磬最引人注目。可知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有不少在陶寺大邑已经现身。有学者推断陶寺墓地已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严格按照等级次序使用礼器的规制（ 高炜 1989 ）。

但与二里头至殷墟王朝相比，陶寺礼器群又有较显著的特点。首先，这些礼器都不是用青铜来制作的，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前铜礼器”（ 高炜 1989 ）。其次，礼器组合种类齐全，存在着以量取胜的倾向，这也迥异于与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酒文化”礼器组合。此外，独木船棺、有棺无椁的特殊而简单的葬具，到了早期王朝时期也被复杂的成套棺椁所取代。由于陶寺晚期社会“金字塔”塔尖的折断和贵族传统的中断，中原王朝诞生前后向其汲取养分的程度或许也受到了影响。

陶寺遗址目前已发现了 4 件小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红铜铃和一件含砷的铜容器（盆？）残片。陶寺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一般认为属“铜石并用时代”（ 严文明 1984 ），在时间上正处于以礼容器为特征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前夜；空间上，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的山西，历来是中原与欧亚大陆内陆交流的重要孔道，而陶寺所处的晋西南，本身就是大中原的组成部分。因此有理由相信，陶寺应该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众所周知，在陶寺文化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和第一件金属乐器。红铜铃和铜容器残片的出现，应该为其后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

但这些铜器是否就是陶寺人的本土产品，学界对此还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从几件铜器的出土环境看，它们都不是贵族墓的随葬品，这似乎表明复合范铸铜技术在出现之初并未被用来制作表现身份地位的礼器，并未在该集团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是，这就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早期青铜文明的礼器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陶寺也还没有发现相应的铸铜作坊。从简单的比照中，可以看出陶寺铜器的出现，似乎较为突兀，并不是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求的产物，换言之，这一集团似乎缺乏制造和使用铜器的原动力。鉴于此，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不排除外地输入或外来工匠在当地生产的可能，它们是否催生出了当地的铜器生产是需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陶寺遗址另一项令人瞩目的发现是朱书陶文，已为学界所熟知，但对这些刻符的释义则异见纷呈。数年前在陶寺遗址建筑区又出土了一件朱书陶扁壶残片，证明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并非孤例。

从陶寺遗址的聚落形态上看，尽管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但各等级的墓又都同处于一处墓地，并不见殷墟那样独立的王陵区，甚至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囊括进一个大的城圈。这种“全民性”，使我们对陶寺社会的进化程度无法作过高的估计。与早期王朝相比，这些现象或者是原始性的显现，或者是区域和不同族群间文化特征的差异。

与陶寺城址显现出的庞大气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其为中心的陶寺聚落群的分布范围却并不大。

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聚落的分布，基本上限于陶寺遗址所在的临汾盆地。盆地位于汾河下游，迄今已发现上百处同时期的遗址。从面积和内涵上看，遗址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形成以陶寺遗址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从考古发现看，在同时期各区系中，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但它的覆盖面大致未超出临汾盆地的范围；它同周邻文化的关系，则表现为重吸纳而少放射。若同二里头文化比较，可明显看到陶寺文化的局限性，说明陶寺尚未形成像二里头那样的具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 高炜 1996 ）

回顾陶寺遗址的探索历程，我们知道这处大邑的发现本身就是有目的地寻找夏文化的结果。

循着文献提供的线索寻找夏王朝的遗迹，是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博士在晋南考察与发掘的动机之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于 1950—1960 年代在晋南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是“围绕着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 高炜 2007 ）。前述陶寺遗址的重大发现，令学界兴奋不已。当时占主流的假说是二里头和东下冯类型属于商文化，而按当时的碳素测年认识，陶寺文化的年代概算为公元前 2500—前 1900 年。发掘者在前后可摇摆数百年的夏代纪年中，选取了最早的极端值：公元前 24 世纪—前 18 世纪。据此认为陶寺中晚期已进入夏纪年，陶寺遗址和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 高炜等 1983 ）。

在陶寺遗址的材料公布不久，即有学者提出了与发掘者不同的认识，认为“陶寺的许多发掘资料与文献中所说的尧舜时期的情况，实在可以相互对照”（ 李民 1985 ）。后来，发掘者也接受了“二里头夏文化说”，认为将陶寺集团的族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 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 2003 ）。

我们注意到，上述假说的提出以及放弃，都是建立在另外的假说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的。而包括“二里头夏文化说”在内，诸假说都没有当时的“内证性”文字材料的支持，论辩各方也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彻底否定他方提出的可能性。显然，在当时有足够历史信息的文书类资料出土之前，这一思路的探究注定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无论如何，随着陶寺这个高度发达却“不称霸”因而并不“广域”的早期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其所在的大中原区域内的晋南地区数千年来自主发展的历程也宣告终结。从随后的二里头时代起，这一地区开始接受来自大河之南中原腹地的一轮轮文明输出的冲击波，最终被纳入王朝体系。这样的命运，也是东亚大陆众多区域文明化或“被文明化”的一个缩影（ 见本书 《“ 连续 ” 中的 “ 断裂 ”—— 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 形成过程的思考 》）。陶寺的文明成就，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个时代的顶峰和绝响，同时，它的衰落与退出历史舞台也昭示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三 嵩山周围的动向

从海拔 500 ~ 400 米的陶寺大邑，向东南过黄河，山地丘陵连绵起伏，其间的河谷盆地降至海拔 300 ~ 100 米。这就是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地处东亚大陆山地高原和平原丘陵区交界处的嵩山一带，属于生态环境边缘地带，这样的区位一般也是文化板块的碰撞交会处。有学者将其称为“嵩山文化圈”（ 周昆叔等 2005 ）。高度发达的文明，往往就是这种碰撞交会的结晶。

到了约公元前 2400 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文化一般被称为“王湾三期文化”（ 严文明 1981 ）。其下又多以嵩山为界，将嵩山以北以东的郑洛地区及山南的颍河、汝河流域有地域差别的文化分为两大类型，称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或“王城岗类型”、“郝家台类型”） （ 韩建业等 1997 ， 董琦 2000 ， 河南省文物研 究所 1994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嵩山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的差异，已到了可以划分为两大考古学文化的程度（ 冰白 1999 ， 王立新 2006 ）。饶有兴味的是，这种考古学本位的、基于文化面貌的划分方案，恰好与中原腹地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的划分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嵩山南北这两个区域集团文化面貌上的最大不同在于炊器。即山北山东的王湾类型以深腹罐为主同时有鬲，而山南的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从接受周边地区不同文化影响的程度上，也能看出嵩山南北两大文化类型的地域差别。

总体上看，龙山时代中原腹地接受的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泛东方文化系统（含主要分布于豫北、豫东及更东的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或称王油坊类型，以及海岱龙山文化）、南方文化系统（主要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泛西北文化系统（含晋陕高原的各支龙山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 张海 2007 ）。从考古学现象上，可以窥见周边地区的人群通过不同的途径施加各自的影响，从而参与到“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来。

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当然是一种极粗线条的归纳和概括。从聚落形态的角度，还可以观察到分布于众多小流域和盆地中一簇簇的聚落群，显然是众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集团的遗存。它们大致以各自所在的地理单元为区隔。各聚落群都由一处较大的聚落和若干中型、大量小型聚落组成。

在嵩山东南的豫中地区，以嵩山、伏牛山和黄河故道相隔，是淮河水系的颍河、双洎河和沙河、汝河流域，这一带共发现 300 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错落分布着 20 余处大中型聚落，应是各小区域的中心聚落。这些中心聚落中又有 6 处围以夯土墙或壕沟。每个聚落群都由一、二级中心聚落（面积在 10 万~ 20 万平方米以上）和若干小型聚落（面积在数千至数万平方米）组成。所有中心聚落都位于河流附近，它们之间的距离在 25 ~ 63 公里之间，平均距离 40 公里，平均控制区域面积1200 多平方公里。聚落群之间往往有遗址分布稀疏的地带，表明这些共存的政治实体似乎有一定的疆域限制。大致等距分布的中心聚落和防御性设施的存在，显示这些政治实体具有分散性和竞争性（ 刘莉 2007 ）。

嵩山西北的洛阳盆地及周边区域的聚落状况，也由于 21 世纪以来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而不断明晰起来。研究者将盆地中东部区域系统调查区域内发现的 95 处龙山文化遗址分为 3 群，即邙山聚落群、嵩山聚落群以及夹河平原聚落群。各群分别包括 19 处、61 处和 15 处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最大的遗址面积达 60 余万平方米，而 1 万~ 20 万平方米的中小型遗址占半数以上。各聚落群之间在大中小型聚落比例、聚落结构和分化态势等方面都有较明显的差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 里头工作队 2005 ， 张海 2007 ）。位于嵩山北麓、伊洛河下游支流的坞罗河和干沟河流域，也显现出与洛阳盆地中“嵩山聚落群”相近的聚落结构。坞罗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 20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引人注目（ 陈星灿等 2003 ）。

总体上看，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 详后 ）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并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在林林总总的中原大小聚落群中，最令人瞩目的要算是迄今已发现的十几座城址了。这类围以夯土城墙的聚落，其军事防御色彩无可置疑，即它的主要功能是防人，充分显现了地区局势的紧张。功能问题较为复杂，“如果遗址面积也是衡量居住其中的集体实力的一个指标的话，各城址的情况也不一致”，因此，“将这些城址一概而论是危险的”（ 赵 辉等 2002 ）。

这些城址究竟是群团内部“阶级斗争”，还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的产物？如系后者，所谓外敌，究竟是中原集团内部邻人聚落、聚落群或更大的集团，还是中原文化区以外的另一系统的大集团？围绕这类问题，有多种假说。

其中之一可以概括为大集团间或文化间冲突说。该说针对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城址大体由北向南蜿蜒分布于中原地区东缘，主要存在时间集中在公元前 2100 年—前 2000 年前后，城址的出土遗物中较集中地出现了海岱龙山文化和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因素的现象，认为出于抵御来自其他集团尤其是东夷集团侵袭的考虑，正在崛起的华夏集团的东部一带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或重要聚落筑城自卫，或许就是上述城址大体同时出现的具体背景，应与夏代早期的夷夏交争相关联（ 魏兴涛 2010 ）。

但问题仍较复杂。首先，“共时性”的确认就很困难。由于考古学上的一期可逾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同属一期的遗存并不一定具有“共时性”。这些使用期短暂的城址，究竟是否同时存在过，颇难敲定。随着年代学的长足进展，仰韶—龙山时代遗存的碳素测定年代有趋晚趋短的倾向，既往的推定与最新的数据可以相差 200 年左右。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各城址的标本采取和测定难以统一实施，从而放到同一平台上来比较。

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主持人方燕明研究员，就排定其中 4 座城址使用时期的相对顺序（ 方燕明 2009 ）如下：

王城岗小城（2165—2077.5BC，两个数据取中间值，下同）

至于郾城郝家台城址，则较王城岗还要早些，殆无异议。

另外，尽管遍布中原各地的聚落群在日用陶器等方面有若干共性，但同时又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的、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的迹象。由是，也就难以想象整个中原集团在其东部“边境”一带会组织起统一有效的防御系统。

已有学者指出没有发现城邑的洛阳盆地，其社会分化程度也不似嵩山东南的颍河中上游高。后者的聚落群在龙山文化晚期时规模急剧扩大，而其他地区则基本保持稳定。从仰韶时代到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地区域聚落群的发展重心逐步由洛河中游地区、颍河中上游地区等中原的‘边缘’区域转移到作为中原腹地中心的洛阳盆地”（ 张海 2007 ）。的确，二里头都邑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发性，缺乏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应当不是洛阳盆地龙山文化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 见本书 《“ 连续 ” 中的 “ 断裂 ”—— 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 考 》）。

也就是说，如果把城址集中出现的中原东部地区看作一个大集团的“前线”，那么其后方的中原腹地的中心区域迄今并没有发现一个足以统御全境并必须拼死保卫的中心。

上述城址的忽兴忽废，一般被解读为当时各聚落群背后的集团之间军事冲突的存在。城址的存在时间都很短，与山东、长江中下游史前城址多长期沿用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各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战争的频繁，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处于急剧的动荡状态。

赵辉教授的解读是，“危险首先出现在规模和城址相当乃至更大，且内部结构大致相同、却无城垣建筑的附近村落之间的可能性甚大，而未必从一开始就来自距离更远的集团。只是随着在一系列冲突中某个聚落，譬如平粮台或古城寨最终取得了在整个聚落群中的支配地位后，越来越多的紧张关系才逐渐转移到更大的群体之间来了。这似乎是目前资料所见有关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方式。”（ 赵辉等 2002 ）

四 王城岗·瓦店·古城寨

嵩山东、南麓集中出现的城邑，以颍河中上游的王城岗、瓦店和双洎河流域的古城寨最具代表性。一叶知秋，我们不妨来剖析一下这三座城邑。

位于颍河上游的登封王城岗遗址，最先发现的城垣建筑是遗址东北边缘的两座小型城堡。两座小城东西并列，西城保存较好，面积不足 1万平方米，东城大部分被河流冲毁。进入 21 世纪以来，又发现了面积超过 30 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大城城墙外有壕沟，城圈基本上圈围起了龙山时代的整个遗址。据分析，小城之西城先是被作为仓窖区使用，后又改建为大型夯土建筑区并修筑了城墙。但不久，随着大城的兴建，大型建筑区可能移到大城以内，小城西城又重新作为仓窖区使用，直到龙山文化最末期（ 张海 2007 ）。

除了大型夯土建筑的线索，王城岗的小城和大城内都发现了若干“奠基坑”。这些“奠基坑”系将废弃的灰坑用夯土填实，西城不足 1万平方米的小城内，曾发现埋有人骨的奠基坑 13 座，坑内人数不一。一个奠基坑的夯土层内有 7 具完整的人骨架，显然系非正常死亡。有的坑中则埋有被肢解下来的人头骨、肢骨或盆骨。这些死者中既有成年男女，又有儿童，很可能是在集团冲突中掳掠来的战俘。

在王城岗遗址小城之西城内的灰坑中发现了一片青铜器残片。该灰坑的时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第四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2050—前1994 年之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2000 ）。铜片只有五六厘米见方，发掘者比照王城岗出土龙山文化陶鬶的形制，推测应为铜鬶的腹与袋状足的残片。经冶金史专家分析检测，可知该铜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

此外，王城岗遗址还出土有玉器（琮等）、绿松石器和白陶器等特殊的手工业制品。这些仅见于大中型聚落的高等级器物，由于原料不易获得或制作技术复杂，其生产、流通和使用应为社会上层所垄断。

王城岗遗址所处的颍河上游的登封盆地，迄今已发现了 12 处与其同时期的遗址，构成一个小聚落群，大中小型聚落呈金字塔式分布，其中 1 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占绝大多数。因此，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王城岗遗址属于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多大地域内的中心。

这一带历来是盛产传说的地方。由于附近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阳城遗址，学界从王城岗小城堡一发现，就开始把它和“禹都阳城”或大禹之父“鲧作城”挂上了钩。发掘者最新的解读是，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大城才是“禹都阳城”。考古与上古史探索就是这样经历着发现——推想、再发现——再推想的过程。

据发掘者模拟实验和估算的结果，如调动 1000 人以当时的生产工具完成王城岗城墙的修建，需要 1 年零 2 个月的时间。如果根据当地现代农村的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 50 ~ 100 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 1 年完成这个工程，需要征集 10 ~ 20 个聚落的劳力。这与前述田野调查发现的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的数量基本符合。很可能王城岗城址的建设工程，是动员了以王城岗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的。

这说明，即便像王城岗这样面积达 30 余万平方米的大邑，其筑城工程也只需十几个聚落组成的小聚落集团即可完成。因此，认为这类城邑如不具有广大地域的社会动员能力则无以为之的推论，以及由此断定它们应属夏王朝都城的思路，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到整个颍河中上游，就会对王城岗这类中心聚落的定位有更清晰的认识。

颍河中上游谷地以海拔 200 米等高线为界，可以分为登封和禹州两个自然区域，河流落差在禹州地段急剧变缓。由上游的王城岗顺河而下，就是地处中游的另一处大邑——禹州瓦店遗址，二者的直线距离约37.6公里。

从两个聚落群所处的自然环境看，登封盆地地势局促，水流落差大，可耕地范围相对狭小，但丰富的动植物和石料资源都处于聚落群的可控范围内。而禹州境内河道宽阔，地形呈半开放状态，可耕地相对较多。但与登封聚落群相比，某些资源尤其是日用石器的石料资源获取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力，因此聚落群内外的交流都较密切，整个聚落群的发展趋于开放。

以瓦店遗址为中心的禹州聚落群，目前共发现同时期的遗址 14 处，基本上沿河分布。中型聚落的规模较大，比例也高于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登封聚落群。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登封聚落群与禹州聚落群的文化面貌存在差异。总体上看，登封聚落群基本不见外来文化因素，而禹州聚落群，除了本地的王湾三期文化因素之外，还掺杂了大量来自东方海岱龙山文化和南方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因素。

最新的考古收获表明，瓦店遗址所在的两个台地都有环壕连接颍河形成封闭的空间，面积分别在 40 万、50 万平方米（前者年代已确认，后者不晚于汉代），整个遗址的总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

瓦店遗址的文化内涵也颇令人瞩目。遗址西北台地有由数条围沟组成的回字形大型夯土建筑，每边约 30 米，建筑基址或沟内发现了数具用于奠基或祭祀的身首分离的人牲遗骸和动物骨骼。另有长方形和圆形夯土建筑，建筑基址的铺垫层中也发现了人头骨。发掘者推测应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东南台地灰坑和一般房基较多，出土了大量器物，两个台地可能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别。

聚落中已用牛和羊的肩胛骨作为占卜用器。出土的玉器则有铲、璧和鸟形器等。玉鸟形器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流行的“鹰首玉笄”相类，二者间应有交流关系。已发现的玉料中也有非本地出产者，或系由外地输入。遗址中出土的以觚、壶、杯、盉、鬶为代表的精制磨光黑陶、蛋壳陶和白陶酒器，一般认为应属贵族用礼器。形制相近、大小不同的一组磨光黑灰陶觚形器，被称为“列觚”，学者们认为可能是测定容积的量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2007 ）。

从年代学研究成果看，王城岗和瓦店两个聚落的兴盛期大体一致，已如前述。总体上看，瓦店遗址的“级别”似乎不在王城岗之下，至少二者在社会集团中是同一个等次的。王城岗从属于瓦店，以及二者相互对峙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禹州也是一处盛产关于夏传说的地方。尽管把“禹都阳翟”、禹之子“夏启有钧台之享”落实到禹州一带的说法，最早见于 2000 多年之后的东汉至西晋时期（《 汉书 · 地理志 》 班固自注 ， 杜预 《 春秋左氏经 传集解 》 等 ），仍不妨碍人们把瓦店遗址与“禹都阳翟”等联系起来的历史复原热情。但从考古学上看，“各聚落群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抗衡性，以及各种迹象所体现出的暴力冲突现象的存在，似乎表明当时的嵩山南北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以规范和协调各部族之间的行为。”（ 王立新 2006 ）这也正是我们认为王朝诞生传说地并无王朝气象的缘由之所在。

王城岗和瓦店两座城邑，一般被归为王湾三期文化的“煤山类型”，新密古城寨则属于考古学上的“王湾类型”。

古城寨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除了西城墙被河流冲毁外，其余三面城墙保存完好，城墙最高处距现地表尚存 16 米余。城墙用小版筑法错缝垒砌，故墙基宽达 40 多米甚至更宽。其城址面积有 17 万平方米多，而城内可使用的面积仅 11 万多平方米。

城址南北两墙的中部偏西有相对的两个缺口，可能是龙山时代当时的城门，东墙则一线贯通，不设城门。城外有护城河，引城西河水流入。城北和城东还有人居住活动，城内外是否有功能分区上的意义，居民是否有身份差别，都有待探究。整个遗址的面积近 30 万平方米。

城中部略偏东北，已发掘出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坐西朝东，南、北、东三面都有回廊，总面积应在 2000 平方米以上。其主殿的规模与二里头遗址 1、2 号基址的主殿相仿，达 300 余平方米。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明确的二里头大型宫殿基址的“前身”。城内出土的陶器大多形制规范，做工精细，还出现了施釉陶器，另外还发现有卜骨、玉环和刻符陶器等。

这一带有关于黄帝的传说，所以古城寨一经发现即分别被指认为黄帝轩辕丘或“祝融之墟”，或黄帝集团中大隗氏的居所等，不一而足。因其仅早于新砦和二里头，考古学者推定其与王城岗、瓦店、新砦一道，属于“进入夏纪年的夏代早期重要城址之一”（ 方燕明 2009 ）。

从聚落形态上看，与王城岗相距约 40 公里的古城寨城址，周围也分布着 10 余处同时期的聚落。王城岗、瓦店和古城寨三座设防聚落均居于其所属聚落集团的中心位置，以它们为中心形成的三个聚落集团之间，都有较为明显的空白区域作为隔离地带。据分析，至少王城岗和古城寨两个聚落集团是东西对峙的（ 李宏飞 201 1）。

五 新砦的发轫

在王城岗、瓦店、古城寨三座大型聚落相继衰落甚至废毁的同时，距离古城寨仅 7.5 公里之遥的新砦大邑兴盛起来，成为涵盖三个聚落集团在内的更大范围的中心聚落。

新砦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它的时空位置。从时代上看，它初兴于龙山时代末期，兴盛于向二里头时代过渡的所谓“新砦期”，这两个阶段供参考的绝对年代分别是公元前 2050—前 1900 年、公元前 1850—前1750 年。

在群雄竞起的龙山时代末期，曾经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与其后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我们称其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 见本书 《“ 连续 ” 中的 “ 断裂 ”—— 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 考 》）。我们注意到，这一“断裂”现象在嵩山周围虽也存在但不甚明显，二里头文化恰恰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发展，最后以全新的面貌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身处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新砦大邑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砦类遗存”，以及它们背后的新砦集团（不少学者认为应是早期夏文化），无疑是解开二里头文化崛起之谜的一把钥匙。一个送走了风云激荡的龙山时代并孕育着此后辉煌的二里头时代的存在，其意义当然非同小可。

其次，其地位之重要还在于这一大邑的规格和内涵。70 万平方米的设防聚落规模，在龙山时代末期的中原腹地独一无二。大概到了“新砦期”，三面临河的、半岛状的聚落北缘又有人工开挖的壕沟连通河流和自然冲沟，形成面积达 100 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外壕内有中壕，中壕内地势较高的西南部又有内壕，圈围起约 6 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应是聚落的中心区。这一区域分布有大型建筑，发现了铜容器残片、刻纹酷似二里头绿松石龙首图案的陶器盖等重要遗物，令人瞩目。

我们把与新砦遗址“新砦期”遗存相类的一群遗存称为“新砦类遗存”。这类遗存空间分布范围并不大，一般认为主要分布于嵩山周围尤其是嵩山地区的东半部（ 赵春青 2006 ）。这样一个龙山文化汪洋大海中的“异质斑块”，却是处于整个东亚大陆文化发展低潮期的中原文明，接续既有文化传统和生发新的文明因素的重要纽带。

它的文化特征虽有一定的个性，但更让人感觉是龙山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因素以及形形色色或多或少的外来因素的汇聚。有的学者强调这类遗存在中原地域社会巨变中的整合作用：“所谓的新砦期遗存，正是煤山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二者大规模整合阶段的遗存”（ 王立新 2006 ）；有的学者注重这类遗存的外来色彩，认为其“主要是在继承本地王湾三期文化（即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泛东方文化系统的因素和部分泛西北文化系统和南方文化系统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 张海 2007 ）；有的则指出“正是来自（东方文化系统的）造律台和后岗二期的传统文化因素，才引起了新砦期在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的兴起”（ 赵春青 2006 ）。

比较一下新砦与既往龙山城邑的聚落形态，差异立现。首先，在大河以南的中原腹地，100 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还是首次登场。其次，它抛却了像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那样方正的城垣规制，而以并不规则的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其中中壕内缘的若干处地点还发现了宽 10 米左右的带状夯土遗存，发掘者推定为城墙。但从夯土全部位于沟内，远远低于当时的地面，夯层多向外倾斜的情况看，这应是为防止壕沟壁坍塌所实施的加固处理措施（ 许宏 2005 ， 张海 2007 ）。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新砦遗址有高出地面的城墙存在。就现有的材料看，当时的新砦遗址应是一处大型环壕聚落。

无独有偶，“新砦类遗存”的另一处重要聚落巩义花地嘴，也有内外两重（四条）环壕，与伊洛河及其支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这类多重防御设施划分出的多重空间，一般被解读为“同一聚落内不同安全等级的空间区域”，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社会成员很可能分别具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聚落内部的分化较为明显”，当然也有可能“不同壕沟之间为聚落不同性质的功能区划”（ 张海 2007 ）。

已有学者指出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流行以环壕作为聚落的主要防御设施，与龙山时代城址林立的局面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一传统最早见于新砦遗址，而追根溯源的话，瓦店遗址应是该传统的最初来源（ 李宏 飞 201 1 ）。

新砦聚落内壕以内发现的所谓“大型建筑”，实际上是一处长条形的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现存长度近百米，宽 10 余米。类似的浅穴式遗迹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的祭祀遗存区也曾有发现，只是规模较小。两处遗址的发掘者都推测这类建筑很可能就是《礼记》、《尚书》等书中所载“墠”或“坎”之类的祭祀活动场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 2003 ）。

新砦聚落的发掘与研究还刚刚起步，像古城寨和二里头那样高出地面、显现政治威势的大型宫室类夯土建筑尚未发现，已揭露的新砦浅穴式建筑并不是这一系统中的链条之一。因此，认为其“面积比二里头遗址 1 号宫殿的殿堂还要大，很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并据此推测“新砦城址很可能就是夏启之居所在地”的观点（ 赵春青 2004 ），还缺乏考古学材料的支持。

无论如何，关于“新砦类遗存”学界还是取得了不少共识。它们包括：嵩山南北两大集团开始整合，外来因素进一步渗透，文化进一步杂交，新砦开始独大。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 许宏 2009 ），那么新砦显然已是曙光初现。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破坏了龙山晚期地域集团共存的旧秩序，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前已述及 1980 年代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一片可能为青铜容器的残片。龙山时代能够铸造出铜容器，还是超出了当时学界的认知范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龙山时代的铜容器哪怕是残片出土。但多数学者认为，王城岗出土铜器残片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用复合范法铸造的容器之一，“它不可能是青铜铸造业刚刚产生时期的制品，而是青铜铸造业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后，趋于成熟的标志”（ 朱凤瀚 2009 ）。

直到 20 年后的 2000 年，新砦遗址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内壕以内的“新砦期”地层中，发现了一件残长 8 厘米多的铜片，应是鬶或盉类酒器的流部残片。经分析测试，这件铜器系红铜铸造而成。

这样，依据当前的年代学认识，试排列东亚地区最早的几件复合范铜铸件的年代如下：

陶寺遗址陶寺中期砷铜容器（盆？）残片：公元前 2100—前 2000年；

陶寺遗址陶寺晚期红铜铃：公元前 2000—前 1900 年；

王城岗遗址龙山后期锡铅青铜容器（鬶？）：公元前 2050 年—前1994 年；

新砦遗址“新砦期”红铜容器（鬶、盉？）：公元前 1850 年—前1750 年。

后二者都可判定为酒器，是当时陶质酒礼器的仿制品，同时与其后二里头文化以酒器为中心的青铜礼器群一脉相承。

与全球其他青铜文明大多首先把青铜铸造这一全新的技术应用于生产或日常生活不同，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贵族阶层优先用这种贵金属制造出了用于祭祀的礼器和近战的兵器。也就是说，他们是把青铜这种新技术新产品首先用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提高日常生活品质的。意识形态上提高凝聚力和掌握绝对的打击能力，被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 · 成公十三年 》），确切地道出了中原早期国家之命脉所在。青铜器在当时国家权力运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

六 余论

由公元前 2000 年向后望，约 200 年后的公元前 1800 年或稍晚，二里头都邑及二里头文化崛起于中原腹地。它的出现最终结束了前述数百年“满天星斗”小国林立的政治图景。作为“国上之国”的广域王权国家，东亚大陆首次出现了以高度发达和强力辐射为特征的核心文化。至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李峰教授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中文版序中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西周国家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在西周当代的史料（Contemporaneous Historical Sources）也就是青铜器铭文上建立起来，可以相对较少的受到后代文献史料价值观的困扰。”“如果我们从后世文献譬如说《周礼》这本书出发，我们将搞不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哪些是西周真正的制度，哪些是后世的创造。我想对于重视史料价值的史学研究者来讲，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因此，在西周政府的研究中我是不主张用，至少是不首先用《周礼》的。这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关西周历史的研究真正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李峰 2010 ）

与李峰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描述”这段历史的出发点也没有放在后世的文献上。虽然没有甲骨文、金文那样直接的文字材料，但相比之下，不会说话的考古材料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质朴性的。我们只要充分地意识到考古学材料和学科手段的局限性，注意过度解释的危险，避开它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考古学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

对中原腹地文化态势和集团动向哪怕是粗线条的勾勒，正是中国考古学在历史建构上的重大贡献。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中原腹地的考古景观，导致源自后世文献的统一强势的早期“夏王朝”可能被解构，已如上述。要强调的是，整个学科意欲逐渐摆脱“证经补史”的取向，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才能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能力和前景感到乐观。 5Z+Hg8fS1Q/Gg8nWtoL/WJsZNrYi2uDe5qb+d15lRwcpsBGbXZuQJiRqkpegdjq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