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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如何看待年代偏早的零星用铜遗存？是否存在铜石并用时代？测年技术的进步如何改变对各区域用铜史乃至青铜时代肇始问题的认识？如是种种，都有必要在新的时点上进行梳理分析。本文即拟对相关问题做粗浅的探讨。
首先要对本文论述的空间范畴做一限定。作为地理概念的东亚大陆，既不限于今日之中国，也不等同于今日中国的范围。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广阔的大西北地区在地理上可归入中亚范畴，在文化上也与后者保持着很大的类似性”（ 李水城 2005 ），所以本文关于东亚大陆早期青铜遗存的讨论，不包括出土了众多早期铜器、地理上属于中亚的新疆地区。
1980 年代，严文明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存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同时，他把铜石并用时代再分为两期：“仰韶文化的时代或它的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 严文明 1984 ）文中提出了“是否一开始出现铜器就应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的问题，作者的回答应是肯定的：“如果说仰韶文化早期的铜器暂时还是孤例，而且制造方法还不明了，那么仰韶文化的晚期显然已知道炼铜，至少进入了早期铜石并用时代。”目前，这一划分方案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
另一种划分方案是，“把发现铜器很少，大约处于铜器起源阶段的仰韶文化时期归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可把龙山时代笼统划归为铜石并用时代（目前也称新石器时代末期）。”（ 任式楠 2003 ）与此相类的观点是“仅将龙山、客省庄、齐家、石家河、陶寺、造律台、王湾三期、后岗二期及老虎山等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视为铜石并用时代”，其理由是，“我们目前还不能仅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所产生的若干新因素去推想当时‘可能’或‘应该’有了铜器，所以，将一个实际上尚未出现铜器的时期也归并为‘铜石并用时代’应该说是名不副实的。”（ 张江凯等 2004 ）
的确，在前述第一种方案中，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约从公元前3500 年至前 2600 年，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这时在黄河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是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在长江流域，中游的两湖地区主要是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下游包括太湖流域主要是崧泽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和崧泽文化中尚未发现铜器及冶铜遗存，其他地区“这阶段的铜器还很稀少，仅在个别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铜器制作痕迹”（ 苏秉琦 1994B ）。而在《中国通史·第二卷》“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一节近 70页的叙述中，完全没有对铜器和冶铜遗存的具体介绍。类似情况也见于《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一书，在关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 1000 年（公元前 3500—前 2500 年）遗存几十页的叙述中，仅一处提及了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 韩建业 2008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铜器及冶铜遗存乏善可陈的程度。故学者对此多采取存而不论、一笔带过的处理方式（ 石兴邦 1986 ， 张海等 2013 ）。
在认可“铜石并用时代”存在的观点之外，更有学者认为“其实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 Age）又称红铜时代（Copper Age），是指介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以红铜的使用为标志。西亚在公元前 6000 年后期进入红铜时代，历经 2000 余年才进入青铜时代。红铜、砷铜或青铜 4000 年前左右几乎同时出现在齐家文化中，数以百计的铜器不仅证明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表明中国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 易华 2014 ）
关于“铜石并用时代”和“红铜时代”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家有自己的界定：“过去一般认为，铜石并用时代是已发明和使用红铜器但还不知道制造青铜器的时代，所以有时也称作红铜时代。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有些绝对化了。不错，有些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中只有红铜器而没有青铜……另一些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则有青铜……中国不但在龙山时代有青铜和黄铜，就是仰韶时代也有青铜和黄铜，这当然与所用原料的成分有关，不能因为有这样一些情况而模糊了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界线，以至于否认中国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 严文明 1984 ）与此类似的表述是，“无论哪种意见所述铜石并用时代，都不能把它等同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即使是目前发现红铜器较多的齐家文化，也并不能纳入单纯的红铜时代。中国早期没有形成一个红铜时代，走了不同于亚欧其他国家的冶铜发展道路。”（ 任式楠 2003 ）
鉴于上述，东亚大陆是否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如果存在，是否能早到公元前 3500—前 2500 年这个时期？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东亚大陆早期铜器及冶铜遗存的发现中，较早的几例尤为引人注目。这里试综合学术界的发现与研究成果略作分析。
陕西临潼姜寨黄铜片、黄铜管状物，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 4700 年。
陕西渭南北刘黄铜笄，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公元前 4000—前3500 年。
“原始铜合金”概念的引入，可以较好地解释这类早期用铜遗存：“从矿石中带来的杂质，其存在标志着冶炼红铜的失败与早期冶铜技术的不成熟。含有这些杂质的铜与后来人类有意识进行人工合金而得到的各种铜合金，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并不能因为这些铜中含有锡或铅，就称之为青铜，更不能认为它们同于后世的人工有意识制造出来的铜合金。为了使二者有所区别，把这种早期的、偶然得到的、含有其他元素的铜叫作‘原始铜合金’比较合适。”因而，“姜寨的‘黄铜’片的出现，既是可能的，又是偶然的，应该是选矿不纯的产物。虽然这是一件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铜锌合金’，但它的出现对于后来的冶炼黄铜的技术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应属于原始铜合金。”（ 滕铭予 1989 ）如此获取的原始铜合金偶然性大且不能量产，在各地皆昙花一现，与后来的青铜冶铸有大时段的冶金史空白。仰韶文化的黄铜、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 详后 ）含渣量均很高，表明当时还没有提纯概念。
山西榆次源涡镇陶片上红铜炼渣（ 安志敏 1981 ），属仰韶文化晚期晋中地方类型（ 严文明 1984 ），约公元前 3000 年。
东乡林家青铜刀，锡青铜，单范法铸造，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晚期，推断为公元前 2900—前 2700 年（ 任式楠 2003 ）。这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该遗址的灰坑中另出有铜渣，应“是铜铁共生矿冶炼不完全的冶金遗物”，“可认为中国在冶炼红铜、青铜之前，存在着利用共生矿冶铜技术的探索实践阶段”（ 孙淑云等 1997 ）。
东乡林家青铜刀
临潼姜寨黄铜片、黄铜管
严文明指出，“现知在甘肃有丰富的铜矿，有些矿石中偶尔也会含有少量锡石即氧化锡，用木炭加温即可还原。所以林家青铜刀子的出现，可能与当地矿产资源的条件有关，不一定是有意识地冶炼青铜合金的结果。”而“回顾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往往有一些极重要的发明开始带有偶然性质，如果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就会很快推广和不断发展；如果一时并不急需，就将长期停滞甚至中断而失传，等到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后才重新发展起来。人类用铜的历史也有类似的情况。”（ 严文明 1984 ）显然，这些零星的偶然发明，由于有很大的时间空白，不排除中断、失传的可能性，我们还无法将其作为后来龙山时代晚期集中用铜现象的清晰源头来看待。
另一方面，如滕铭予所言，“尽管我们提出马家窑文化的铜刀，作为原始铜合金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它的出现毕竟标志着甘青地区在仰韶时期已经出现了人工冶铜技术。”（ 滕铭予 1989 ）
也有学者认为，林家青铜刀所显现的“青铜技术的出现，仍不能不考虑西方文化渗入的可能性”（ 韩建业 2008 ）。这对早期用铜遗存出现的偶然性、断裂性以及合金的复杂面貌来说，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释。
前引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用铜遗存的年代测定，都是早年进行的，在目前高精度系列测年的框架下，恐怕有重新审视调整的必要，但目前还缺乏最新的研究。泰安大汶口墓地M1 骨凿上曾发现铜绿，该墓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这是一个用铜遗存随学科进展而年代被不断下拉的典型例证。最新的认识是，“大汶口文化结束的时间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间约为公元前 2300 年前后，比传统的认识晚了约 200 年”（ 北 京大学 201 1）。
由是，以往认为偏早的华东地区用铜遗存的年代，被下拉约 300 年以上，这强化了用铜遗存西早东晚的态势。但应指出的是，西北和北方地区既往的测年数据，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遗存的系列测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中原地区“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编年框架相比较，新的认识普遍晚了约 200 至 300 年”（ 北京大学 201 1）。就西北和北方地区早年的测年结论而言，这是一个可资比较的参考数值。
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用铜史，因测年工作的进展，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长江黄河与西辽河考古学文化年表
引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 年第 23 期。其中年代栏中 3500 应为 3300，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应为 3500。
首先是凌源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原推断为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约当公元前 3000 年前后（ 郭大顺 1994 ， 苏秉琦 1994B ）。后经碳－14 测年，“炉壁残片的年代为 3000±333—3494±340BP，要比红山文化陶片和红烧土年代晚约 1000 多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 李延祥 等 1999 、 2004 ）。
除此之外，另两处关于红山文化铜器和冶铜遗存的发现则尚存异议。其中一处是在凌源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4 号积石冢的一座小墓内，曾发现一件小铜环饰，经鉴定为红铜（ 韩汝玢 1993 ），发掘者称此墓为“积石冢顶部附葬小墓”，认为“这项发现地层关系清楚，材料可靠，被冶金史界称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铜标本之一，也证明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红山文化”（ 郭大顺 1994 ）。
但在牛河梁遗址正式发掘报告中，该墓被列于 4 号冢主体之外的“冢体上墓葬”，这三座小墓“利用原冢的碎石砌筑墓框并封掩，叠压或打破冢体顶部的堆石结构”。除了这座 85M3 出土了铜耳饰和玉坠珠各一件外，其他两座小墓无任何随葬品。报告没有明言其年代，但显然是将其当作晚期遗存的，在结语中也未再提及红山文化铜器发现的重要意义。安志敏指出，“当时目睹的一座石冢表层的石棺里曾出土过一件铜饰，似不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存”，结合前述冶铜炉壁残片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情况，他断言“牛河梁遗址具有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安志敏 2003 ）。
据报道，敖汉旗西台遗址曾出土两件小型陶质合范，当用于铸造鱼钩类物品，一般认为“可视为探索红山文化铸铜技术的重要线索”（ 刘 国祥 2006 ）。
敖汉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不止两件，而是有若干发现。依《简述》，“西台遗址虽未做碳－14 年代测定，从出土遗物看，属红山文化中期。大约在距今 6500 ~ 6000 年”，而陶质合范“是铸造青铜器的模具”（ 杨 虎等 2010 ）。对于陶范的年代与性质的判定都不知何据。如此早的冶铸青铜的遗存出现于东亚尚闻所未闻。另有学者推测这一红山文化陶范的年代在距今 5800 ~ 4900 年之间（ 任式楠 2004 ）。我们还注意到，与凌源牛河梁遗址相类，西台遗址也属复合型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兴隆洼、红山和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等多种文化遗存”（ 杨 虎 1989 ）。看来，这批陶范是否属红山文化，尚无法遽断。
也即，到目前为止，尚无可靠的证据表明红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存在用铜的迹象。
齐家文化虽发现较早，但一直没有建立起综合的分期框架。1987年，张忠培发表了《齐家文化研究》一文，可以认为是奠基之作，其初步的分期研究结束了把延续数百年的齐家文化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的局面（ 张忠培 1987 ）。
就用铜遗存而言，他把齐家文化分为三期八段，指出经过鉴定为青铜制品的遗迹单位，均属于齐家文化第三期；而早于第三期的铜器，经鉴定者全部为红铜。他认为出土红铜器的阶段，“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阶段。齐家文化三期七、八段的几件青铜器，当是制铜技术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孕育出来的许多不同谱系的考古文化中，还只有齐家文化可能被认为是独立地走过了纯铜—青铜这一基本完整的制铜技术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滕铭予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甘青地区早期铜器起源和发展的序列：红铜、原始铜合金—红铜—红铜、青铜—青铜，认为这“反映了这一地区早期冶铜技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滕铭予 1989 ）。
依前述韩建业的分期方案，“齐家文化中期”相当于龙山时代后期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 2200—前 1900 年），偏西河西走廊东部诸遗址发现红铜器；而“齐家文化晚期”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初期的青铜时代前期（公元前 1900—前 1500 年），红铜与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共存（ 韩建业 2008 ）。
一般认为，陇山山麓地区以天水师赵村第七期遗存为代表的“齐家文化早期”（约公元前 2500—前 2200 年），“可看作是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地方变体”（ 韩建业 2008 ），也有学者指出这类遗存“与柳湾为代表的西部齐家文化是有差异的。反之，却与关中客省庄文化更为靠近”（ 李水城 2001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这类遗存并不属于齐家文化（ 籍和 平 1986 ， 张忠培等 2002 ， 陈小三 2012 ）。就目前的认识，后者的看法似更为切实。无论如何，在这类遗址中尚无用铜遗存发现。
如果将陇山山麓地区年代偏早、不见用铜遗存的所谓“齐家文化早期”遗存排除于齐家文化之外，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才名副其实，那么上述齐家文化就跨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前期两大阶段。
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葬随葬品组合
在最新发掘的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中，北区的墓葬年代较早，约当齐家文化中期。“值得注意的是，在M1202 和M1467 的随葬陶器中，各有 1 件白陶盉，形态甚似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 钱耀鹏等 2009 ）。从白陶盉的形态上看，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晚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1650 年前后）相当，可知这类墓葬的年代不早于此。这与最新估定的齐家文化的年代框架大致吻合：“暂时可以将齐家文化的年代上限定在公元前 3 千纪末叶，年代下限则相当于公元前 2 千纪中叶，公元前 2100—前 1450 年应当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年代范围。”（ 陈小三 2012 ）可知齐家文化青铜器的存在年代上限相当（或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起始年代，下限则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
青铜时代是“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石兴邦 1986 ）。一个共识是，“青铜时代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特点：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偶然地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时代不能认定为青铜时代。”（ 蒋晓春 2010 ）
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的肇始时间，则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或龙山时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年代约当公元前 3000 年或稍晚（ 李先登 1984 ， 陈戈等 1990 ）。因用铜遗存仅有零星的发现，并不符合上述青铜时代的特点，故可以不考虑其可能性。
1980 年代以降，一般把成批出土青铜礼容器、兵器、工具、饰物等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由于 1980 年代当时二里头文化碳素测年的数据落在公元前 2080—前 1580 年，所以一般认为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 张光直 1983 ， 严文明 1984 ， 石兴邦 1986 ）
嗣后，有研究者将西北地区的早期用铜遗存纳入青铜时代，认为存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两大独立起源地，但在绝对年代上，仍认为二者大体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 白云翔 2002 ）。
据最近的研究，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当数新疆地区，年代上限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其次为甘肃、青海和陕西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 1900 年前后，主要包括四坝文化和晚期齐家文化；至公元前 1800 年左右，在北方地区出现了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此同时或稍晚，在中原地区诞生了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通过二里头文化，青铜技术还传播至黄河下游的岳石文化等当中。这清晰地勾勒出早期青铜文化流播的主方向是自西向东（ 韩建业 2008 、 2012B ）。
由对东亚大陆各地用铜遗存最新年代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感觉对上文提及的四坝文化、晚期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用铜遗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河西走廊张掖西城驿冶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串联起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用铜遗存的最新信息。西城驿遗址“一期为马厂晚期遗存，年代为距今 4100 ~ 4000 年；二期文化因素较为复杂，年代为距今 4000 ~ 3700 年……三期为四坝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 3700 ~ 3600年”，“西城驿遗址一期与酒泉照壁滩遗址、高苜蓿地接近，二期与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接近，三期与民乐东灰山、玉门火烧沟遗址年代接近。干骨崖略晚于西城驿遗址三期”（ 陈国科等 2015 ）。
所谓“文化因素较为复杂”的二期遗存，被称为“过渡类型”或西城驿文化（ 李水城 2014 ， 陈国科等 2014 ）。“‘过渡类型’遗存是进入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和马厂类型融合后所产生的一支新的文化遗存”，“在河西走廊的中西部……齐家文化的陶器多与‘过渡类型’的陶器共存”（ 王辉 2012 ）。这就把叠压于这类遗存之上、原定为公元前 2000—前 1500 年之间的四坝文化遗存的年代，下压到了公元前 1700—前 1600 年之间。而与齐家文化前期大体共时的西城驿二期铜器的材质还是以红铜为主；到了属于四坝文化的西城驿三期则以合金为主，合金中砷青铜为多（ 陈国科等 2015 ）。
要之，以四坝文化为代表的河西走廊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在公元前 1700 年前后；河湟与陇东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以齐家坪、秦魏家为代表，相当于张忠培所分第三期 7、8 段）与其大体同时。关于齐家文化晚期的用铜遗存，张忠培指出，“由于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红铜制品，和有时仍采用冷锻技术制作青铜器，故即使把这时期归入青铜时代，也只能是这时代的伊始阶段。”（ 张忠培 1987 ）这一观点目前看来也是中肯的。
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的第三、四段遗存中出土若干锥、针等小件铜器。其中第四段的测定年代为距今 3685 ~ 3515 年，相当于“夏代的晚期阶段”；第三段的出土器物“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出土的部分同类期都颇为一致”。如与中原地区的高精度系列测年相比照，其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 1600 年。从出土用铜遗存看，只是到了相当数量的青铜兵器和容器出现的该遗址第五期，该地才进入青铜时代，已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晚期阶段。
至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铜器，一般认为约当夏至早商时期，其年代多被推定在公元前 2000—前 1600 年之间（ 白 云翔 2002 ）。目前集中出土且经年代测定的，只有赤峰敖汉旗大甸子遗址集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这批铜器的年代区间，在公元前 1735—前1460 年，如与中原地区的高精度系列测年相比照，不排除年代更晚的可能性。从大甸子墓葬的随葬品中伴出与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近似的陶鬶、爵之类器物看，知其年代上限应不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下限应已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其他地点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铜器，尚未见有明确早于这一年代数据的例子。
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仅有零星的用铜遗存发现。如襄汾陶寺遗址发现有红铜铃和砷铜齿轮形器、容器残片等，但未见青铜；登封王城岗遗址曾出土青铜容器残片，新密新砦遗址曾出土红铜容器残片等。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发现的铜器尚少，且均为小件器物。第二期开始出现铜铃和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制作工艺较复杂的青铜器，第三期始有成组的青铜礼容器和兵器等出土。故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至多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依最新的系列测年结果，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 1680 年（ 张雪莲等 2007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4 ）。
陶寺铜铃
陶寺铜齿轮形器（与玉璧叠摞）
至于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中零星发现的用铜遗存，多为小件工具和装饰品，应为中原文化影响所致，尚未在其所处的社会中显现出“显著的重要性”（ 张光直语 ），因而难以认为其已进入青铜时代。
要之，就目前的认识，整个东亚大陆多地区大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约当公元前 1700 年前后。第一批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些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间的交流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综上所述，东亚大陆公元前 4700 年—前 2300 年之间所出现的零星用铜遗存，应属“原始铜合金”，是古人“利用共生矿冶铜技术的探索实践”的产物，其出现具有偶然性且不能量产，与后来红铜、青铜器的生产存在大时段的冶金史空白。因而，这一阶段应仍属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而由上述观察可知，东亚大陆应不存在以使用红铜器为主要特征的所谓“铜石并用”时代。齐家文化铜器出现的初始阶段、陶寺文化中晚期是否仅使用红铜，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现。即便它们都有一个以使用红铜器为主的阶段，其延续时间也不过 200 ~ 300 年。在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延续时间短、各种材质的铜器共存，暗寓着用铜遗存出现的非原生性。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 1700 年前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