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中的“断裂”
——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

在对世界范围内文明起源问题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张光直先生把文明起源的中国型态概括为“连续性”的型态，指出其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 张光直 1990 ）。我们认为，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连续”演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断裂”。指出这一点对准确把握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至关重要。

研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方法之一是由已知的文明实体往上推，从其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的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的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国学术界上一个世纪的探索，正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径。中国考古学诞生伊始，殷墟的发现和大规模发掘就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如果说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学术界对于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认识还仅限于属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的话，那么 50 年代早于安阳殷墟的商文化二里岗期遗存和郑州商城的发现，则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随后，以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契机，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得以确认。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以及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等。依据上述考古发现，学术界大体上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即：二里头文化属青铜时代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产生了国家；二里头遗址则应是一处早期王朝的都城遗址（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 1979 ）。从二里头宫殿建筑、墓葬制度、青铜礼器铸造等文化要素及其所显现出的社会发展上的成熟性，学术界意识到中国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在二里头文化之前还应有一个起源甚至早期发展的过程。在最近的 20 余年里，随着仰韶和龙山时代一系列重要遗存的发现，这一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又成为探索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重要对象。

对仰韶与龙山时代这些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究竟处于何种社会发展阶段，学术界还有颇多争议。如认为属前国家社会阶段、酋邦时代、古国时代、早（初）期国家阶段等，莫衷一是。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探究，我们不一定要给国家的形成划一绝对的上限，也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概念。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文明与国家的起源是一个过程，上述诸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应都处于文明化或曰国家化的进程之中（ 严文明 1999 ）。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已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共识。

依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上述诸考古学文化兴盛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及其存灭时间作一大体的概括和比较。

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 红山文化晚期：约距今 5800 ~ 4900 年（ 杨虎 1994 ）。发现有大型祭祀建筑群址、大型积石冢群及随葬精美玉器的大墓等。

黄河上游 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地湾类型：约距今 5500 ~ 4900 年（ 郎树德 1983 ）。发现有大型中心聚落、大型殿堂式建筑等。

长江下游 良渚文化：约距今 5300 ~ 4600 年（ 张忠培 1995 ， 栾丰 实 1992 ， 赵辉 1999 ）。发现有大型礼仪性建筑台基址、大型人工“坟山”、祭坛、随葬精美玉器的大墓及大遗址群等。

长江中游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 河考古队 1993 ）：约距今 5000 ~ 4500 年（ 严文明 1993 ）。发现有规模不等的城址及以大型城址为中心的大遗址群等，城址内存在集中分布的宗教祭祀遗存。

黄河下游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约距今 5500 ~ 4000 年（ 栾丰实 1997 ）。发现有大型中心聚落、夯土城址、大规模墓地及随葬大量精美器物的大墓等。

与上述周边地区诸文化相比，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却显得较为贫弱，不见或少见能同上述文化相媲美的遗存。到了距今约 4600 ~ 4000 年间的龙山时代，周边地区各支异彩纷呈、富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共同体相继盛极而衰，而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诸文化则在与山东龙山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竞争中不断壮大。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早期（约距今 4600 ~ 4400 年）（ 高炜 1996 ）发现有大型中心聚落，大型墓地及随葬陶、木、玉、石礼器的大墓等。以河南中西部为中心的王湾三期文化等（约距今 4600 ~ 4000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 1984A ），则较为集中地发现有若干夯土城址。稍后，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王朝文明在吸收了各地文化丰富的文明因素的基础上，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得以崛起。

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一般认为约距今 3900 ~ 3500 年（ 仇士华 等 2000 ），约 400 年的时间被划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依据现有的考古材料，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的分布还仅限于以嵩山为中心的较狭小的地域，一般见于普通聚落遗址。至第二期开始遗址数量剧增，分布范围急遽扩大，导致二里头文化若干地方类型的出现（ 赵芝荃 1986A ）。与此同时，真正体现其文化与社会发展高度的一系列文化要素也是自该文化第二期起集中出现于二里头遗址的，如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包含大中型墓在内的等各有差的墓葬，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大批铜、玉、漆和陶制礼器等。正是由于这些高层次遗存的出现，学术界普遍认同二里头遗址作为都邑是始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

那么，二里头文化崛起前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相当于距今 4000 年前后的中原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至尾末阶段，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上居当时领先地位的这两大考古学文化系统也都相对沉寂。山东龙山文化在过渡到岳石文化之前已呈现出衰落的迹象（ 方辉等 1997 ）；中原龙山文化末期经“新砦期文化”（ 赵芝荃 1986B ）直至二里头文化一期阶段，均未发现可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相衔接的重要遗存。这一文化发展的低潮时期，是否与洪水侵袭有关（ 俞伟超 1992 ， 袁广阔 2001 ），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与此相关的是二里头文化的来源问题。已有学者根据二里头文化包含某地的文化因素，而指认二里头文化源于中原以外某一地区或某一考古学文化，但都缺乏充分的考古学依据。同时，二里头文化也不是属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王湾三期文化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其间同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断裂”和飞跃。就现有的考古学材料看，二里头文化承自王湾三期文化的，主要是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的埋葬习俗等方面的要素；其主体文化因素的许多方面，尤其是玉、铜、陶质礼器等高层次遗存和埋葬习俗中的不少要素，在当地都没有明确的源头。另外，从聚落时空演变的角度看，作为二里头文化中心遗址的二里头遗址在伊洛平原的出现也具有突发性，而没有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 大贯靜夫 1997 ）。因此，关于二里头文化渊源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处于国家化进程中的仰韶和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前即相继由盛转衰，甚至“夭折”。二里头文化的问世距上述诸史前文化或初期文明的衰亡，存在着百年以上甚至上千年的时间间隔，在文化内涵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化上的中断或可称为“文明的断裂”。由此可知，二里头文化及其后初步统一的中原王朝文明，与仰韶和龙山时代的上述诸文化共同体之间，并不存在直线的连续演进关系。不能否认，正是这些文化共同体的相互作用与刺激，导致高度发达的三代文明的崛起。（ 张光直 1989 ， 严文明 1987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这些文化共同体在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若干文明要素为中原三代文明所吸收，它们的贡献在于为中原王朝文明的诞生提供了一定的养分。这种贡献从总体上看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

在中原周边地区仰韶和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最先走向衰亡的，先后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这三支考古学文化所处地理环境不同，赖以生存的农业类型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内涵也不同，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即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都占有着极为突出的地位。从红山文化所谓的“女神庙”、大型祭坛、积石冢群，到良渚文化大型礼仪性台基址、人工“坟山”、葬玉大墓，到石家河遗址数以千计、万计的陶塑动物、人像和红陶杯等，大量宗教遗存的存在，构成了这几支考古学文化最富特色的文化内涵。其宗教信仰似乎带有浓厚的原始巫术的色彩；而近乎泛滥的、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的宗教遗迹和遗物，并不能代表文明发展的高度。有学者在讨论良渚文化的衰落原因时指出，“峰值期的良渚社会是一个宗教色彩极其浓重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被笼罩在厚重而偏激的宗教气氛里，为此，社会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而这些付出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显然不会有任何正面效应。”（ 赵辉 1999 ）其实，这一分析也同样适用于红山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决定了这些文化从诞生之初，就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正如上引对良渚文化的分析那样，这些文化的衰亡原因，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也决定了它们对来自外部的冲击难以做出有效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史前文化或初期文明的衰亡，与其说是因其历史进程被阻断而“夭折”，不如说它们是在严酷的社会竞争或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其衰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

将这类考古学文化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乃至三代文明做一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些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之间在社会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差异。例如，与良渚文化大墓中宗教遗物数量多、比例大、地位突出的现象不同，中原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大墓，直至商周时期贵族墓葬的随葬制度更多地表现的是世俗权力的集中和财富的占有，而较少带有神权色彩（ 赵辉 1999 ）。从重世俗功利的祖先崇拜观念及其所强调的宗法等级秩序出发，中原文明逐渐形成了以宫庙和礼器为物化形式的礼乐制度。祖先崇拜及由其衍生出的礼乐制度，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徐良高 1999 ）。这一思想信仰和礼乐制度，真正继承自良渚文化等宗教发达的考古学文化的，似乎只限于礼器中的个别器种，而二者根本的宗教思想体系则大相径庭。总之，这些先行文化的兴衰，势必给三代文明以许多有益的启示。中原王朝文明从中所汲取到的养分，除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诸多要素外，还应当包括关涉一个文化共同体兴衰存亡的政治宗教结构上的借鉴。中原王朝文明对它们的文化因素进行扬弃，才使自身的文明得以延续和光大。

如前所述，在中原周边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中，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不同的是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这一文化系统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上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原同期文化的发展水平。即使在中原地区文化发展进入低谷的若干阶段，它也几乎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它与中原系统的文化在地域上相毗邻，且一直进行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因而在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其所反映的人们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也与前者近同。自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以来，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许多文化因素为中原系统的文化所吸收。有学者曾列举了该区系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可能给予中原夏、商文化以影响的诸多因素（ 邵望平 1987 ），这是其他中原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所无法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系统的文化最终融入了中原王朝文明之中，其自身也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重要缔造者之一。问题是，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创建中原王朝文明的过程中来的？至少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圆满的解答。

关于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与特点，我们同意中国文明的发生是多元一体的观点（ 严文明 1987 ），同时，认为应在研究中对文明与国家起源和文明社会形成二者加以区分。依我们的理解，如果说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那么应当说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要素的起源是多元的，而最早的国家、文明社会的形成则是一体的。具体说来，处于文明化或曰国家化进程中的仰韶与龙山时代，是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作用刺激的时期，或可称为“多元的古国文明”时期；而中国文明社会的正式形成，就现有材料而言，是始于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初步统一的中原王朝国家的，这一阶段或可称为“一体的王朝文明”时期。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这两个大的阶段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断裂”现象，因此，不能认为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形成是一种直线演进的过程。可以说，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众多的古国文明在持续的竞争与交流中的此兴彼衰，最终催生出一个具有强劲实力的王朝文明，这个一体化的广域王权国家系统，经过三代的陶冶洗礼，才铸就了秦汉帝国的辉煌。这应是中国国家产生及早期发展的基本脉络。

这种非直线演进的过程，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中原周边地区，这也是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历史实际两方面来究明的问题。如上所述，作为王朝文明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兴起于中原地区的同时，中原周边地区还存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湖熟文化、马桥文化、石家河文化（晚期）等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所在区域在仰韶和龙山时代都曾孕育过高度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已如前述，学术界一般认为属酋邦甚至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然而这些高度发展的文化或初期文明与其后续文化之间却缺少密切的承继关系，后者与前者相比甚至显现出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停滞、低落甚至倒退的迹象。这些后续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如何，它们是否已形成国家。如果说它们光灿一时的先行文化已进入国家阶段，而它们是否又回到了所谓“复杂酋邦”甚至“简单酋邦”的阶段，抑或属于一种积贫积弱的国家形态。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史学界有学者认为，“先秦时期中国国家进程的主要内容就是自夏朝建立以来的中原王朝国家（它在战国时期有一个分裂时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在中原周边地区中没有发生真正独立的国家进程。”“从严格的国家主权的角度看，在春秋末期以前，中国境内始终只存在一个国家，那就是先后由夏、商、周三朝王室统治的以中原为主体的华夏族国家。”（ 谢维扬 1995 ）这一见解与考古学界“满天星斗”式的国家起源观显然是不相一致的，我们不能无视它所提出的问题。在中原地区率先出现了原生的初步统一的早期国家，并凭借其先进的社会组织制度向四方扩张辐射，与其周边地区发生着密切联系的同时，周边地区的各个文化共同体是否仍在产生着原生国家，抑或它们都是在中原原生国家的影响下产生的次生国家；换言之，中原原生国家的出现及与周边地区发生接触，是促进了后者各自的国家化进程，还是阻断了它们迈向国家的步伐。如此种种，都向我们提出了尖锐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关涉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与发展模式，需要我们用更多的田野工作和综合研究来阐明。 8xxXwYVJ1jEXksdCb0jirvwYbzwL1TQr2dobZdxtkSgou4C7oKJfmwjBed2w0S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