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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 9 月，尹达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第五中山大学（今名河南大学）本科学习，学制四年。中山大学开办了文、理两科，文科先设哲学、国学两个系。尹达读文科哲学系月余，因对国文课情有独钟，遂改为国学系。文科后来又增设了教育学系、历史学系。
尹达的宿舍在三楼，三楼有六个宿舍，每个宿舍可住四名学生。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要求学生穿军装，尹达穿着灰色的军装做操、上课、开会。
学校推行学分制和淘汰制，两科不及格者就要被勒令退学，不许留级。这无形中给学生以很大压力。
1928年 11月，在安阳考古发掘的董作宾先生来开封整理安阳考古发掘资料，住在中山大学。董作宾曾在中山大学任教，学校便邀他为学生做考古报告，时间定在 12月初，地点在中山大学七号楼的 201教室。
董作宾为学生演讲的题目为《安阳小屯发掘之经过》，董作宾先生像讲故事一样，将为什么要发掘殷墟，发掘殷墟的价值以及发掘出有文字的 784片甲骨的情况，都阐释得清清楚楚，讲到激动处，还在黑板上板书甲骨文，再释义成楷书，然后解释其词义。甲骨文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文化瑰宝。溯源文字，探寻历史，太让人浮想联翩了，尹达听得入了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文化遗存、史前遗址陆续被发现，如 1921年仰韶文化遗址的出土；1922年“河套人”遗址的发掘，随后，在甘肃、山西等地陆续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1927年发现“北京猿人”的遗骸；1929年发现了猿人的头盖骨，接着又发现了“山顶洞人”。自 1928年起，在河南、山东等地，相继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甲骨文后，中央研究院先后对殷墟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了青铜器和汉晋简牍等物品。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出新，对尹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不仅关心中国社会的命运问题，同时也关注历史文化的解析问题。
读二年级时，尹达搬进东二斋二楼宿舍，室友有石璋如、刘雨民、刘竹林。他们白天去上课，课余去图书馆读书，晚自习后一起回到宿舍。几个胸怀大志的青年学子，聚在一间屋子里，边抽烟，边海阔天空地聊，聊学习，聊老师，聊时政，聊社会现象，聊国之出路，话题多多，但大家聊得最多的还是与殷墟有关的考古发掘。太多的未知，渺茫的前景，几个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在国家处于战乱的年代，或情绪激昂，或悲愤满腔，或无奈彷徨，往往学校熄灯铃响过，大家才意犹未尽地进入梦乡。
同宿舍的四人中三个姓刘，一个姓石，因河南人说三个是“仨”，几个青年人闲得无聊时也调侃一下，他们故意说得快点就成了“一个姓石的杀了仨姓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三个姓刘的直接危害着一个姓石的。三个姓刘的都有抽烟习惯，一到宿舍便抽烟，三杆烟枪一起放，杀伤力很大，将一间宿舍抽得烟雾腾腾，毒气缭绕，呛得石璋如咳嗽不止。石璋如怨声不断，试图阻止，怎奈室友个个烟瘾很大，无济于事。石璋如咳嗽越发厉害，不得不休学回乡治病。仨姓刘的满是愧疚地将石璋如送到家乡。
殷墟发掘出甲骨文一事，在河南的反响很大。河南图书馆方认为，殷墟的甲骨是老祖宗留给河南的文化遗产，理应由河南人来发掘，于是，他们自行派人到安阳去挖掘，跟中央搞对立。此时，正在安阳发掘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不得不暂停发掘。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当即派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持安阳发掘工作的傅斯年到河南解决问题。1939年 11月，傅斯年抵达开封，下榻在河南大学。中州大学借机让他为学生演讲。傅斯年欣然应允。
傅斯年演讲的地址选在六号楼。傅斯年第一次演讲的题目是《现代考古之重要性》。他从汲冢与竹书讲起，竹书是战国时期的文物，因被人盗掘、焚烧，所以留世很少。安阳甲骨是殷代时期的文化特征，比竹书早千余年，如果用科学的方法发掘殷墟，对研究古代文字意义重大。知识渊博的傅斯年正值盛年，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他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从安阳考古的发掘，讲到河南地下埋藏着的丰富文物，进而强调只有用现代科学考古手段才能保护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
傅斯年在开封月余，1930年年初离开开封。其间，他在河南大学多次为学生演讲。傅斯年以高屋建瓴之势对史学、考古学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如“虚谷与汉学和徐旭生先生与西北考古”“古史问题”“哲学问题”，以及文科学生应具备的学科基础和知识涵养问题等。傅斯年的演讲，具有一定的信息量和思想性，字字句句透着哲理，感染了中州大学每一位学子。
尹达的心沸腾起来，他对史学研究萌生了向往。或许，是傅斯年有意播种，那颗种子不经意间落在了尹达的心湖之中。
1930年春，尹达在城内逛书市，偶然发现一部新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翻阅后发现郭沫若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很有研究，其观点新颖，意境悠远。尹达如获至宝，买来品读。尹达发现，郭沫若语言犀利，以文学的笔锋，将枯燥的古代社会剖析得生动感人，尤其是郭沫若对《诗》《书》《易》的研究考释，颇有新意，令尹达眼前一亮，他犹如在大海航行中看到了灯塔一般。于是，尹达决定，进攻历史研究学科，让种在内心深处的那颗种子发芽、繁茂。正如尹达在《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中回忆：“我读了郭沫若同志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著作后，作品很自然地吸引了我，从此，我就逐步进入古代社会研究这个阵地了。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到了郭老的影响。”1930年夏，尹达正紧锣密鼓地备战升级考试时，蒋介石发动了中原大战，学校为学子的安全考虑，未来得及考试，便提前放了暑假。
尹达在军阀混战的硝烟中，分秒必争，读了很多有关历史学方面的书籍，查史料，做笔记，不让光阴虚度。河南战事结束后，中山大学于1930年 9 月复课时，已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此时，尹达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梁启超有句名言：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种一颗种子在心里，就让它散发出来，散发出真实的功效。
为将功底夯实，拓宽知识面，尹达又选修了马元材（又名马非百）主讲的中国经济史，后又选修了社会学。
是年年末，尹达寒假回乡，耿作明于 1930年 12月 22日（阴历十一月初三）为尹达生下一女。尹达对这个小生命倍加呵护，为女儿取名淑莲（后更名刘增珍）。
本来，尹达婚后育有一女，三个月大时，因耿作明瞌睡时将孩子压在腋窝下导致幼儿窒息而死，这让尹达和母亲尹氏不能接受。母亲对耿作明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和咒骂。尹达甚至做出了休妻的决定。
羞于见人的耿作明一方面忍受着失女之痛，一方面承受着被休之压力，绝食数日，大病了一场，尹达不得不将休妻之事往后拖。过了一些时日，耿作明又有了身孕，尹达就收回了休妻的决定。
尹达母亲担心耿作明照顾不好孙女，便主动担负起照顾淑莲的任务，除吃奶时让耿作明抱着，其他时间几乎都由尹氏照管。
耿作明，长垣县马村人。马村的耿家也是书香门第，耿作明的父亲与尹达的父亲同是清末秀才，两家是世交。耿家并不富有，除几亩薄地可以度日外，没什么家底。据尹达女儿刘增珍回忆，耿作明嫁过来时，陪嫁不多。耿家与其他的封建家族一样，只培养男丁读书，不培养女子读书。所以，耿作明认字不多，但尹达的信件能勉强读下来。耿作明生性倔强，做错事不接受批评，好嘟噜嘴。婆媳间也有争执。尹达对此非常不满，但耿作明人高马大，身高约一米七，干活很卖力，几乎包揽了刘家所有的家务劳动，这些长处弥补了刘家缺劳力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