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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永带尹达去北平是有想法的，因发掘侯家庄与武官村采纳了尹达的建议，是正确之举，所以发掘情况须由尹达来汇报。他断定傅斯年听完汇报看到成果后，定会为下次发掘争取更多的经费。
尹达一到北平，傅斯年就迫不及待地要见他。梁思永交代，汇报时越详细越好。由于时间太紧，尹达来不及写详细的汇报材料，只列一个简单的提纲。当尹达说到那个圆圆的铜片可能是一个铜镜时，梁思永插话，说这是个大发现。傅斯年对铜镜很感兴趣，拿起那个铜镜反复观看，看后也说这个圆圆的铜片应是一个殷商时期的镜子（后来，傅斯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班讲课时专门提到了这个铜镜。他说，在殷墟发掘出这个铜镜之前，我们只知道发现最早的是汉朝的铜镜，现在发掘出殷代的铜镜，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与徐中舒先生曾有的判断，汉代以前已有镜子之说是非常吻合的，这个发现证明镜子的时代可以追溯到殷代。）。
一排排小木盒子、木箱子里装满了出土的精美器物，大都是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也有完整的陶器。青铜器、陶器反映了殷商时期的经济繁荣程度和文明程度，傅斯年懂得它们的分量和价值，那些东西凝聚了古人的智慧，是研究殷商时期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那段历史兴衰的证据。尹达汇报到这次发掘是因经费不足而搁浅时，傅斯年豪迈地说，安阳的地下埋葬着殷代的宝藏。没有钱，就无法知道宝藏的秘密。我即向中央研究院汇报，经费一定不会少。
考古组南迁后，蚕坛的上房、过厅、董作宾住过的西厢房依然空着。尹达住在蚕坛的上房。梁思永在静心斋办公。两者距离不远。
尹达除整理文物、登记绘图外，也帮梁思永查找资料。梁思永有心培养尹达，为他引荐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大家在一起交流，谈历史、考古。
1935年春，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造访梁思永，梁思永意让尹达来陪，并介绍说，徐旭生先生是一位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学者。徐旭生曾率由四国组成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考察团对我国西北部进行长达六年的考察，考察的收获颇丰。徐旭生是对我国考古学界、地质学界学术交流最有贡献的人。梁思永叮嘱尹达，一定要读一读徐旭生先生的《徐旭生西游日记》。
尹达对徐旭生的治学能力、学识智谋早有所闻。机会难得，尹达一直对大赉店、后冈发掘出的白灰面有疑惑，趁机向徐旭生讨教。他说两处竖穴的立壁，有一米多高，上面涂有很薄的灰皮，两处的遗址又都在河岸附近的田野里，穴中出土的是黑陶时期的陶片，有蓝纹竖鼻罐，平底直壁黑陶盆，圈足盘等。尹达抛砖引玉，说，这是不是古人烧饭的地方？
徐旭生认同尹达的看法，说，他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1934年冬天，我在陕西斗鸡台发见了一个白灰泥成的竖穴。底部是涂有一层灰皮的圆面。圆面的中央向下凹入了，在中央凹入的白灰面上，是一层较厚的烧土。在烧土上有一层较厚的灰面，周围尚有立壁的遗存，高一米余。”
徐旭生不摆架子，从组建考察团到斯文·赫定重签协议，等等，无所不谈。徐旭生说，他这次考察，在新疆发现了大量石油，且储量很大。说到激动处，徐旭生停顿下来，唉声叹气起来，说，咱们国家若不改变国防空虚、科学落后的面貌，那里必将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之地呀！三人皆为国之骄子，国弱之际，岂有不为国家担忧之理？梁思永痛惜地说，苍生不允也！尹达铿锵有力地说，国之宝藏，你我守土有责。且看东北民众正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但有使命，万死不辞。相信我们的国家有未来！徐旭生佩服地看着尹达说：说得好！我信未来！信！
与徐旭生攀谈，使尹达对考古事业有了新的认识。潜意识里，尹达把考古发掘、历史研究，看成是学者在治学领域的一项事业。跟徐旭生攀谈后，他忽然认识到，应将这项事业提升到一个国家权利、利益的范畴，捍卫国家的考古事业是一位考古学者社会责任心的表现。
整理文物时，梁思永想打开方彝、“卣”的盖子，看个究竟，因扣得紧，怎么也打不开，他带着尹达去琉璃厂找专家。
琉璃厂有个著名的古董店叫汲古阁，是几百年的老店，师傅们都是复制、修复文物古玩的高手，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梁思永与专家、师傅很熟，店家招待也热情，他们还不断向梁思永请教考古知识。其实，古董店里的文物大多是盗掘出土的文物，也有一部分是祖辈保留下来的宝贝。这里的专家见多识广，对器物的用途了如指掌。梁思永先拿出方彝，待专家打开后才看到里面的字。尹达又拿出“卣”，专家一见便说，这是商代的，两个都是酒具。他用工具将盖子松动几下，盖子就打开了，打开盖子后，见中间还有一层东西，看不到卣的底部。专家、师傅费了好大的周折，也没能将中间一层挖开，梁思永怕破坏文物的整体结构，只得作罢（后来这件器物被潘悫打开）。
尹达与梁思永从汲古阁出来，在附近书店转了一圈，看见安特生的书《黄土底女儿》，买回阅读，发现安特生将白灰面窖穴释义为古人储藏谷物的地方，尹达对此观点提出异议。
梁思永与祁廷霈护送装满文物的大卡车去了南京鸡鸣寺，尹达留在北平静心修改《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报告，充实些材料，将他与徐旭生探讨白灰面窖穴的情况，以及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仰韶村也发现过与这相似的窖穴，安特生释其为是古人储藏谷物和其他物品的地方的情况等，一并写进报告里。报告还评价了后冈在中国史前史上的重要地位。尹达对梁思永在后冈发掘中找到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层位的关系，对研究古代史前史的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考古报告 1936年 8 月发表在《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署名刘燿。尹达治学严谨，这篇报告一直修改到 1935年 3 月 3 日才满意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