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的大学生涯,犹如白驹过隙,眨眼就到毕业季,同学们正在依依不舍、各奔东西之际,发掘团来函,让尹达参加安阳殷墟第六次发掘。尹达处理完毕业事宜,于 1932年春,带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和对新生活的向往赶往安阳。尹达一到安阳,李济就找他谈话。因梁思永患烈性肋膜炎在北平治疗,不能参加这次发掘,考古组对尹达的工作另作安排。考古组考虑,发掘团首次在浚县发掘时,在京汉铁路浚县火车站(今鹤壁站)东南,淇河东岸大赉店村西南的辛村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尹达曾随梁思永发掘过后冈史前遗址,有两次发掘史前遗址的经验,让他去主持辛村发掘较为合适。
一切来得太突然,尹达茫然四顾,迟疑着问:我,我主持?李济不容置疑地说,是!让你主持发掘辛村,没有信心?尹达这才缓过神来,摸了摸后脑勺,认真地说,有信心。李济补充说,郭宝钧负责辛村发掘的全面工作,你负责遗址发掘的具体工作。
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被赋予如此重任,足以说明尹达在考古组领导心目中的位置。这无疑给满腔工作热情的尹达以极大的鼓励。参加辛村发掘的有郭宝钧、马非百、吴金鼎、王湘等。
尹达丝毫不敢懈怠。上次郭宝钧带队发掘辛村时,他们住在火车站的楼上,那里离发掘地较远,来回还要租马车。这次挖掘,郭宝钧听取尹达的意见,将办事处设在离辛村发掘地较近的刘庄,在刘庄租了一个很温馨的小四合院,这里离发掘地较近,大家轻松走一阵就到。
安顿下来后,尹达开始招募工人,他从附近报名的村民中挑选了二十六名临时工。开挖前让队员对临时工进行培训,教他们怎么起土及挖掘技巧、文物保护、发现文物及时报告等常识。
开工之前,尹达绕遗址转了几圈。遗址是一处高地,较周围地面凸一些。西靠淇河,再往西一里许便是平汉铁路,其西部被河水冲刷成断崖式的绝壁,南部呈宽阔的斜坡,东部被一条南北路沟削掉一部分,北部遗址断断续续被毁去不少。遗址南北长 400多米,东西约 300多米。尽管从地面上看不到太多的文化现象,但从路沟处发现的“白灰面”、黑色薄陶片、红色彩陶片来断定,该遗址会让发掘工作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将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发掘。
尹达为这次发掘作了科学的规划。他先将遗址分作东、西、中三部分。东区在大赉店南门外的南北路沟的东西两岸;西区在淇河东岸;中间部分定为中区。东区坑名为T001 ~ T100 坑,中区坑名为T101 ~ T300坑,西区坑名为T301 ~ T400坑,尹达想通过开挖这四百多个坑将遗址的遗存全部收入挖掘工作中来。
准备就绪,辛村发掘于 1932年 5 月 5 日动工,先挖东区南北路沟两岸。东区开了 17个坑,深度为 2~ 8 米。东区南部发现了与后冈发掘时一样的白灰面,路沟两岸有黑陶文化的土层,上面还堆积了一层灰陶文化的遗物。
在安阳发掘时,大家认为夯土是基址,可在辛村发现夯土后,郭宝钧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夯土是墓葬。马非百认为夯土附近临淇河,夯土应是防水泛滥筑起的河堤。两人就此争论不休,大家便围绕“郭公墓、马公堤”展开讨论,形成了两大派系。郭公墓派、马公堤派,各执一词,寸土不让。尹达一时也拿不定主义,便扮作和事佬,让他们各自留心发掘现场,找证据来证明谬误。最后,郭宝钧在窑洞内发现夯土与黄土交接的上下线才确定这是墓葬。于是,尹达裁定,“郭公墓”胜出。郭、马一较真,证实了基址和墓葬的区别,为今后发掘提供了经验。
接着,尹达又将王湘和吴金鼎调到西区负责发掘,让他俩带了七八个工人。王湘在西区开掘一天后去了北平,吴金鼎在西区工作六天后因事也离开了辛村,发掘现场留下尹达、郭宝钧和马非百三人。
尹达也将西区开 19个坑,深度较东区稍浅,有 1 ~ 3 米,总计发掘面积约 230平方米,体积约 340立方米。在这里,发现了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遗存。
尹达一边作笔记,一边绘图,一边观察坑里的情况。他从这坑钻出再进那坑,以至于工人发现情况时,大着嗓门喊道:主持,在哪个坑里?我这坑里有陶片。尹达闻声顾不上拍打身上的泥浆和尘土,赶紧跑过去钻进了坑里,观察、测量,忙得不亦乐乎。尹达激情勃发,在坑里爬来钻去,尽管年轻精力旺盛,但每每收工时都疲惫不堪。
尹达发现遗址地层和文化遗存的关系颇为复杂,东区和西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东部农耕土下面是一层黄灰土,黄灰土下是灰土;西部则是松灰土和红褐土相间。东部的黄灰土里含有灰色绳纹陶片,灰土里有与龙山文化遗存同样的黑陶;西部的松灰土含有龙山式的黑陶,红褐土里是仰韶式的陶片。
东区T001、T010 两坑有三种不同的文化特性。西区T306、T313、T311、T312坑,体现的是两期文化相间的遗物堆积关系。西区文化的特性、土层也不同于东区。西区的文化层较东区的文化层浅了许多。
为什么东区的彩陶文化遗存蕴藏在堆积层的深处,而西区的彩陶文化遗存却与黑陶文化遗存有平面相间的分布呢?这种现象,令尹达费解。尹达认真分析了土层的叠压关系,假想:淇河东流到大赉店的西南,突然一个陡湾向正南方向流去,或是山洪暴发造成急流冲击后,河床就会向东移,河床西岸便形成斜坡,东岸便被冲刷成断崖绝壁。
尹达的结论是:当彩陶时期的人们占据着这遗址的时候,河床还在现在淇水的西边,所以那时的人们居住的中心地带偏向遗址的西部。彩陶时期的人们走后,黑陶文化的人们来到之前,河床已向东有了移动,所以黑陶时期的人们的居住中心不得不偏向遗址的东部。
从遗址的堆积情形看,上层有灰陶遗存,中层是黑陶遗存,下层是彩陶遗存,与安阳殷墟后冈的文化层非常相似。
彩陶文化的遗存中发掘出一个完整的陶器——钵,其余大都是碎片,只有一块带彩的陶片。发掘出石器十二件,都是些粗糙且未加修饰的东西。
黑陶文化遗存中发掘出“白灰面”和袋形穴,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
灰陶文化层,是最上层,这一层的遗物陶片最多,都是陶器碎块。三足器:鬼脸脚的鼎、黑而光的平底鬲、绳纹鬲和绳纹的甗。罐形器:黑色蓝纹竖鼻罐、深灰色方格纹罐、黑而光的小黑罐和灰色绳纹罐等。还有一些黑色光亮的器物:平底直壁大盆、竖鼻小碗、残余豆把、带鼻的陶盖、大口小底的碗、圈足盘子、黑光的筒形器等,以及两个纺轮和一件陶杆。石器共发掘十五件。骨器角器较少,共发掘骨器八件,角器两件,骨器有锥、针和刀形器。蚌器较多,但大部分已经腐朽残破。
辛村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发掘出五个墓葬,从东向西标序为:一、二、三、四、五号墓葬。从出土文物看,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尤其是墓五,是一座贵族大墓,很有研究价值。
墓五,墓室长 6.5 米,宽 5 米,深 8 米;椁室长 4.5 米,宽 3.15米,深 37米,总深 11.7米。南墓道长 30.2米,宽 5 米。北墓道因墓室多次被盗掘,踩踏现象比较严重,所以长度不明晰。但墓道里遗留了十余个小陶罐。墓室结构大致分三层:上层为车器,有铜辖、 等,两组十余件器物,还有衡、轭、构、丫、铃、环、衔、镳、兽头等。中层有的铜片椁饰,可对成饕餮面。又有小方彝、铜泡、铜环、骨圈、白石圈、红白玛瑙珠、绿松石珠、雕花骨版、贝、蚌、蛤蜊、大螺、兽牙、象牙雕刻等。下层有绿松石雕刻小兽面、骨鸳鸯笄首一对、弧形骨花笄一只,皆为女子用品。墓道、墓室中有千余件破碎的女子用的器物、饰品。从出土文物的种种迹象表明,该墓主人是位贵族女性。
计划开掘中部时,已到了麦收季节,农民工要回家收麦子,发掘只好暂停。这次发掘共十四天,但对尹达来说意义重大,这是他第一次主持考古发掘,不仅让他得到了锻炼,发掘的成果也颇丰。二十六岁的尹达一毕业就能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辛村发掘结束后,尹达与石璋如随文物到了开封。按说尹达与石璋如已毕业不能再住河南大学,因河南古迹研究会与河南大学有协议,河南大学有义务参与整理出土的文物。所以,河南大学在暑假期间将六号楼的顶楼借给河南古迹研究会使用,尹达与石璋如在河南大学六号楼顶楼整理文物。
河南古迹研究会成立于 1932年 2 月 8 日,会址设在开封。河南古迹研究会委员长由河南省通志馆馆长张嘉谋兼任,李济任主任,关百益任秘书,实际工作则由历史语言研究所驻会委员郭宝钧担任。董作宾、尹达、石璋如等均为河南古迹研究会会员。
7 月中旬,尹达接到史语所于 7 月 13日的来函,函告尹达与石璋如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生,每月还发五十块大洋的津贴补助,信函写得非常清楚:“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补助费项下每月津贴五十元,自本年七月份起。”还要求尹达与石璋如将辛村发掘的文物、资料整理完毕后到北平史语所报到。
良好的工作氛围,令人羡慕的生活待遇,对于刚毕业正游走于求职场的学子来说,就像是从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人逢喜事精神爽,为早日能到北平史语所工作,尹达与石璋如两人冒着炎炎酷暑,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他们将浚县大赉店辛村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资料整理完毕后,即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复函,告知开封一切就绪,不日即去北平。
暑假结束时,河南古迹研究会在开封东棚板街找了一处住所,是一处临街小院。尹达与石璋如与文物一起搬进了东棚板街。
尹达、石璋如正待出发之际,河南古迹研究会因工作需要将石璋如留在开封。
去北平,尹达期待已久。北平为几朝古都,历尽繁华。北平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本营,那里聚集了史学界的精英,尹达带着对知识的渴求,对华丽世界的好奇来到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在北海北岸的静心斋。尹达找到静心斋,向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报了到便去看望梁思永。
梁思永一见尹达便兴奋起来,迫不及待地向尹达询问安阳殷墟、浚县辛村的发掘情况。尹达告诉梁思永,在辛村发掘出与后冈同样的三种文化叠压层。梁思永听得非常认真,不停地点着头,对此次的发掘非常满意。谈完工作,尹达才问起梁思永的病情。梁思永满不在乎地说,病嘛,来得急,去得也快,遂又将话题转移到工作上,说到激动时仍有些气喘。尹达见状,怕影响梁思永静养,便假说史语所领导有安排,便返回静心斋。
傅斯年考虑到史语所长久发展的问题,他还兼任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讲师,并在史学系开设了“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课,他通过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来阐述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同时,傅斯年还邀请史语所的研究人员、专家、学者到北京大学去讲课,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徐中舒等在北京大学都有课程。他们有时在北海蚕坛上课,北大的学生以及其他学校的学子都来这里听课。蚕坛也是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场所,这些专家、学者还搞一些史学研讨、沙龙等活动,以演讲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尹达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生,每课必学。
静心斋是北平城最美的园中园,尹达闲暇时会登高望远,北海景色尽收眼底。星期天他会到北平图书馆去读书,也会去光顾一下书市,买一些典籍或进步刊物回来阅读。
尹达的北平之行,受益匪浅。
尹达从北平回来后,凌莎病情已好转,因担心狱中的赵毅敏,她决定返回奉天。尹达执意挽留,劝她养好病再走,凌莎去意已决,于1932年年底,她返回了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