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奉天探监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顿时，东北的大好河山地动山摇，支离破碎。消息传来，河南大学一些进步师生自发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许心武校长还带着教授、学生代表前往河南省政府和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请愿，要求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尹达也加入了学校师生的爱国行动之中，上街示威游行，呼吁政府出兵，坚决抵抗日军的侵略行径。数日的示威游行，任凭学生们将嗓子喊哑，也未能触动国民政府丝毫，蒋介石仍按兵不动。尹达与同学们悲愤交加。

此时，发掘团通知尹达和石璋如去参加安阳殷墟的第五次发掘，尹达不得不打起精神与石璋如一起去安阳。

为印证梁思永的发现，傅斯年于 1931年秋天，安排梁思永带吴金鼎、王湘等人再去山东发掘城子崖，其发掘结果证明殷墟与城子崖出土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梁思永的推断非常正确。

待梁思永从山东回来，安阳殷墟第五次发掘才于 1931年 11月 7 日开始，分工与上次一样，尹达跟梁思永在后冈发掘，石璋如随董作宾在小屯发掘，大家几乎都是延续第四次发掘的工作。

安阳殷墟第一次发掘将安阳小屯北地分为几个区，村东北为一区，村北为二区，村中为三区。第二次发掘时，李济先生以小屯村马王庙为中心，仍分了三个区。第三次发掘以小屯村北为主，李济先生以不同于以往的方法开挖。可以说，前两次的挖掘都是试掘，第三次挖掘是在文物出土比较集中的地区。第四次挖掘时采纳了梁思永的意见，重新测量，规定坐标，以小屯为中心，开坑时记录的是北多少，东多少，注明此坑与小屯间的距离，怕坑挖多了记不清楚。在即将结束时将挖掘地定为ABC几个区，梁思永所在的区为A区，郭宝钧负责B区，C区没有开挖。所以第五次发掘时，董作宾先生主要负责C区与D区的一部分，石璋如负责D区之北的E区。

后冈属A区，尹达按梁思永的吩咐，带雇工继续在后冈挖坑，主要挖灰坑，其目的是进一步证实梁思永的“三叠层说”。这次挖掘梁思永要的表格、数据、绘图更精准，所以，尹达对所有的表格、数据、绘图做得更认真，测量得更精细。梁思永为全面掌握资料，骑着自行车在几个区的发掘地来回穿梭。

尹达带着工人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些陶片和器物，这些文物证实了殷人居住的圆穴洞和储藏食物的地窖里有带字甲骨散落其中，使发掘团的人们终于弄清一个问题：甲骨埋在地窖系堆积，而非漂移而来，纠正了前几次发掘所假定的“洪水冲击说”“水波浪遗痕说”“水淹说”等等。

因发掘团办事处驻地离发掘地有二三里的路程，李济嫌路上浪费时间，所以中午饭由厨师担着木桶送到工地。白天大家在田野里集中精力干好本职工作，晚上回到办事处，就会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谈论东北的时局，发掘团的专家、学者以及工人等个个都是血性男儿，怎忍眼见同胞被蹂躏，国土被践踏？聊起来，众人无不义愤填膺，恨不能杀向东北，一雪国耻。大家耿耿于怀的是，国民政府为什么不出兵抵抗。大家议论着，揣测着，愤恨着，怨声载道。

李济见状，不得不安慰大家说：政府正在斡旋，国际社会也已出面调停。话又说过来，如果战争全面爆发，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就会被日本人或盗墓贼盗掘，遗址就会被破坏，我们还怎么通过古人的遗迹去研究历史？相信国军也不是吃干饭的，大家先做好自己的工作，也是对战事的支援。

李济又说，发掘团若不抢救发掘殷墟，将来如果被盗掘，或被日本人抢掠，将会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造成很大的损失。此语一出，大家这才稍稍将情绪稳定下来，更加卖力干活，争分夺秒地发掘殷墟。

特殊时期，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也惦记着安阳殷墟发掘团的同人们，他亲笔题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八个大字，派人从南京送到安阳殷墟发掘现场李济手中，以此勉励诸人。

这个冬季尤其寒冷，天寒地冻，就连人们戴着的口罩都结上了冰，李济考虑是否应该提前结束发掘。就在此时，尹达的嫂子凌莎从奉天来信说，尹达的哥哥被捕入狱，望尹达筹钱前往营救。

哥哥被捕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令尹达心急如焚。事不宜迟，尹达谎称哥哥病重，离开安阳。

北上救兄，筹钱是大事。此时，刘家已衰落，父亲刘绍宣因患胃病已弃职休养，家里除有八十余亩薄地尚可维持生活外，已无其他收入。赵毅敏的发妻之父苗秀才知道后，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套“二十四史”拿了出来。尹达用小车把“二十四史”推到开封城卖了两百块大洋，又在亲朋邻里间筹借了一些，共筹集了四百块大洋。

四百块大洋怎么拿成了全家人的难题。见多识广的父亲想出一个办法，将四百块大洋缝制在衣服里，或可躲过搜查。于是，赵毅敏的发妻苗兰花连夜为尹达裁制棉马甲，把四百块大洋缝进了马甲里。

1931年 12月底，尹达冒着凛冽的寒风搭汽车、乘火车，路上经受了国民党警察、日本军警的多次盘查，历经艰难终于到了奉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宣言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史称《九一九宣言》。宣言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事实真相，号召民众拿起武器奋起反抗。

宣言发出后，东北的民众纷纷组织起来与日本侵略军作斗争，于是，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了侵略与反侵略、罪恶与正义的战争。日军对奉天的地下党组织怀恨在心，派出大批特务和密探抓捕中共地下党员。

1931年 11月 23日，因叛徒出卖，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兼奉天市委书记的赵毅敏在奉天被捕。日本宪兵队对赵毅敏施了冰冻、皮鞭抽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赵毅敏意志坚定，视死如归，未出卖组织的任何信息。

赵毅敏被捕后，凌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她一筹莫展，不得已才给尹达写信求援。

尹达到奉天时，凌莎已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奉天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尹达与赵毅敏在监狱见了一面。

1932年年初，因赵毅敏在审讯期间认罪态度“恶劣”，又没招供，所以被判重刑。伪奉天高等法院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赵毅敏有期徒刑五年，判令他在奉天“模范监狱”服役，日本人把赵毅敏关到最差的监号里。赵毅敏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奉天地下党的同志通过一位在监狱工作的爱国人士买通了一位狱医，尹达扮成药铺的伙计去给狱医送药，赵毅敏以找医生看病为由，兄弟俩在狱医的掩护下趁机在狱医室会面。

兄弟俩七年未见，如今见面却在监狱，此情此景令尹达不由得心潮起伏，情绪翻滚，一见兄长那瘦削的脸上布满了伤痕，他不禁潸然泪下，轻轻地喊了声哥，便泣不成声。赵毅敏轻轻地擦去尹达脸上的泪水，劝他莫哭，说哥没做错事。尹达说，他要给哥请最好的律师，救哥出狱。赵毅敏说，这是战争，司法解决不了问题，眼下谁也救不了他。此时，赵毅敏正式地告诉尹达，说他是一名中共党员，从加入这个组织起，就将生命交给了党和组织。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他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他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说这话时，赵毅敏身上那种充满刚毅和豪迈的英雄气概，令尹达肃然起敬。尹达一把攥紧哥哥的手说，哥，好样的，刘家人没有孬种！赵毅敏拜托尹达一定要照顾好家人，并替他照顾好凌莎和孩子。尹达向哥保证，说家里的事情，请哥放心。赵毅敏说奉天已变成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战场，现在国共两党又有嫌隙，若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后果不堪设想，让尹达马上离开奉天。临别，兄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赵毅敏用力推开尹达说，这里不可久留，哥先走一步，弟多保重。说完，他便匆匆离开了狱医室。

尹达擦干泪水，望着哥哥那远去的背影，突然感觉有种力量在身体里流动……

安阳殷墟第五次发掘于 1931年 12月底结束，此次发掘历时五十五天。尹达从奉天回到安阳时，有的人已离开安阳，梁思永因需要尹达整理的资料，所以在安阳等尹达。尹达将梁思永需要的数据和器物图标等绘制好交与梁思永，再将梁思永送到火车上才返回家乡。

爹娘一见尹达回来，便迫不及待地问大儿子情况。尹达就将知道的情况如实讲给爹娘，说哥哥因抗日被捕入狱被判刑五年，大不了蹲几年大牢，受几年苦。尹达还安慰爹娘，说如今活在乱世，兵荒马乱，国将不国，孩儿们为国家做点事，也是应该的，请家人放心。刘绍宣和尹氏得知赵毅敏没有生命危险，才将揪着的心放宽了一些，但受尽病痛折磨的刘绍宣仍在为赵毅敏的处境担忧。母亲还到村头的庙里烧香祷告，祈求神灵保佑赵毅敏平安无事。

果不出赵毅敏所料，待尹达回到河南大学，他便被国民党特务盯上。特务说赵毅敏是共党分子，尹达涉嫌通共要抓捕尹达。

关键时刻，河南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领导出面为尹达做证，说尹达是一位非常安分的好学生，不是共党奸细，等等。

此时，河南省政府一位姓魏的官员，与赵毅敏是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时的校友，他也站出来力保尹达。说尹达的哥哥在奉天某机关当过翻译，说赵毅敏的英语口语非常棒。还说日本人为维持满洲国的治安，达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在奉天大肆抓捕中国百姓、知识分子和学生。尹达的哥哥绝不是共产党，是无辜受害者。并解释说，报纸上说了判刑的共党分子名叫刘一成（化名），尹达的哥哥叫刘焜，二人根本不是同一人。尹达这才化险为夷。

凌莎在奉天为赵毅敏减刑奔走，望能在二审中有所改变，虽费尽周折，仍无济于事，伪法院仍维持原判。由于劳累过度，连日高烧，她一直咳血，患上了肺结核。凌莎向中共满洲省委请假，到开封看病。临行，她怕病情恶化传染给女儿，将一岁大的女儿寄养在奉天的一户人家。

尹达帮凌莎在离河南大学不远的地方租了民房，尹达平时很少去，需要送钱和食物的时候，便趁散步或逛街时偷偷送过去。

凌莎的病情因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非常顽固，医疗费非常高。父亲因赵毅敏被捕入狱之事，悲痛过度，胃疼病越发严重。母亲为缓解父亲胃疼病的折磨，听人说吸大烟能止疼，便狠下心变卖家产为刘绍宣买大烟抽。刘绍宣的胃疼病倒是缓解很多，但他吸着吸着便染上了烟瘾，尹氏几乎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掉了，还向当地的大户借了高利贷，刘家债台高筑，尹达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为给凌莎治病交房租，尹达多次向石璋如借钱。石璋如家境尚可，但他毕竟是学生，家长不会给他太多余钱，每每向家里要钱也会被盘查。石璋如不得不问尹达：借钱干啥用？尹达总是支支吾吾，说是一位商人朋友的妻子，慕名医来开封看病，钱不够。尹达还劝石璋如不要见死不救。石璋如了解尹达平日非常节俭，现急需钱用，肯定有难言之隐，不便再问，只得向家人撒谎说他有病急着用钱，家人将钱送到学校后，石璋如倾囊相助，这才解了尹达穷困之围。

可喜的是，梁思永回到北平后，通过对安阳殷墟第四、五次发掘，撰写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后冈发掘小记》（载入《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小屯龙山及仰韶》（载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尹达后来对这两次发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31年的春天和秋天，思永先生主持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发掘工作，在这里找到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从这样显明的堆积现象上，确定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最少也应当说，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 svRQQO+VE1YDeUSG+kgcXnw5f95BQDfoGxEUYmp/wcShZRjSc4FQQ90qE/0viC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