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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往往是“权谋”的代表。曾国藩因此也成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他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这些特点，同以聪明有才略而著称的胡林翼和左宗棠相比，确实是非常突出的。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发展出了一套践行自己理念的“拙诚”功夫。“拙诚”强调的就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所谓的“拙”，就是一步一步地去做；所谓的“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在一个虚浮、圆滑、取巧、推诿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时代，曾国藩却揭橥“天道忌巧”的命题。他高呼“去伪而崇拙”，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拙诚”的功夫。民国年间的学者萧一山也说“不尚机权，惟务质实”，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拙诚”二字，正是帮助我们揭示出曾国藩身上的领导特质与湘军组织打造的关键。
曾国藩所说的“拙诚”，首先体现在他在晚清这样一个功利而浮躁的时代，对于自己理念的坚守与践行上。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用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在他看来，当时最可怕的不是太平军造反，而是统治阶级本身的人心陷溺，物欲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在曾国藩看来，大清王朝要想走出这场空前的危机，就不能光着眼于眼前的军事问题，而要解决人心的问题。投身于这场大搏斗中的社会精英，也就不仅仅应当具备军事素质，更需要具备卫道的精神。只有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才能挽救当前的局面。而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当务之急，则是用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去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只有忠义血性之士，才能自拔于流俗，才能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卫道精神，去勘破得失，勘破利害，勘破生死，名利不足以辱其身，生死不足以动其性，关键之地能站住脚，途穷之日能定住心，以此“塞绝横流之人欲”，“挽回厌乱之天心”，从而从根本上扭转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
由此，曾国藩便把与太平天国的斗争，由军事和政治层面，提升到了价值信仰的层面。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灭贼自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敢战胜于勇悍愚夫”，屡挫屡奋，屡败屡战，这与“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君子之道，没有比“以忠诚为天下倡”更大的了。世道混乱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拼命追求没有节制的欲望，用奸伪之心相互吞并，用变诈之心相互争斗，各自图谋自己的安全，而不惜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地方。畏难避害，就连捐出一丝一粟来拯救天下也不肯。有忠诚之人站出来纠正这种风气，克己爱人，去伪崇拙，亲临艰难而不苛求人共患难，浩然献身如同远游之人回到故乡而无所犹豫担心。于是众人效其所为，也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我们同乡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鼓舞群伦，纵横天下，戡平大乱，难道不正是拙和诚的效果吗？
曾国藩所说的“舍身卫道”“忠义血性”，显然是有其鲜明内涵的。它也确实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对于领导者而言，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湘军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方震语），能够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正是根于这种理念所带来的刚健而持久的强大精神动力。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都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人有趋利之勇，人有血气之勇。趋利之勇，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血气之勇，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同样，人有避害逐利之智，但这都是谋及一身的小智。胜则争功，败则先走，正是这种小智，导致了人心的沦丧。理念赋予人的则是强烈的担当与责任意识。只有在理念基础上的智慧与勇气，才会把个人的生存智慧升华为家国、王朝和文化的生存智慧，把个人的生存勇气升华为家国、王朝和文化的生存勇气。这种理念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和力量。这样的理念，可以激发出领导者身上的所有潜能，从而使其担负起常人难以担负的责任，创下常人难以创立的功业。可以说，曾国藩的信念和抱负、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和由此激励起的一大批有着同样理念的“抱道君子”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正是他能够打造出湘军这样的组织并且成就功业的关键因素。
任何理念最终都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如果在组织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舍身卫道”“杀身成仁”，那么在组织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
曾国藩揭橥了“以忠诚为天下倡”的理念，然而他所面临的却是投机取巧、虚伪浮滑的普遍社会心态。承平日久，无论是官场还是军队，都“巧滑偷惰，积习已深”。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政府的正规军绿营一败涂地，望风而逃，“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绿营“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美观；临阵则趦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人人都想着投机取巧，争功诿过，这样的军队根本形不成战斗力。在曾国藩看来，要想打败太平天国，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习气才行。
为此，曾国藩在编练湘军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避免绿营的虚浮习气，养成一种朴实纯正的作风。他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在选人上，除了以“忠义血性”为本之外，还强调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
湘军对军官的选拔，是以“朴实廉介”为原则。曾国藩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以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大概说来，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特长，也是靠不住的。他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大营中多选用一些朴实没有心眼的人，风气容易纯正。所以他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认为“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专门在危难之际，不动声色地识别出那些有朴拙品质的人才来加以重用，这样才是可以的。
曾国藩所说的“纯朴之人”“朴拙之人”，就是指朴实、踏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不以巧语媚上，具有负责实干、吃苦耐劳的作风的人才。曾国藩之所以喜欢用朴实之人，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只要给他布置下任务，他就会往死里打。而那些浮滑的将领，“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一旦遇到危险，他们神情的慌张，足以动摇军心；他们言辞的圆滑，足以混淆是非。所以他说湘军从来不喜欢用太能说会道的将领，“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对普通士兵的选择，曾国藩也是以朴实为本。湘军的军饷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应募当兵。在湘军早期招兵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会亲自面试。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如果一个前来应募的人面色白白净净，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城市油滑之人”，曾国藩马上就连连摇头，表示不行。如果前来应募的人脸晒得黑黑的，手脚粗大，脚上恨不得还有泥巴，一看就是刚从田里上来的乡野农夫，曾国藩马上就连连点头，表示可以。用他的话说，他专选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而“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养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选人都选朴实、拙诚之人，由此也就形成了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曾国藩曾说：“楚军水陆师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湘军水师、陆师最大的好处就是实实在在，没有虚浮的东西、摆架子的东西、面子上的东西，有的只是一种朴素的、实实在在的血性。如果虚浮的东西多一分，实实在在的东西就会少一分。他还说：“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成法，故声名历久不衰。”湘军的作风，大致说来就是六个字：“尚朴实，耐劳苦”，实实在在，耐劳吃苦。老湘军恪守这样的原则，所以能够基业长青。他并警告说：“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时间长了，任何组织都会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虚浮的习气，这是一定要切切警惕的，因为正是这种习气会掏空一个组织的基础。
“尚朴实，耐劳苦”，可以说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湘军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持续地打胜仗？靠的就是这种“尚朴实、耐劳苦”的作风。而湘军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作风，关键就是湘军选募时坚持选实在朴拙之人。曾国藩用人，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在具体的治军带兵上，曾国藩强调的则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平实功夫。
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说自己“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厌恶听到那些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他在解释什么是“实”时说：“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什么是实？实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做虚浮无根的事情，不谈不着边际的道理。
总结曾国藩的管理风格，可以说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他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去，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勤”的核心，是“五到”“三勤”。他说：
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曾国藩所说的“身到”，就是管理者一定要亲临现场。湘军之中，各级将领，从大帅以下一直到营官，都是以亲看地势为行军作战的第一条原则。像曾国藩进攻武昌，就是先乘小船亲赴沌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也是先骑着马赴余杭察看地形。他们都是在看明地形之后，才制定进攻的方略。其他将领像塔齐布、罗泽南、王錱、刘典等，都以善看地势而著称。刘典在嘉应作战时，在战前的几天，带领自己手下的统领、营官们，将附近数十里内大小路径全部勘察了一遍，达到了如指掌的地步。仗打起来后，冲、堵、抄、截，各尽其能，一战便全歼了对手。
身到之外，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湘军上下也都实力施行。这“五到”，重心在于一个“到”上，不是六分到位、七分到位，而是十分到位，反映了湘军对执行力的高度重视。
“五到”构成了湘军基本的治事之方。除“五到”之外，曾国藩还有“三勤”的说法。所谓的“三勤”，是口勤、脚勤、心勤，其实就是从“五到”中提炼出来的另一种表述。
“实”的核心，则是带兵要从小处、细处下手。他说：“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弃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大意是，近来有了几年的带兵经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下之事，当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陆象山只是说“先立乎其大者”，如果不加上朱熹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手之处全没有把握。所以曾国藩治军，摒弃所有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
曾国藩对于下属的要求，往往就是办事要从浅和实的地方下手。张运兰（字凯章）因为做事扎实而被曾国藩一再提拔。有一次曾国藩安排张运兰与宋梦兰配合作战，他专门给宋梦兰写信说：“凯章办事，皆从浅处、实处着力，于勇情体贴入微。阁下与之共事，望亦从浅处、实处下手。”意思是，凯章这个人办事，都是从浅处、实处下功夫，对士兵的情况体贴入微。阁下你与他合作，希望也要从浅处、实处下手。
湘军之中，从粗浅纤细的“小处”下手，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亲手拟定的《湘军日夜常课之规》。这是他制定出来的“日日用得着的”、人人易知易行的规章制度。基本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点名、演操、站墙子三项。点名则士兵不能私出游荡，为非作歹；演操则锻炼体魄，熟练技艺；站墙子则日日如临大敌，有备无患。这些都是军队管理的基础。这三项，也就是所谓的“湘军家法”。这些营规看起来十分粗浅、简单，甚至给人以很笨的感觉，但却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地抓住了治军的关键。正因为它是粗浅简单的，士兵才能人人易知易行，组成训练有素的军队。正是这些粗处浅处，奠定了湘军战斗力的基础。用胡林翼的话说：“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盖必先能粗而后能精，能脚踏实地，乃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从军事指挥的角度来说，曾国藩并不是有用兵天赋的人。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行军本非余所长”，并很清醒地把这一弱点归因于自己的性格：“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确实，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然而他却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能力的局限，不敢骄，不敢怠，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商，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功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曾国藩给曾国荃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妥，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这副对联，充分反映出了曾国藩作战指挥的基本风格，就是用兵必须充分准备，不求速成，不打无把握之仗，宁拙勿巧，宁慎勿疏，宁慢勿速，宁稳勿奇。
他认为作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计算”，哪怕几个月都不打一仗，绝对不能打仗的时候一点安排都没有，一点计算都没有；“宁失之慎，毋失之疏”，宁可因为谨慎而失去一些机会，也不能潦潦草草贸然出手。“惟当步步谨慎，谋定后进，不敢稍涉大意”，一定保证自己每一步都小心谨慎，谋定后动，而千万不要有一点大意。他还说：“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一年内没有打下一座城池，但只要大局没有影响，就不算是过错；一个月打下了几座城池，对手一来进攻反而无法作战，这也不能叫有功。
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曾国藩屡屡告诫曾国荃一定要稳慎徐图：“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要求他“谋定后战，不可轻视”。他认为如果军事进展太快，反而是指挥者必须高度警惕的时候：“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表面来看是进展极快，士气极盛，但是其中往往潜伏着致命的短板缺陷。如果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下一步一定就是大败。
在曾国藩看来，用兵打仗属于“阴事”，应当始终保持敬戒恐惧之心，“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这样才能取胜。他还用自己的经验说：“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怵惕者，其后常得大胜。或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为将者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与清醒，虽胜不骄，愈胜愈慎，这样才能始终避免“大胜变成大挫”。
曾国藩非常欣赏湘军的一员名将，叫李续宾。他认为李续宾善于打仗，秘诀就是“不轻进，不轻退”六个字：不会轻易地发动进攻，但也不会轻易地退出战场。要么不进攻敌人，一进攻就会得手；要么不占领阵地，一占领阵地就不会轻易失去。
在行军过程中，湘军最重视的则是扎营。曾国藩规定，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要求一个时辰完成。没有完成之前，绝对不许休息，也不许向太平军挑战。扎营首先是挖沟，沟深一丈五尺，越深越好，上宽下窄。挖完沟后开始垒墙，墙高八尺，厚一丈。然后再在最外的一道壕沟之外，树上五尺的花篱木，埋在土中二尺，作为障碍。墙一道即可，沟需要两道或三道，而花篱则要五层六层。为什么要下如此的笨功夫来修工事？用曾国藩的话说：“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这也就是湘军所谓的“扎硬寨，打死仗”。
湘军这种扎营的笨功夫，实际上最早是跟对手太平军学的。但是后来太平军筑垒掘濠，一天比一天潦草，而湘军修垒浚濠，则一天比一天扎实。曾国藩发现这一现象以后非常高兴，认为从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力量消长：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湘军的胜利指日可待了。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身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但其待人处事的根本原则，却是以坦诚为本，从而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的组织文化。
李瀚章曾经对曾国藩有这样一段评价：“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乐为之用。”曾国藩也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认为，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都是无法长久的。
领导者玩弄权术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领导对下属使用权术，下属便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就不敢跟你说实话，于是上上下下就会开始猜忌。而一个组织一旦陷入猜忌之中，这个组织就要出问题了。曾国藩说：“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
在曾国藩看来，既然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与下属坦诚相待，一片真心。他对曾国荃说：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勾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自认为也是笃实之人，只是因为看惯世道人心，饱更各种事变，稍稍加了些权谋的手段，把自家学坏了。其实效果根本就不如人意，白白惹人笑话、令人遗憾而已，有什么用呢？近来丁忧在家，突然明白了过来，一心一意向平实之处用心，将自己笃实的本质，还我本来的面目，复我固有的品德。老弟你现在在外带兵，也迫切需要将笃实的面目恢复过来，千万不要走入机巧这一路去，导致自己日趋日下。即使人带着试探猜测的心计而来，我仍以含蓄混沌来对付，以朴诚愚拙来对付。时间一长，人家的试探猜测自然也就消除了。如果钩心斗角，你来我往，那么报复起来，没有穷尽的时候。
在曾国藩看来，至诚以待，本身也是领导者修养的需要。他说：“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胡林翼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说：“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意思是我对于当世的人才，也可以说是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来给人看，唯恐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但是人家最终还是乐于追随曾公，这是因为他的至诚出于天性，所以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啊。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曾国藩的领导力，那就是他所说的“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打造一种坦诚的组织文化。如果说“至伪”“至巧”是一种小聪明，那么“至诚”“至拙”就是一种大智慧。从“至伪”“至巧”到“至诚”“至拙”，需要组织文化的极大突破，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许多组织没有办法完成这一步，这就是组织无法卓越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突破，一定要从领导者放下机心、放下面具、推心置腹以待人开始。所以曾国藩讲：“真心实肠，是第一义。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真心实意，坦诚相待，是领导力的第一条原则。凡是正话实话，多说几句，时间长了，人家自然会体会到你的苦心。“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别人戴着面具来，我还以诚心诚意，时间长了，戴着面具的人也会慢慢地向诚心诚意的方向发展。其实谁愿意戴着面具呢？谁不愿意有一种坦荡、痛快、相互信任的环境呢？就看领导者能不能创造出这样一种文化来。“诚至则情可渐通，气平则言可渐入。”只要你诚心诚意，人和人之间情感的隔阂，是可以渐渐打通的。只要你心平气和，你所说的话，别人是可以慢慢地听进去的。
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和激励之下，湘军确实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文化。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就是“齐心相顾，不曾轻弃伴侣。有争愤于公庭，而言欢于私室；有交哄于平昔，而救助于疆场。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相商，下午仍彼此救援”。这就是所谓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做过多次名为“受人尊敬的领导者品质”的调查，每次都有80%以上的人选择了“真诚”，在所有的调查中“真诚”被选择的概率也都占据第一位。在管理中，坦诚是一种大德，权谋则只能是小技。曾国藩能够最终成就“中兴名臣之首”的地位，他打造出的坦诚和信任的湘军文化，是关键的因素之一。
曾国藩领导力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传统的儒者理念。儒者的追求，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不能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一样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的“力行”功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
然而任何一种理念的践行，都不可能是靠单纯的决心即可成功的，在理念的践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与障碍，这就需要践行者必须有一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意志。而曾国藩正是以“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的倔强，以“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的信念，将自己的追求最终变为了现实。
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量坚持到了最后。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人性本就是有弱点的，包括软弱、自私、懒惰、动摇等。正是这些东西阻碍了人们的积极进取，阻碍了人们最终的成就。曾国藩认为，要战胜人性的弱点，关键是要把毁誉得失放在一边：“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此处有定力，到处皆坦途矣。”他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并执着地走下去，最终一定会成功的：“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山穷水尽之时自有路走”；“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对于自己的倔强，曾国藩十分自负。他有一次说自己要写一部书教人，叫作《挺经》。人生一世，就是要挺直了，不能趴下，不能轻易服输。还有一次，当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说起李鸿章“事机不顺，未必能如师宏忍”的时候，曾国藩立即非常得意地说：“吾谥法为文韧公，此邵位西之言，足下知之乎？”意思是：我死了以后，应当谥为文韧公，这是邵位西说的，足下知道吗？可见曾国藩最自得的，就是自己的心性坚忍不拔。
稻盛和夫在解释是什么造就了平凡人的非凡时也说：“是那一股能默默专注在同一件事而不感到厌烦的力量，也就是拼命去过每一个今天的力量，以及一天天去累积的持续力。换句话说，把平凡化为非凡的是‘持续’。”他还说：“要在人生这块大舞台上演出一出精彩的戏，得到丰硕的成果，所需的能力不是单靠脑细胞的多寡来定高下。要看的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这可以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原理原则。”
梁启超在评价曾国藩时也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
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境界。他的成就震古烁今，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他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的确，曾国藩的成功，靠的并不是投机取巧，靠的是对理念和信仰的坚守，靠的是“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的信心，靠的是“知一句便行一句”的力行。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利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曾国藩的“不求近效，铢积寸累”“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正是那些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的基本品格。
曾国藩的信念和抱负、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和由此激励起的一大批有着同样理念的“抱道君子”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正是他能够打造出湘军这样的组织并且成就功业的关键因素。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养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选人都选朴实、拙诚之人，由此也就形成了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
为将者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与清醒，虽胜不骄，愈胜愈慎，这样才能始终避免“大胜变成大挫”。
领导者玩弄权术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领导对下属使用权术，下属便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就不敢跟你说实话，于是上上下下就会开始猜忌。而一个组织一旦陷入猜忌之中，这个组织就要出问题了。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打造一种坦诚的组织文化。如果说“至伪”“至巧”是一种小聪明，那么“至诚”“至拙”就是一种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