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

黑色的胆汁淤积不化，遂生癌症。

——盖伦（ Galen ），公元前 130 年

因此，我们对癌症的真相及其本质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古希腊人别无二致。

——弗朗西斯·卡特·伍德（ Francis Carter Wood ）， 1914 年

它是坏的胆汁，恶的习惯，糟糕的老板，劣质的基因。

——麦尔·格里夫斯
《癌症：进化的遗产》（ Cancer, The Evolutionary Legacy ）， 2000 年

疾病，从某些角度来讲，只有我们感知到了它、命名了它，并对它做出了反应，它才存在。

—— C.E. 卢森堡（ C.E.Rosenberg ）

即使一只古代的怪兽也需要一个名字。为一种疾病命名，就是描述某种受罪的状况，这是一种先语言后医学的行为。病人在成为医学检查的对象之前，首先只是一位讲述人，讲述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就好像他是一位刚探访过疾病王国的行者。为了摆脱某一疾病的困扰，人们必须从讲述和理解这个疾病的故事的故事开始。

古代疾病的名字本身就是浓缩的故事。斑疹伤寒是一种凶猛的疾病，伴有不稳定发烧、蒸汗的症状。这种疾病的称谓来自于希腊词语“ tuphon ”（众风之父）。现代词语台风（ typhoon ）亦来源于此。 “流感”（ influenza ）来自于拉丁词语“ influentia ”，因为在中世纪医生们的想象中，流感的循环爆发是受到了恒星与行星靠近或远离地球的影响。肺结核（ tuberculosis ）是由拉丁语“ tuber ”转化而来。“ tuber ”指的是膨胀的腺体，像小蔬菜一样的团块。淋巴结核被称为“ scrofula ”，来自于拉丁语中表示“小猪崽”的词语，其病征为一系列肿大的腺体，排列成行，让人想到一群哺乳的小猪崽。

在公元前约 400 年的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时代，一个描述癌症的词语“ karkinos ”首先出现在了医学文献中，它来自于希腊语“螃蟹”一词。肿瘤，以及它周身蔓生的肿胀血管，让希波克拉底想到了挥脚掘沙的螃蟹。这种画面很奇怪（很少有癌真长得像螃蟹），但也很生动。后来的作家，包括医生和患者，都为其加入了修饰。在有些人眼中，肿瘤硬化黯淡的表面让人不禁联想到螃蟹那硬邦邦的躯壳。有些人觉得肿瘤在体内悄悄扩散，仿如螃蟹在皮肉之下行走。对另一些人来讲，癌症带来的突然刺痛就像是被螃蟹的大螯夹到了一样。

还有一个希腊语也和癌症的历史发生了交汇，那就是“ onkos ”——人们有时用这个词来描述肿瘤；现代肿瘤学的用语“ oncology ”正是脱胎于此字。“ Onkos ”在希腊语中表示一种分量或负载，或者更通常地表示为一种负担——癌症被设想为身体上承载的一种负担。在希腊的舞台上，“ onkos ”这个词还被用来描述一种悲剧角色的面具，这种角色的头上往往戴着一个笨重的锥状物，象征着其所承载的心理负担。

虽然这些生动的比喻很可能和我们现代对癌症的理解发生共鸣，但是，希波克拉底所称的“ karkinos ”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癌症实际上截然不同。希波克拉底的“ karkinos ”大多是肉眼即可看到的大型表皮肿瘤，如乳腺癌、皮肤癌、颌癌、颈部癌和舌癌。他甚至连恶性肿瘤和非恶性肿瘤都没有区分出来。希波克拉底的“ karkinos ”包括任何一种可以想到的隆肿：像是结节、痈、息肉、突出、结核、脓疱和腺体。他将各种隆起不加区别地堆入了同一个病理学范畴。

希腊人没有显微镜。他们从来没有想象到存在一种叫“细胞”的实体，更没有见过细胞。他们也不可能想到“ karkinos 是失控的细胞增长”这种概念。然而他们对流体力学了然于胸：水车、活塞、阀门、水槽和水闸，都源于灌溉和运河挖掘的水利科学革命，而阿基米德（ Archaemedes ）在浴缸中发现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则把这场革命推向了顶点。这种对水利学的专注，也深入了希腊的医学和病理学。为了解释所有的疾病，希波克拉底推出了一整套以液体及其体积为基础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自由运用于对肺炎、脓肿、痢疾和痔疮的解释。希波克拉底提出，人体主要是由四种被称为“体液”的液体构成，包括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黏液。这些体液，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颜色（红、黑、黄、白）、黏性和基本特质。人体在健康状态下，这四种液体处于完全的平衡中（但可能并不稳定）。生病的时候，就会表现为体内某种体液过量，打乱了这种平衡。

克劳迪亚斯·盖伦（ Claudius Galen ）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希腊医生，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曾于公元 160 年左右在罗马行医。他把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推向了极致。盖伦像希波克拉底一样，根据各种体液是否过量归类所有疾病。他认为炎症导致的红热、痛胀都是由于血液过多所致；而表现为发凉、白色、潮湿状态的结核、脓包、黏膜炎和淋巴结核，都被归因为黏液过多。黄疸被归咎为黄胆汁过量；至于癌症，盖伦认为幕后元凶是四种体液中最恶性、最令人忧心的黑胆汁。［同样归因于黑胆汁这种油腻、黏稠的体液的，只有另一种充满隐喻性的疾病——抑郁症。事实上，在中世纪抑郁症被称为“ melancholia ”，它得名于希腊词语“ melas ”（黑）和 khole （胆汁）。因此，抑郁症和癌症这两种因黑胆汁而患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因其内在特质而纠缠在了一起。］盖伦认为癌症是黑胆汁淤滞所致，因其被困在某处无从宣泄，所以凝结成纠缠的肿块。 16 世纪的英国外科医生托马斯·盖尔（ Thomas Gale ）提到盖伦的理论—— “黑色的胆汁淤积不化，遂生癌症”时认为 “如果体液辛辣，就造成溃疡，也因此之故，这些肿瘤的颜色会更黑”。

这一简短、生动的描述给未来的肿瘤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远远超出盖伦（或盖尔）的意图。盖伦学说认为，癌症是一种系统性恶变状态，是体内黑胆汁分泌过量，肿瘤不过是体内深层功能失调所致的局部表象，一种遍布全身的生理性失衡。希波克拉底曾发表过一种深奥见解，认为癌症“最好不要治，因为这样病人活得更久”。 500 年后，盖伦用一系列天马行空的生理学猜想解释了他老师精辟的思考。盖伦提出，手术治疗癌症的问题在于黑胆汁无处不在，就像其他液体一样无可避免、四处弥漫。你可以把癌变切除，但是胆汁还会流回原处，正像树液渗透树的枝干一样。

公元 199 年，盖伦逝于罗马。但是，他对医学的影响却长达一千多年。黑胆汁致癌理论的隐喻性是如此地具有诱惑力，以至于它牢牢地占据在医生们的头脑中。因此，手术切除肿瘤被认为是治标不治本，只有傻瓜才会做。一代又一代的外科医生把自己的观察累加到盖伦的观察之上，进一步夯实了这一理论。“不要被引入歧途而实施手术”， 14 世纪中叶，阿德尔纳（ Arderne ）的约翰这样写道，“手术只会让你丢脸”。“那些假装能够通过切割、挖出和摘除等方法来治疗癌症的人，不过是把一种非溃疡性癌症转化成了溃疡性癌症而已……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例用切除手术治好癌症的，也没听说任何人做到过。” 可能是 15 世纪最有影响的外科医生莱昂纳多·博提帕格拉（ Leonard Bertipaglia ）如是加上了自己的训诫。

盖伦可能在无意间为后世癌症患者做了件善事，至少是暂时性地造福了这些患者。在没有麻醉药和抗生素的中世纪，大多数外科手术都是在诊所的某个暗室中进行的，更常见的是在一家理发馆的后间进行的——用皮带固定病人，手术刀锈迹斑斑，往往酿成危及生命的灾难性后果。 16 世纪的外科医生帕雷（ Ambroise Pare ）就曾描述了用煤火加热的烙铁来烧焦肿瘤，或者用硫酸药膏来烧除肿瘤。即使皮肤上一处小的划痕，在这样治疗后，也会很快化脓造成致命的感染。肿瘤在轻微的刺激下，也往往会造成大量出血。

18 世纪的德国医生洛伦茨·海斯特（ Lorenz Heister ）曾经这样描述自己诊所里实施的乳房切除术，那好像是一种牺牲献祭的仪式一样：“许多女性能够鼓起巨大的勇气来接受这种手术，甚至不会发出呻吟。但是另一些女性则惨叫不止，最无畏的医生也会闻之丧胆，从而阻碍手术的继续进行。为了执行这种手术，外科医生要性格坚定，不被患者的惨叫所惊扰。”

可以想见，很多患者宁可放弃进行这种“大无畏手术”的机会，而把命运交给盖伦——尝试服用系统性的药剂来清除黑胆汁。于是，药铺里很快就摆满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治癌药物：铅制剂、砷的提取物、野猪的牙齿、狐狸的肺、尖锐的象牙、带壳的蓖麻、海底的白珊瑚、吐根、番泻叶，以及零碎杂凑的泻药和轻泻剂，还有用来对付难以忍受的疼痛的酒精和鸦片制剂。 17 世纪，用螃蟹眼做的糊剂非常流行，能卖到 5 先令一磅——人们寄希望于以毒攻毒的效果。这一时代的药剂药膏与疗法变得越来越奇怪——山羊粪、青蛙、乌鸦的脚、臭甘菊、乌龟肝、圣水；或者覆手祝福，还有铅板压迫肿瘤，种种方式方法不一而足。

虽然盖伦提出了建议，但是人们仍然不时地用手术切除小型肿瘤（据记载，即使盖伦本人也做过这种手术，可能只是做个整容，或者临终“安慰”治疗）。但是作为一种疗法，用手术祛除癌症仍然只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实施的。当药剂与手术无效的时候，医生们只得求助于盖伦教诲唯一可行的疗法——采取一系列复杂的放血和通便程式，以挤出体液，仿佛身体是一块吸入过饱的沉重海绵。 3FvRm0KXJ90nWjhHSo0xEwaa7rVh1ZFV2lV0fHLKT+e089z7+rd+wgcFBoZBU0Z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