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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院长）
新的陌生时代已经明确到来，而我们曾经很熟悉的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与现实无关的过往。
——彼得·德鲁克
当“数字化”这三个字嵌入生活、商业、工作以及日常信息之中时，我们被冲击得有些不知所措。一切都在转化为数字，一切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还来不及惊讶，变化又持续发生了。
之前有一个流行的英文缩写词被用来刻画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VUCA。这个英文缩写词来自动荡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这四个英文词汇的首字母。而到了2020年，人们认为VUCA已经无法描述当下的时代环境了。在《当下的冲击》一书中，作者道格拉斯·洛西科夫认为：“它不安定，破坏了我们用来构建意义的叙事结构；让我们患上不断上紧发条的强迫症，放大了一个具体时刻的影响力；让我们在原本没有关联的事物之间硬扯上关系；它不在乎有始有终，只在乎永恒的当下，最终驱使我们不得不在混乱状态下重塑秩序。”
是的，我们不得不接受数字化带给我们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完全是对工业化时代的颠覆，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经验、优势在数字化的冲击之下，几乎荡然无存，如果我们沿用工业化所积累的一切来面对数字化，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成了“无知者”。在数字化面前，90后明显比有着30年计算机经验的70后更有优势，因为90后是“数字原住民”，他们已经习惯于用数字化的逻辑去理解外在世界。所以，才会有企业家感慨道：你跑赢了自己，跑赢了对手，却输给了时代。
当手机成为智能终端，Wi-Fi（无线网络通信技术）遍布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人们忽然发现，很多东西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无论是朋友们一起聚会吃饭，还是一家人安坐在客厅里一起看电视，人们关注的，不再是一起聚会的朋友，一起看电视的家人，而是那小小的手机屏幕，只要它一亮，就能立刻获得响应，而近在身边的人，却被完全忽略了。
我曾经带一队学生去做调研，我们沿途要看一些风土人情，要了解当地的市场并与消费者沟通，有意思的是，学生们在几天的行程中，注意力几乎都停留在屏幕上，他们争论在线信息，争论文献观点，争论从不同网络渠道获得的评价和分析，想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和判断，却对现实中的真实情况视而不见。我选择了汽车出行的路线，沿途可以观感很多东西，但可惜的是，在车上，学生们几乎都是戴着耳机，看着手机，没有人望向窗外。我该如何接受一个几乎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外部世界的调研所得到的结果呢？
更有意思的是，学生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每到一处就乐此不疲地拿出手机抓紧拍照——拍自己、拍同学、拍老师、拍风景、拍看到的人和事，甚至是拍每餐饭的每道菜，然后立即发微信朋友圈，为的是让全世界都看得到此时此刻的他。
商业世界也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在当前的大部分情况下，人们会选择在线购买模式，最通常的逛街习惯被网购所取代；新型零售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常态，很多年迈的老人也不得不安装电子支付软件，否则很难买到东西。
最令人感到焦虑的也许是无处不在的信息网络让人们深陷其中。我们被压缩在微博、微信、抖音以及其他各种在线媒介之中，它们用尽方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同时想尽办法替代我们进行思考与判断。我们轻易拥有了无数资讯，却无法做出有效而合理的判断；我们掌握各种线索和脉络，却无法看到事实和真相；自媒体的出现，让人人都成了媒介和传播者，无论身在何处，哪怕你关机，虚拟世界的你依然被各种信息包裹着。你只要开机就会发现一切都还在，你根本无法逃离与躲避。我们仿佛契诃夫小说里的“套中人”，被淹没在信息的“套子”里。
契诃夫在《套中人》中讲述了一位有意思的希腊语教师。他已经40多岁了还未婚，他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时时刻刻都要把自己套起来才行。哪怕是晴天出门，他也要穿上大衣，竖起衣领，带上雨伞，坐上马车，不论天气好坏，都要让车夫把篷子支起来。
他总是忧心忡忡的，并且有一句口头禅“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因为他对所有的人和事都是如此，所以把自己搞得六神不安，最后终于病倒了，相当于把自己送进了人生最后一个“套子”，而那个“套子”就是自己的棺材。作者反问：我们周围有多少这样的“套中人”？
如果作者来到今天，也许他就不会提出这样的反问了，他会直接说，我们周围都是“套中人”。我们的身体和思维似乎已经保持永远在线了，似乎人们只要处在离线状态，就会变得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一种与世隔绝的恐慌感就会从内心滋生出来，而忘了我们真实的感受与真实的存在。
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一家商场可能会被一位抖音网红代购所替代；好莱坞也可能被网剧所替代；特斯拉所代表的造车新势力也许会颠覆整个传统汽车行业；电子支付带来的便捷完全取代了现金业务；电子邮件让位于微信；电视等传统媒体让位于新媒体；自媒体的传播速度、覆盖度以及影响力也让其他媒体难以应对；具有典型工业时代知识特征的纸质书籍，也许会逐步让位于电子书和有声书；慕课的出现，让在线学习成为一种选择，“没有围墙的大学”应声而起，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人们更在意的是自由的学习选择、个性化的定制知识，而不是一张大学文凭。
2020年1月8日，我们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未来教育的论坛，与会专家所关注的话题，不再是学校和老师如何教育学生，而是学校和老师如何面向未来而不至于被淘汰。用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林建华教授的观点来说，那就是“未来的领导者今天正在校园里漫步”。今天的教育者需要面对的是如何让学生胜任未来，其核心是大学和大学教育者能否构建面向未来的教育，而不是受教育者本身。
我们都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而这是由数字化带来的。
我们深受詹姆斯·卡斯的《有限与无限的游戏》
一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詹姆斯·卡斯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上两种类型的“游戏”：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他在书中告诉我们，有限的游戏目的在于赢得胜利；无限的游戏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的游戏玩的就是边界。有限的游戏具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有特定的赢家，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游戏会结束。无限的游戏既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也没有赢家，它的目的在于将更多人带入游戏本身，从而使游戏得以延续。
可以将工业化时代大部分行业的规则看作有限的游戏。产业条件和资源成为行业的边界，行业内的成员都在给定的产业条件和资源中展开竞争，行业内的成员处在竞争态势之中，人们想尽办法成为赢家。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都是人们信奉的理论，无论是总成本领先，还是差异化与专门化，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取得竞争优势，并在竞争中取胜。我们既是在有限的游戏逻辑中实施自己的企业战略，也是在持续的竞争中不断积累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一个行业里，有赢家，有输家，行业也在按照线性的、可连续的方式发展。
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嵌入各个行业，其核心特征是打破行业边界，跨界协同，重塑边界。可以将数字化时代的大部分行业规则看作无限的游戏。在数字化技术背景下，很多行业的产业条件和资源不再是行业的边界，领先企业的选择就是不断突破行业边界，或者跨界连接以创造新的生长空间，甚至很多企业并不是原有行业的成员，它们用新的逻辑建立起全新的行业规则，使原有行业具有了新的价值，从而拓展出不同的发展空间。因此，行业发展不再是行业内成员之间的竞争，而是行业内成员或者行业外成员所带来的行业价值的重新定义，从而产生新的空间，并形成比原行业更大的拓展可能性。这些新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共生关系，共同为这个行业的持续发展而努力。此时的成员不再关注谁赢谁输，而是关注如何让行业可持续发展；没有人去寻求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是寻求共同的发展空间；行业也不再按照线性、连续的方式发展，而是更多地显现出不连续、非线性的发展特点。
在数字化背景下，行业发展的新特征正是无限的游戏的特征。正如詹姆斯·卡斯所定义的那样，无限的游戏玩的就是边界，而数字化时代的新商业模式，或者新领域的出现，正是重塑行业边界的原因。
汽车行业的发展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从工业化时代的“有限的游戏”到数字化时代的“无限的游戏”之间的转换。19世纪末，燃烧汽油和柴油的汽车成为主流，当时的汽车仍然是以手工方式制造的，虽然部件已经标准化并可以量产，但实际上汽车的产量仍很低。亨利·福特的出现，让汽车行业真正开始腾飞，他在20世纪初花费数年时间去试制一种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的、低价出售的汽车，经过6次创业失败后，终于在1908年成功生产出福特T型车，使汽车的普及成为可能，自此汽油和柴油汽车遍布全球，蓬勃发展。
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亚洲，汽车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制造业和经济的发展，汽车工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汽车工业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汽车制造企业的优势从美国转移到欧洲，再到亚洲丰田的崛起，其间，一些汽车企业成长，而另一些则衰落。
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资源稀缺、环境保护问题，全球的汽车工业展开了全新的竞争，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及产业化一直是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和企业的技术竞争重点，因此也被誉为21世纪改变人类生活的十大科技之首。公开资料显示：2001年首种混合动力电动车丰田普锐斯推向国际市场；2009年首种纯电动车三菱iMiEV电动汽车量产推向市场；2012年无人驾驶汽车进行实际路面试验；2013年美国部分州通过《自动驾驶法案》；2017年英国、法国、德国、挪威四国宣告自2040年起，禁售汽油和柴油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已公开表示它们的动力驱动系统战略是从传统内燃机技术发展到混合动力再到氢燃料电池，很多汽车领军品牌也陆续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以及新能源汽车。经历了全行业的持续发展，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等领军品牌已经牢牢确定了自己的行业地位，而汽车行业也进入了相对均衡、成熟发展的阶段。
但令整个汽车行业和消费者都没有想到的是，特斯拉作为一个完全没有汽车行业背景的全新制造企业脱颖而出，与特斯拉一起采用全新模式制造汽车的企业被称为“造车新势力”，而且发展迅猛。汽车这个已经非常成熟且相对稳定的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斯拉与原有的汽车制造企业采用的制造模式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从“复杂汽车+简单软件”模式向“简单汽车+复杂软件”模式的转换。在这一模式转换中，特斯拉等造车新势力企业是在一块中央控制板上安装由软件控制的廉价传感器和执行器，从而运行某种操作系统，同时进行不同的线程，而不是研发许多独立且只能做一件事的嵌入式系统。特斯拉等企业采用的这种制造模式还有一个更具优势的特征，那就是制造成本更低。这个变化，不仅对于整车生产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难做出的改变，而且对于制造汽车上独立系统部件的供应商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理解为，特斯拉是在用一种与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完全不同的、全新的逻辑生产汽车。
相对于从福特开始的传统汽车制造企业而言，特斯拉所创造的汽车制造模式可以说是颠覆式的，特斯拉定义的汽车并不需要与传统汽车展开竞争，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并不属于一个行业内的产品，但是特斯拉的确提供了一款既漂亮又好用的汽车。而且随着数据、平台、软件和系统的不断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种新车制造模式中来，游戏规则被改变了。
行业游戏规则的改变是颠覆性的，但也许是惯性使然，很多原有行业的成员并未感知到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据说特斯拉造出第一台车时，一些传统汽车制造企业觉得自己也能很快实现特斯拉那种比较酷的功能，而且特斯拉的车造得“太粗糙”了——“瞧瞧贴合度和完成度，还有面板缝隙和车篷”，所以也不怎么样。而今，这些汽车制造企业似乎不得不承认，自己跟不上行业的发展了。
这也让我联想到苹果对手机行业的颠覆。当诺基亚看到第一台iPhone时也觉得并不怎么样。虽然有些功能还挺酷的，但那些功能也在诺基亚的开发计划里。当苹果迅猛发展，智能手机拥有越来越多使用者的时候，作为手机行业曾经的老大，诺基亚不得不退出这个市场。
无论是特斯拉，还是苹果，其采用的方式都是重新设定行业边界，采用全新的要素和资源重构行业价值，从而重新制定行业“游戏规则”。也许上述例子并不完全符合詹姆斯·卡斯对“无限的游戏”的定义，但是我们之所以和大家讨论这些案例，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数字化时代行业发展的逻辑改变了，不能再使用“有限的游戏”的规则，而是要采用“无限的游戏”的规则去理解行业边界的变化，去理解合作协同、共同参与、共同生长的逻辑，同时要改变一心想“赢”的欲望。
在加速变化的环境里，摩尔定律应运而生。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来的。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一定律因为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被业界人士所认可。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摩尔定律开始遭遇挑战，硅谷创业大师史蒂夫·布兰克曾撰文指出，严格来说，摩尔定律其实在10年前就已经失效，只是消费者没有意识到。随着工程技术的改进，我们终将碰到物理学上的瓶颈。在他看来，行业的重点不应该是如何建造运行速度更快的芯片，而是如何创造性地利用“它们已经拥有的100亿个晶体管”。
摩尔和史蒂夫·布兰克给我们的帮助，一方面是如何认知技术的变化速度，另一方面是如何更换维度去做思考，而这正是有关认知升级或者认知改变方面的问题。
认知能力包含两层核心价值：第一层，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这主要依赖于人的认知能力；第二层，认知能力是人们成功完成活动最重要的心理条件。
美国心理学家加涅在其学习结果分类中提出了三种认知能力：言语信息（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的能力）；智慧技能（回答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的能力）；认知策略（有意识地调节与监控自己的认知加工过程的能力）。
按照加涅的定义，认知能力代表了一个人或者一家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市场和同行的思维框架以及判断选择。这种框架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习惯。这种框架是处理外部环境信息的关键内核，也正因如此，人们形成的认知框架会过滤掉与这种框架不一致的信息，这种信息的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认知的偏见与缺失。
例如，在1865年，英国出台了《机动车法案》（又被戏称“红旗法案”），规范了英国汽车行业的标准。这一法案认为汽车里应该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负责摇旗呐喊开路。这种汽车行业标准是基于过去对马车的理解，用马车的规范定义未来的汽车行业。“红旗法案”让整个英国失去了在汽车行业发力的机会。再如个人计算机和个人计算，对这两个行业终极认知的缺失会导致很大的布局差异。我们对行业终极的判断和认知——未来的核心到底是个人计算机还是个人计算，会直接导致战略格局完全不同。
所以，所有的局限都是认知的局限。我们要回答的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行业的未来。我们一直都是关在自己认知框架里的囚徒，而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囚徒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
在工业化时代，线性增长和可连续线性是主要特征，因此在大部分情形下，我们所构建的认知框架也具有了连续性和线性增长的习惯，我们总是按照线性增长的惯性思维来做预测，甚至习惯于静态地看待事物的发展，而忽略了事物发展本身也具有非线性特征这一事实。
在整个工业时代，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非常固化的认知习惯。现代科技的真正起点是钟表，因为人类第一个想明确表达的是时间。在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之前，用来记载时间的物体都不能被称为钟表。“不仅因为它们不能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还因为钟表本身其实代表的是整个宇宙。”如果按照哥白尼的天文学原理，钟表匠就必须抛弃地心说的羁绊，思考太阳、地球和星系如何在现实中运行，当运用哥白尼的理论创造出世界上第一台钟表时，钟表匠却受到了被教廷处死的惩罚。人类重现自然需要征服的是我们自己。现代计算机专家丹尼·西里斯说：“我们可以用时钟的机械结构来比喻自然法则的独立作用。一旦我们能够把太阳系想象成钟表式的自动机器，那么将这种思维推广到大自然的其他方面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于是科学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科技正是从太阳系启程，来到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钟表开启了现代科技，在此之后，我们也被牢牢限定在钟表刻度代表的时间里，而不是真正的自然界中。我们已经不会离开钟表去感受变化，也不会离开钟表去感受时间的流逝，更加不会离开钟表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因为钟表，我们已经只会低头看手腕，而不再会抬头望向无垠的天空。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关在自己认知框架的囚徒。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而这一事实也让我们必须正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从认知方面做出改变，跟上全新的变化，如果继续沿用工业时代的认知模式，那么我们就无法感知到很多变化和创新，更不用说要去面对和找到自己的发展机会。
对于数字化时代，道格拉斯·洛西科夫的观点就是“叙事结构崩塌”。他讲到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情形：书店书架上塞满了各种乐观向上的图书，以“A的未来”或“B的未来”作为标题，最终又被各种悲观论调的书籍所取代，标题换成了“A的终结”或“B的终结”。话题背后隐含着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它们要么有未来，要么没有，而后者可能更令人信服。
我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原因就是人们还处于工业化的认知中，一种原有的叙事方式使我们一方面关注未来，另一方面如果看不清未来，我们可以借助历史做出判断。但问题是，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所未有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很多变化都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所以无论是对于未来的认识，还是回望历史，都无法让我们清晰地去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阿尔文·托夫勒曾让我们明白，历史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看待当下，但他也认为，事物变化得太迅猛会让我们很快就丧失适应的能力。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多事物的变化正在加速进行，我们感受到了更大的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成为沉重的压力，直接导致了悲观感的产生，也就有了对“终结”的判断。
但事实上，数字化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多的行业重构，更重要的是，展开了新的价值空间。一些企业已经走到前面，无论是亚马逊、谷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还是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些企业之所以可以做到不断成长，其核心就是以全新的认知，寻求并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它们不再沿着工业时代的线性思维发展，而是不断超越自己。亚马逊更新了零售业，谷歌让我们看到一个智能新世界，IBM和华为让智能进入千家万户，阿里巴巴达成了新交易，腾讯实现了新社交，它们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更是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新未来。它们既引领着技术与商业的变化，又与消费者一起进化发展。
2020年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措手不及。为了严控疫情传播，国家采用严格的防控措施，包括春节假期延长、延迟复工等。面临此种情况，很多企业一开始都找不到解决方案，但是就在这种风险不断增加、每个人都被笼罩其中、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依然有企业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在疫情时有反复的时期，它们在危机中发现了自己的机会。
疫情防控中受影响最大的包括餐饮行业，但是依然有企业采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积极应对。我看到一则新闻，2020年2月2日猎云网的记者采访了眉州东坡的总经理，采访中他介绍了武汉“封城”的第11天，眉州东坡凯德1818店依然在运营，为医护人员、记者免费供餐、送餐。
昨天，湖北省黄冈市发布“史上最严出行令”，眉州东坡的员工仍在为黄冈版“小汤山医院”（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送餐。2020年1月21日，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扩散暴发，随后，各个省市陆续拉响一级响应警报。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选择了闭店，但眉州东坡的选择是：全国100多家门店，能开的都开着。
因为眉州东坡董事长王刚说，宁愿战死商场，也不坐等结果。眉州东坡总裁梁棣表示：“我们不想等待，我们想冲，我们要迎难而上，边做边想，边干边想，干才有方向。”她继续告诉记者：“我跟大家讲，每当一个危机出现的时候，都可以产生新的生意机会点，但是，新的生意机会点在哪里？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必须去战，必须去干，才可能找到。我们以前是餐饮业，但突然疫情来了，没有生意了，那食材怎么办？我们就卖菜，在门店门口搞一个便民平价菜站。老百姓可能不下馆子了，但大家还得吃蔬菜。”“必须开店，必须让员工有工作，让整个管理维持在有序的状态。但风险是万一有员工感染了怎么办？这个也是我们比较担忧的，所以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员工防疫措施、餐厅防疫措施等。”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在完全不确定的疫情之下，眉州东坡调整自己的认知，把员工和店铺都照顾好，而同期餐饮行业的同行却不得不面临裁员和关店的痛苦。
当巨大的不确定性降临时，正如眉州东坡所做的那样，不去预测疫情何时结束，而是选择不断根据疫情的发展态势，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和应对措施，在一系列不确定性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模式。
在一个持续变化的环境里，没有人能够预测并借助预测做出判断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就是要朝着特定的方向，做好一次又一次调整自己的准备，并努力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检验和改变自己的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在存在太多不确定性的市场中，持续而灵活的适应性是你必须拥有的能力。
不断进化的承诺也是一种来自古老军事战略的内容。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写道：“战争中充满不确定性，战争中四分之三的行动都或多或少处在不确定的迷雾当中。”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审慎的战争策略就是要针对敌军状况，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不断根据变化做出调整，唯有这样才可以提升成功的概率，也才有机会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当外部环境发生非连续性变化时，对认知的挑战就会变得非常大，如果沿用原有的认知进行判断，就无法获得对变化有效的理解。如何认知正在面对的挑战决定了我们未来会走到哪里，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行业的终极等。
正如德鲁克在《已经发生的未来》一书中所主张的，“哲学领域的转变：从由机械因果主导的笛卡儿式世界观，转向由模式、目的和过程主导的新世界观”
。这种新的世界观在数字化时代，已经被广泛运用在各个创新领域，也正如德鲁克所言，“其间同时涵盖了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两类活动”，“同时也提供了社会秩序的一种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个人与社会成为相互依赖的两极”。
自互联网技术普及以来，很多人之前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改变，且让人无法理解。进入2010年以来，到处都充斥着被称为“黑天鹅”或者“灰犀牛”的事件，而产业逻辑和行业边界也在不断被调整，我们甚至无法用一个清晰的界限去描述一家企业到底属于哪个行业。
在《爆裂：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
一书中，伊藤穰一和杰夫·豪提出9大原则来帮助人们驾驭动荡时刻，应对当下的挑战。它们分别是：涌现优于权威、拉力优于推力、指南针优于地图、风险优于安全、违抗优于服从、实践优于理论、多样性优于能力、韧性优于力量以及系统优于个体。当我们去理解这9大原则时，能明显感受到，影响世界的要素发生了根本改变。我还记得伊藤穰一说过一段话：现如今，动手尝试一件事比坐在那里试图想明白要不要尝试还廉价；提前描绘好产品图常常比边做边解决更复杂、更昂贵。指南针已替代地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都需要在广泛联系中动态发展，而不是静态的、按照最初设定的框架去发展，如果采用后者，那么被淘汰是必然的结局。
现在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基于长远和变化的思维模式，都具有乐于协助、寻求合作的特征，都更在意“整体”与“生态网络”，能超越只顾自己利益的“零和游戏”。企业更清晰地认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所有的事物都被联系在了一起，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言，“无限的游戏”需要更多人参与其中，使得游戏一直存续下去，因此人们彼此的联系会更加持久，互动会更多，也更需要共享。
这一切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人们基本世界观的改变，这既是德鲁克的观点，也是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依然沿用工业时代的世界观，那么就无法发展出面对现在，以及面向未来的战略，甚至会导致我们无法融入当下和未来。
马丁·海德格尔说过，人生在世的生活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叫作主体和客体，就是把人当成主体，把外面世界的万物当成客体，在这种方式里，人认为自己是主体，可以利用世间万物，可以改造自然、主导外物，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彼此外在的关系。另外一种叫作人和世界，人和世界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构成的关系，人构成世界，世界构成人，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这与王阳明讲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是非常相似的。
张世英先生认为，在“主客二分”中主体性的特点有三个：第一个特点是重视个人的独立自主，重视个人的主体性，即独立自主性；第二个特点是在思维方式上重理性分析，非此即彼，彼此分明；第三个特点是重个人的经验，此外也更强调超时空的抽象概念。
张世英先生同时认为万物一体也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重视群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第二个特点是在思维方式上重分析、重直观整体、崇尚由此及彼；第三个特点是比较重视现实的生活，不崇尚抽象的概念世界，强调精神和自然的所谓实际性的合一。
张世英先生特别强调网络世界到来后，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两种模式。网络世界里的微文化和微世界让个人与自我得到了充分表现，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思想、感情都可以在微世界里自由地表达，但是网络又不是个人主义，网络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大家互相依存。网络世界有两个特点，既强调个体的自我独立，又强调万物互联一体。也正是这两个特点，导致基本世界观的改变。
关于笛卡儿的哲学思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他的《第一哲学的沉思》（又名《形而上学的沉思》或《沉思录》）至今仍然是许多大学哲学系的必读书目之一。事实上，在过去的整个工业时代，我们基本上是按照笛卡儿的世界观来认知世界的。笛卡儿主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观点：第一，确立主体的独立地位，并建立主体与客体相对而存的“两分法”；第二，“主体同一性”假设，即“所有的主体都具有相同的心智框架”，因此主体之间是可以彼此“抵达”的。
笛卡儿在《谈谈方法》
中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永远不接受任何我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就是说要尽量避免鲁莽和偏见，只接受自己能判断得非常清楚和确定的，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真理。只要没有经过自己切身体会的问题，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都可以怀疑。这就是著名的“怀疑一切”理论。例如，亚里士多德曾下结论说，女人比男人少两颗牙齿，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可以将要研究的复杂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
第三，将这些小问题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
第四，将所有问题解决后，再综合起来检验，看是否完全，是否将问题彻底解决了。
按照笛卡儿的价值观去处理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我们形成了“整体即部分之和”的基本世界观，同时也有“部分决定整体”的内涵，这个基本世界观帮助我们通过识别、了解部分来获知整体。这种基本世界观，让我们特别关注各个部分的运动，关注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联。但是这种基本世界观也让我们默认了如德鲁克所说：“它暗含着整体行为取决于各部分的行动，暗含着除了部分之和及部分之间的结构与关系外，作为整体其实并无其他。”
在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中，这种观点被视为理所当然，也因此形成了我们对于感知外界环境变化的习惯，我们习惯于用笛卡儿的方法论，想办法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多个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然后综合成整体。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发现，整体依然居于核心地位，但是它不再是部分之和，不再能够通过识别、感知各个部分来加以认识。这有点像听音乐，单靠倾听单个音符根本无法感知旋律，构成整体的内容已经不再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相反，我们需要通过对整体的理解来认识部分，就如我们可以从曲调中辨明音符那样。这也就是张世英先生所说的，网络世界既强调个体的自我独立，又强调万物互联为一体。
在今天，“量子”一词被广泛理解，其价值正是因为调整了笛卡儿主义的认知。在“量子”的概念中，物质、能量、时间、距离、速度、方向等全都融入了一个单一的、不可分的过程。在量子力学里，当几个粒子相互作用后，各个粒子所拥有的特性被综合成为整体性质，就无法再单独描述单个粒子的性质，而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性质时，则称这种现象为量子缠结或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正如量子纠缠是一种纯粹发生于量子系统的现象，在经典力学里找不到类似的现象那样，在数字化时代，我们也无法沿用工业时代的认知来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
也许你也感知到了这种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们描述外部世界的语境发生了改变，“颠覆”“迭代”“融合”“跨界”“生态”等概念不再和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相关，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和模式，如果你想用原有的基本世界观去理解这些新概念，则会陷入一种混乱之中，这也是数字化时代到来，大量传统企业家陷入焦虑的根本原因。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心，同样需要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必须清晰地理解基本世界观改变所导致的根本性变化：企业不会再由其规模来界定，规模如果不能带来经营模式上的变化与创新，也就无法显现出规模的意义。
可以说，我们迄今为止依然思考、生活、行走在“笛卡儿坐标系”下，企业组织与战略依然在此框架之下，因为整体是部分之和，我们依然是以线性结构来界定行业和市场。但是，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虚实结合的世界、无限的游戏、不断进化的环境、改变的基本世界观不再有明晰的线性结构，也不再是连续和可预测的整体。因此，无论是企业的战略，还是产业的发展，以及组织的进化，都必然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