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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间，数字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在世界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创造着巨大的价值。然而直到今天，“数字经济”这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我们只能借助相关权威机构的解释，去勾勒它的概念轮廓。
作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2020年，中国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统计局在《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放眼国际，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参考了曼彻斯特大学发展信息中心的伯克特和希克斯的研究（也是国际认可度较高的定义），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三层：一是核心层，为数字产业［IT（信息科技）和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包括硬件生产、软件和IT咨询、信息服务业和电信业；二是中间层，为经济产出当中完全或主要来源于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商品或服务；三是广义的数字经济，指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所有经济领域的使用。联合国发布的报告对数字经济的数据测算主要取自核心层和中间层，也就是所谓的狭义数字经济定义。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数字经济视作一种数字技术集合，将其定义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在经济社会领域发生持续转型提升的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未来，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这一内涵将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从市场经济角度出发，认为数字经济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和网络运行相关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二是电子商务产业，三是数字经济使用者创造的数字媒体。
综观以上关于数字经济的表述，都离不开三大共性要素，这给了我们厘清数字经济核心要义的契机。第一，数字经济应包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大部分。产业数字化指通过数字赋能非数字产业，实现非数字产业的增值和效率提升；数字产业化指电子信息制造业、基础电信业、软件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致力于数字技术创新和产品生产的数字产业部门，不断实现产业规模化生产和发展创新。第二，数字经济应是一个软硬件相结合的生态体系，这一生态体系将伴随技术革命不断进行自我革新、扩展边界，并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及未来出现的新兴技术包含在内。第三，数字经济应以数据资源为核心生产要素。
回首过去，从20世纪90年代前后伯纳斯·李发明万维网的那一刻起，数字经济就开始陪伴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并迈过了快速发展的辉煌的30年。近年来，随着工具和载体的改变，数字经济从传统互联网时代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在这两个时代，数字经济所释放的红利主要为普通用户所享有；如今，伴随“移动互联网”红利期逐渐“退潮”，为了寻求更广大的受众群、实现惠及与覆盖更广泛的地区与行业，数字经济正在快步迈入有着广阔企业和政府市场的“云物大智链”时代，展现出赋能世界、改变全球的强大力量。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万维网在实验室中诞生，在政府、学界、商界“三位一体”的共同努力下，全球开始进入数字经济的互联网时代。
在万维网出现前的196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和学界是互联网技术得以发端的主导力量。最初，政府为了确保能在第一轮核打击下保持指挥权而建立了网络通信系统阿帕网，后为了支持更多计算机接入网络而进一步开发了TCP/IP（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和邮件系统，经过几年的发展，最终过渡到美欧学术界的整体计算机联网，一个软硬件相结合的互联网生态雏形也由此形成。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万维网被伯纳斯·李带到了这个世界，在互联网的浇灌下，商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那时的人们或许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2004年3G开始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商用，并吹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先声号角，到2021年的今天，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已达到46.6亿，占总人口的59.5%。
这一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四大驱动因素。
1. 政府主导下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
美国于1991年通过《高性能计算与通信计划》，拨款建设包括通信网络、计算设备等在内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在政府的号召及支持下，美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各国也纷纷效仿加大投入，从而为日后的普及奠定了硬件基础。
2. 个人计算机、芯片、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促进软硬件生态普及
1981年，IBM推出第一款个人现代计算机IBM5150；1983年，苹果公司推出第一个可视化操作系统Lisa；1985年，微软发布Windows系统，大幅降低了计算机的使用难度，促进了普及率的快速提升；20世纪80年代开始微软和英特尔的强强联合有效地推动了个人计算机性能的提升，随着硬件技术和操作系统的成熟，个人计算机开始广泛普及；1993年，第一款面向普通用户的浏览器Mosaic被开发并普及；1994年，第一个门户网站雅虎诞生；1995年，亚马逊网上书店诞生后，以浏览器、门户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应用程序开始快速普及。
3. 标志性互联网企业的诞生
互联网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企业包括：1976年比尔·盖茨成立的微软公司，1994年互联网浪潮最具标志性的Netscape（网景浏览器）普及，1995年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杨致远注册成立的雅虎公司，1998年诞生的谷歌公司。
4. 资本市场的强力助推
1995年，网景公司上市，当日市值达到30亿美元，掀起了互联网企业商业化的新开端。由于当时的初创互联网企业没有正现金流，无法靠传统方法估值，投资人一度将网页点击量引入财务估值模型。1999年，美国风险投资（以下简称“风投”）规模较前一年增加超过90%，次年的规模突破了1 000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是针对互联网企业，许多初创企业得以快速发展，进一步繁荣了互联网生态。
中国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追赶的姿态，发展轨迹呈现出“跟随者+微创新”的特征。1993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三家机构为发展高能物理，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自此揭开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帷幕。1995年创办的瀛海威公司借鉴了美国在线公司的商业模式，采取“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CP（网络内容服务商）”的混业模式，后结合我国国情进行调整，转变为专营ISP，并与中国电信紧密合作。2000年以前，中国互联网处于门户时代，人民网、新华网、网易、搜狐、新浪等当下知名的主流门户网站纷纷问世，这批公司借鉴了美国雅虎的门户网站模式，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了庞大的编辑队伍，创造了海量内容，成为行业领头羊。2000年，新浪、网易、搜狐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创造了中国互联网门户时代的巅峰；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1998年创立的腾讯，1999年创立的阿里巴巴和2000年创立的百度，分别成为社交、电商和搜索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巨头，引领了此后10年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浪潮。
很明显，虽然互联网技术整体是一项舶来品，但其在中国本土化实践的过程中，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初步显示了数字经济本身能够轻易跨越国界、赋能发展的优良特性。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在这一时期末，根据德利斯和帕特里克发表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杂志上的文章，201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就达到了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经济规模的4.5%。同年，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全球有20亿人“触网”，互联网渗透率达到29%。
2009年，苹果iPhone 3GS手机发布，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与互联网时代全球各国各自为营、竞相发展的局面不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国政府和企业界开始同心协力，带领世界加速迈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从3G到4G，各国从标准制定到下发牌照，再到开始商用的时间间隔大幅缩短。3G标准于2000年颁布，日本于次年就投入商用，欧洲则于2004年投入商用，美国于2007年开始投入商用，而中国则于2009年开始投入商用；4G标准于2010年底颁布，日本和欧洲的主要国家在当年即投入商用，美国和中国分别在2011年和2014年投入商用。投入商用的时间间隔缩短，意味着技术成熟进度的大幅加快，移动互联技术呈现出类似加速进化的优势特征。另一方面，以谷歌和苹果为代表的软硬件厂商积极创新，不断构建和完善智能手机生态，为移动互联技术搭建起了一个真正能够发挥所长的“舞台”：谷歌于2008年发布安卓系统，苹果于2009年发布iPhone 3GS，标志着智能手机真正化身为“能打电话的智能终端”，智能手机开始逐渐代替功能手机，并快速普及。这一时期，由四大驱动因素构成的完善生态，促进了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1. 智能手机硬件的快速普及和性能提升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国际数据集团旗下子公司）发布的统计数据，全球智能手机的年出货量从2010年的3亿部到2016年的15亿部。2021年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数达到38亿，渗透率达48%（见图1.1）。在性能方面，高通芯片的显卡性能测试从2014年“骁龙810”的25帧到2021年“骁龙888”的175帧，提高了6倍多。
图1.1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和用户数
2. 基础设施的完善，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资费的下降
根据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4G覆盖率从2015年的8%快速增长到2019年的52%，预计到2025年，4G和5G将覆盖全球78%的人口；各国数据流量资费快速下降，以新兴市场为例，各国数据流量占收入的百分比已经从2015年的1.3%~3.9%下降到2017年的0.4%~1.3%（见图1.2）。
图1.2 世界移动通信技术覆盖率占比和新兴市场各国数据流量占收入的百分比
3. 应用程序开发生态的完善和发展
2008年7月，苹果应用商店Apple Store上线，最初的Apple Store仅搭载了500款App（应用程序），逐步完善的商业模式和日益庞大的用户数量为其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到今天，Apple Store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平台之一，上面已经有超过200万款App。据估计，自2019年4月以来，iOS（苹果公司开发的移动操作系统）应用经济已经为社会创造了近3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并为全美50个州超过210万个工作岗位提供了支持。
4. 资本市场的积极助推
全球互联网风险投资金额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00多亿美元发展到2015年第三季度的超过400亿美元。大量资本的涌入进一步加快了技术和应用程序的开发（见图1.3）。
图1.3 2010—2017年全球互联网领域风险投资变化情况
这一时期，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开始追赶国际先进水平，逐渐从“跟随者”向自主创新过渡，并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移动互联网。2010年小米公司成立，2011年微信发布，这两大标志性事件引领了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硬件和软件的迅速普及，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移动互联网软硬件生态。当然，这离不开政府主导下的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在2008年底，中国移动上网用户数为1亿，到2010年，这一数据达到3亿，到2015年，中国移动上网的人口渗透率已经达到90%，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沃土（见图1.4）。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大量互联网企业成功实现了移动化转型，并与腾讯、百度、京东等科技企业一同发挥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建立起一个拥有超过400万款App的移动应用程序生态，
腾讯、台积电和阿里巴巴更是跻身2021年中美科技企业市值前十位，是除美国企业之外，仅有的三家外国企业。短视频、共享单车和直播电商等创新模式也是率先在中国出现，进而传播到世界的。
到2020年，移动互联网在中美等领先国家的发展红利见顶，增速出现下滑。以中国为例，根据QuestMobile（北京贵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统计，2019年11月，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数达到11.4亿，增速已降至0.7%，2019年，月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超过6小时，但整体增速也已经降至10%以下，逐渐进入存量市场的状态。领先的移动服务供应商逐渐转向布局海外市场，更多的服务商则将注意力从C端转向B端和G端的广阔市场。
图1.4 中国移动上网人数及渗透率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院士在2013年8月中国互联网大会上提出来的“大智移云”概念，将“云物大智链”时代定义为在移动互联网充分发展的背景下，综合使用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促进产业互联网变革发展的时代。这一时代从2013年开始，数字经济的内涵从To C互联网向To B互联网和To G互联网拓展，极大地拓宽了数字经济的边界。
移动互联网时代奠定了“云物大智链”时代软硬件规模的基础，政府作为主要力量揭开了序幕。移动互联网时代将大量的人和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从2007年的不到10亿台，到2018年底全球联网设备数量达到220亿台，其中，企业的联网设备占比过半。
2012年，通用电气公司在《工业互联网：打破智慧与机器的边界》中提出了“Industrial Internet”（工业互联网）的概念，随后，这一概念逐渐开始广泛传播。2012年，美国政府启动大数据规划，2015年，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2014年，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的概念；2014年，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院士提出了“产业互联网元年”的概念，与面向C端的“消费互联网”相对。多国政府的共同宣言标志着“云物大智链”时代的开启。
由于政府和工业部门复杂的内部组织，政府的引导一直是“云物大智链”时代数字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与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类似，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软硬件生态的普及都有效地推动了“云物大智链”时代的发展。此外，软硬件成本的下降也是重要的因素，相比10年前，传感器价格下降了54%（见图1.5），联网处理器价格下降了98%，带宽价格下降了97%。与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类似，软硬件协同、政企结合的完善生态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驱动因素。
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相互协同，共同实现To B互联网和To G互联网的赋能。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接入海量设备，实现大量B端和G端运行与检测数据的融汇，积累了大量需要存储、传输和运算分析的数据，这就需要云计算来负载如此大的算量，实现数以万计的企业乃至产业链之间的互联。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海量数据进行学习和优化，逐渐实现工厂生产、管理、采购、物流和销售全流程的自学习、自执行、自组织。区块链技术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数据的一致存储，并使其难以被篡改，可以加快工业企业内部的生产流程管理、设备安全互联、打通数据孤岛，助推在工业企业之间实现产业链协同。
图1.5 全球传感器价格大幅下降
在这一阶段，中国凭借广阔的应用空间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在“云物大智链”领域孕育出了大量创新成果，和美国一道重塑了这一时代的“双寡头竞争”格局。以人工智能为例，因芯片算力的增速逐渐放缓，场景数据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点。微软公司前全球副总裁李开复评价道：“当今的AI（人工智能）应用更依赖于数据而非研究，而中国在发展AI方面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在人力、创新、资金和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AI应用发展前景可期。”百度、科大讯飞、商汤科技等一批人工智能企业纷纷就垂直产业的数据资产和场景与中国产业界的龙头企业合作，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受政策支持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根据BCG（波士顿咨询公司）统计，2016—2020年，全球“云物大智链”领域以12%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长，其中，云计算和物联网领域更是独占鳌头，2020年的市场规模超过万亿美元（见图1.6）。
图1.6 全球“云物大智链”市场规模
近30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但在全球范围内，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具体表现为涵盖中美两大经济体的亚太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最为迅猛，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非洲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较小，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从发展模式上看，各国基于不同的数字产业基础和数字化转型诉求，采取了4种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长期投入技术创新和ICT基建的数字经济先锋（美国与中国），还是战略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经济体，大部分经济体近年来都加大了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的力度，进而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参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信通院”）的数据，2019年，全球47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的数字经济产业规模达31.8万亿美元，占相应国家GDP的41.5%，2016—2019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5.6%（见图1.7）。这体现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和中低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增长动能更足两大特点。
图1.7 全球47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的数字经济产业规模
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情况较为明显，非洲地区数字经济规模明显落后，乡村地区网络渗透率远低于城市，显示出以非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乡村地区的巨大发展潜力，这些地区将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场。2019年各大洲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如图1.8所示。
图1.8 2019年各大洲数字经济产业规模
中低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增长动能更足，数字经济将成为缩小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促进全球公平的重要抓手。全球应当紧抓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全球数字经济增速与GDP增速如图1.9所示。
图1.9 全球数字经济增速与GDP增速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与不平衡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各国的数字产业基础，包括ICT基础设施、科创研发投入、数字生态闭环、多元扶持基金、数字化人才等；二是数字化转型诉求，包括数字化战略路线图、不同客户端的场景需求、转型升级意愿等。我们将其划分为四种发展模式（见图1.10）。
图1.10 数字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
1. 数字经济先锋模式
采取这类模式的经济体较早开始从国家层面部署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拥有完善且持续领先的ICT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丰富且创业投资体量巨大。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美国与中国保持着领先地位。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两国占全球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全球公共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全球70家最大数字平台公司市值的90%。
美国方面：依托政府的长期鼓励和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以“双腿模式”打造数字经济全球领导地位。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力鼓励和支持数字经济发展，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出台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奥巴马政府实施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特朗普政府颁布的《国家网络战略》等，都明确了美国对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截至2020年上半年，美国以拥有5 033个数据中心的绝对实力称霸全球，2020年全年累计在ICT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超过1.5万亿美元。在国家政策鼓励、资金保障和科研人才充足的前提下，科创企业有着极佳的，持续朝着尖端科技创新领域迈进的生存土壤，仅2020年，全美科创企业的研发总投入就达到1 771亿美元，占全球科创企业研发总投入的一半以上，是全球领先技术的前沿阵地。美国是唯一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了用“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两条腿走路的国家，在北美市值前15的互联网企业中，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企业数量相当。产业互联网的优势更能体现在细分领域，在各垂直行业（如金融、医疗、零售、物流等）和业务领域［如财务、CRM（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共享管理等］都能孕育出若干专业小巨头。
中国方面：立足消费互联网，借助国家战略与产业基础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在早期，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优势，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据中国网络信息中心数据，2005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突破1亿大关，两年后达2.53亿，普及率近20%，此时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网络大国；2010年底，网民规模达到4.57亿，普及率攀升至34.3%，超过美国和日本网民数量的总和；2013年底，网民规模进一步扩大到6.18亿，普及率为45.8%。庞大的网民群体推动了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电子政务、网络游戏、互联网金融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但在核心技术产业互联网方面，我国仍有不少空间等待挖掘。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前瞻性地谋划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先后出台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性文件，为推动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制度保障。
2.数字赋能标杆模式
采取这类模式的国家凭借自身在产业领域方面的优势，或在数字经济顶层的集中部署，进而确定了其在数字经济领域中某一细分领域的标杆地位，德国与英国就是此类模式国家中的佼佼者。
德国依托强大的制造业优势，引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德国政府在《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中明确提出工业4.0是十大未来项目之一。该项目由德意志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联合资助，投资额预计达2亿欧元。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及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及商业伙伴。德国工业4.0概念的提出为处于瓶颈状态的工业制造业指明了方向，帮助企业结合数字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向智能制造方向发展。然而，近年来受人才短缺、基础设施滞后等影响，与美国、中国、新加坡等相比，德国数字经济发展呈落后状态。2018年，德国信息技术专家岗位空缺达8.2万个，2019年，空缺大幅扩大到12.4万个。人才极为短缺严重阻碍了德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拖累了德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另外，德国基础设施薄弱，截至2017年底，德国使用光纤网络的互联网用户占比仅为2%，不到OECD成员平均值的1/10，网速只到达了OECD成员的平均值。
英国持续完善“数字政府即平台”建设，引领全面数字化转型。英国基于“数字政府即平台”理念，持续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英国于2012年颁布《政府数字化战略》、2014年实施《政府数字包容战略》、2015年启动“数字政府即平台”计划，这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助推英国政府获得2016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评估第一名，成为全球表现最为卓越的数字政府。在英国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中，“数字政府即平台”战略既是指导思想，又是核心内容。就英国的实践环境而言，该战略具体是指政府数字服务组提供的通用共享平台设施，以及内阁组成部门或者第三方在平台上开发的附加应用，共同推动以平台为基础的政府数字化转型。2017年英国出台了《政府转型战略（2017—2020）》。该战略明确指出政府以民众需求为核心，不断解决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完整的数字化路线，以提升用户体验、提高工作效率，这将使英国民众、企业和其他用户都能够享受到更优质、更可靠的在线服务。这是英国就政府转型做出的系统性安排，力图寻求建立一种“全政府”的转型方式，旨在向英国民众提供世界一流的公共服务，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进程。
3. 数字经济探路模式
此类国家在拥有顶尖的信息科技产业的基础上，通过实施跨行业合作，进一步撬动数字经济转型动能，代表国家有芬兰。
芬兰是世界上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和使用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数字化芬兰”已经被纳入芬兰政府的发展战略框架中，研发机构、政府、企业等在此框架下将众多领域进行整合，制定出建立数字社会的发展步骤，从而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数字经济体，在所有商业领域，如5G、6G（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及各个智能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主要得益于芬兰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研发方面不遗余力地投入大量资金，芬兰的科技投入占GDP比重高达3.5%，远高于欧盟不到2%的平均水平，位居世界第三。任何一个有潜力的创新项目都有可能获得支持。这就使得仅有500多万人口的芬兰，成功构建了门类齐全的ICT生态系统和清洁技术生态系统。依托自身强大的技术实力与良好的科创环境，芬兰正积极配合欧盟“单一市场计划”挖掘本土及欧盟更多的数字化场景，该项目计划投资40亿~60亿欧元，建立统一的数据市场，释放被尘封的海量数据，实现数据在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以及在产业、学术、政府等多部门的共享。
4. 数字鸿沟弥合模式
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经济战略布局起步较晚，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或区域内数字化程度差异较大，但近年来也纷纷出台了相关政策投入数字化浪潮之中。
印度在2015年才推出“数字印度”计划，涉及普及宽带上网、建立全国数据中心与促进电子政务这三个方面；巴西在2016年才颁布《国家科技创新战略（2016—2019年）》，将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列为其优先发展的11个领域之一；俄罗斯在2017年将数字经济列入“俄联邦2018—2025年主要战略发展方向目录”，并将其编制为《俄联邦数字经济规划》。
从上述四种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直观的结论：数字经济要实现发展，政策往往比技术先行。事实上，大量实践证明，尖端技术是实现有效发展的前提，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和人才智力支撑。技术成熟后的商业价值实现，也离不开来自政府的大力推广和采购应用，因为尖端技术很难从一开始就覆盖全面，这一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的普及过程，正是行政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所在。从这一点来看，持续加快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是实现数字经济长足发展的重中之重。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路径是如何生动诠释上述结论的。
中国的数字经济从互联网时代就开始不断追赶国际先进国家，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初步赶超，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中仅次于美国。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38.6%，
比2016年的数字经济规模和GDP占比均明显提升（见图1.11）。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奇迹”，离不开其强大的内生动力加持：一是政府积极投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两大红利叠加，技术普及速度不断加快；三是人口红利和流量红利大，催生出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分数字经济产业；四是全球领先的平台型企业集群不断涌现并引领整体发展。
图1.11 2016年和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及GDP占比
1. 政府积极投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出台多项高能级的数字经济发展支持政策，为全国数字经济营造了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同时也在积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统计，“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光纤宽带用户占比从2015年底的56%提升至2021年的94%，千兆光网覆盖家庭超过1.2亿户，4G基站数量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
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两大红利叠加，技术普及速度不断加快
中国的PC（个人计算机）互联网时代起步相对较晚，但移动互联网起步较快，根据CNNIC统计，“十三五”期间，我国网民数量从6.88亿增长至9.89亿，5年增长了43.7%，保持了极快的发展速度。从3G到4G，中国从标准颁布到商用的间隔期从9年缩短到4年，与世界其他领先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
3. 人口红利和流量红利催生特色细分产业
根据CNNIC统计，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9.89亿，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网民总量的1/5，移动支付、社交团购和直播带货都是在这个巨型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发展出来的特色细分产业。
4. 涌现出众多全球领先的平台型企业
微信、阿里巴巴、美团等互联网平台，凭借自身的市场规模的优势成长为全球生态最复杂、规模最大的平台之一。仅微信一家，月活用户数就达到12亿。
当前，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将有效支撑中国适应新常态，应对新挑战，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上，新旧动能的转化意味着需要从原来的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在互联网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凭借软硬件生态的普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政策的引导和资本的投入实现快速发展，未来，世界数字经济又将依靠哪些驱动因素实现进一步发展？
过去30多年，中国凭借政策支持力度大、技术普及速度快、人口规模大、平台型企业群体优秀四大优势成长为全球数字经济大国，伴随着移动互联网从增量市场转为存量市场，仅政策支持力度大和技术普及速度快这两大优势会继续保持。面向未来，在“十四五”这一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机遇期，面对诸多数字经济发展的挑战，应把握数据要素化、技术普及化和产业转型升级三大机遇，实现加速发展。
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20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外公布，明确将数据定义为生产要素，未来，数据将发挥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同等重要，甚至更大的作用。
中国拥有丰富的数据资产，可以将其用于数据分析和提升企业效率。根据IDC发布的《数据时代2025》，2025年全球产生的数据将从2020年的64ZB增长到180ZB，增长近三倍。在2018年，中国数据占全球数据的23%，首次成为世界数据储量第一的国家（见图1.12）。
图1.12 2020—2025年全球新产生数据量及2018年大数据储量地区分布情况
当前以互联网行业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产业已经在积极使用数据推动技术进步，提升产品和服务水平，发掘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新需求。数字内容企业通过海量多维用户数据为C端用户贴标签并进行消费者画像，开发人工智能推荐系统，为消费者提供千人千面的短视频智能推荐；电商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搭建海淘产品的多环节溯源体系，使整个体系公开透明、无法篡改，打造了销售正品的品牌形象。
在非数字化产业中，企业应用数据资产的意愿很强，但当前进行分析的企业和使用的数据量的比例都很低，提升空间极大。已经应用大数据或计划在一年内应用大数据的企业占比达到58%，但是中国数据资产的利用率暂时不高，仅有1%的数据储量被企业所利用。
根据一项关于企业经营数据利用情况的调查，33%的中国企业利用了可用数据，仅略高于32%这一世界平均值，可用于提升运营效率的空间很大。
近年来，全球各国越来越关心隐私保护，密集出台相关数据合规与治理等政策，为数据要素化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创造出良好的治理环境。例如，中国政府在201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21年4月颁布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2021年6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2021年8月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共同构成了完善的数据要素化保障。
过去，ICT技术的普及推广，为数字经济发展和生态搭建奠定了基础。以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根据工信部统计，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移动通信基站个数从111.9万增加到841万，仅2018—2019年就建设4G基站182万个，形成了覆盖广度和深度均为全球第一的移动网络（见图1.13）。智能手机出货量也快速增加，从2012年的2.1亿部，连年上升到了2016年的4.7亿部（见图1.14）。同时，国家积极推动三大运营商的手机上网资费下降，根据CNNIC数据，实现移动宽带平均下载速率提升约6倍，手机上网资费水平降幅超90%。用户月均使用移动流量达到7.2GB，为全球平均流量的1.2倍。在5G时代，截至2021年7月14日，我国已累计建成超91.6万个5G基站，
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
未来，在国家的ICT基建投资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以“云物大智链”为代表的新ICT技术将会加速普及，并有望带动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到“十四五”时期末，我国“新基建”直接投资额将达10万亿元，带动投资累计或超过17万亿元，其中投入使用的数据中心机架数量年均增速达到36%，到2019年规划在建数量达364万，超过实际投入使用的机架规模（见图1.15）。
图1.13 中国移动电话和4G基站数量
图1.14 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
图1.15 2016—2019年中国数据中心机架规模
“云物大智链”时代以来，数字经济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具体体现为产业数字化的占比在数字经济中节节攀升，这一比例从2005年的49.1%一路上升到2020年的80.2%，产业数字化在整体数字经济中越来越显示出其举足轻重的地位（见图1.16）。
中国当前正处于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若干关键挑战。
从内部看，目前，中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2019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刚刚超过1万美元，正处于跨越高收入国家标准（1.2万美元/年）的阶段。从2010年开始，中国GDP增速持续下行，急需新的增长动能（见图1.17）。同时，中国正在由原先粗放式、总量式的高速增长逐渐向以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以芯片为代表的关键零件国产化之路漫长，低端无效供给过剩与中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挑战持续存在。
图1.16 2005年和2020年数字经济拆分
图1.17 2010—2020年中国历年GDP增速
从外部看，外部环境不稳定，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新冠肺炎疫情时有发生。在不确定性增强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提升，急需深化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促进国内资源的整合。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经济将会有效助力三次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从农业看，中国农业长期面临产业环节分散，集中度和标准化程度低的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农业的规模增长和实现经济回报，进而导致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普及率和信息化程度处于低位。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云物大智链”在农业中的普及应用，将有机会实现农业种植的科学化、农业经营的现代化、农资采购与产品销售的线上化，进而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全产业链环节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回报率的提升。
从工业看，中国工业当前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具体体现为低效产能过多和高质量产能紧缺，在综合成本持续上升的前提下，急需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工信部在2018年筛选出了305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经过数字化改造后，这些项目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了37.6%、能源利用率平均提升了16.1%、运营成本平均降低了21.2%、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了30.8%、产品不良率平均降低了25.6%，工业的数字经济转型将有助于实现全方位的运营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实现收入提升与成本节降。
从服务业看，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2018年，我国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已接近50%，数字经济的渗透率明显高于农业和工业，数字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服务业和工业逐渐呈现融合化发展趋势，工业互联网领军企业通过数据积累，打造以服务为核心的平台生态，服务业领军企业也通过向上游延伸提供服务型制造；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扩大应用范围，重构数字服务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急需通过数据化水平的提升，实现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的提升。数字经济的改造将有效提高服务业的技术附加值，促进其产业链的延伸并提升收入，进而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格局下扭转我国的贸易逆差，实现产业的全面提升。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数字经济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成为所有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的关键。无论是产业数字化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数字产业化技术变革催生的诸多新兴市场，还是因经济范式重构而释放的社会价值红利，都将成为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助力。数字经济，未来可期。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透视产业数字化潜藏的巨大机遇。
在宏观层面，产业数字化能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产业数字化将全面改变当前供给端低端产能过剩的现状，实现低端产能的质量提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数字化背景下，农业和工业将在数据充分沉淀分析的基础上，打破行业边界，融合发展，整体提升行业附加值。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将整体支撑中国走向高科技含量、高创新密度、绿色集约式发展，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在中观层面，产业数字化将有力打造高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的产业链和集群，促进行业的链状和网状协同，催生并把握新的产业机遇。以产业链核心环节和龙头企业为重点，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标杆建设，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全产业链和整个集群的数字化转型。在多条产业链和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化程度提升的基础上，促进各链条和环节的行业知识交流与结合，实现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业务流高效协同，提升整体产业链的配合度和韧性。进而在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催生并把握新的产业。
在微观层面，产业数字化将充分发掘企业数据资产价值，深度重构企业的商业模式，实现整体的降本增效。有效改变我国企业数据资产多但利用率不高的现状，真正将数据作为提升运营效率的新认知和新手段。在全面提升效率的基础上，促进企业商业模式的进化和提升，发掘新的收入来源，寻找成本节降空间，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变革，放大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
从内部来看，数字产业化将推进持续创新，不断转化新的科技成果，发掘新的需求并催生新的市场机遇。数字产业一直是近年来创新强度最高的领域之一，院校和企业的科技研发要素投入密度高，成果丰硕，数字产业发展应保持创新，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云物大智链”等新技术的应用和商业化将有利于催生新的产业需求，正如5G为集成电路产业，短视频为文化娱乐产业，带来了新的机会和空间，诞生了新的市场，因此，应当把握新的技术发展浪潮，放大潜在的市场潜力。
从外部来看，数字产业化将有力保障产业数字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解决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基础电信、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数字产业是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关键支撑，与传统产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展将有效支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一方面，数字产业在过去已经有效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向知识密度更高、附加值更高的阶段迈进。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显著提升，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约2亿个，占当年总就业岗位数的1/4。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将有效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数字经济将带动经济范式改革，引入并强化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建设地理分布更广阔，知识共享更全面的经济范式。从农业社会人类以利用铁制农具集中开发土地资源为特点的体力劳动，发展到工业时代利用高效率工业机器和多种综合资源开展脑力、体力相结合的集中生产阶段，在信息技术革命乃至未来的工业革命中，数字资产将会成为与土地、资本、人力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数字经济将从资本、劳动、生产资源等方面重构经济范式，人类将凭借丰富的知识储备，在更分散和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实现跨时空的共享协同创新工作，更高效地创造经济价值，进而引发前所未有的经济范式变革。
数字经济将深度实现社会价值，助力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消除数字鸿沟，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早日实现。一方面，随着“云物大智链”的普及，数字经济及其产业链的碳排放呈指数级增长，领先的数字经济企业已经陆续开始制定路线图，带头实现全产业链的净零排放；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将通过智能化手段有效帮助建筑、能源等领域降低水、煤、电等资源的消耗，推动碳中和的早日实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的应用，将通过自动化等手段，用机器代替人类完成任务，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将通过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信息流通和治理水平提升，全面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助力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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