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批判地吸收西方战略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一节里，我想着重讲一讲为什么在研读《孙子兵法》以前，我们必须要首先了解西方战略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思想很深刻，中国古代的军事著作和战略著作也很多，远胜过同一历史时期的西方世界。这种情况和我国古代战争频发、中国人的战争经验非常丰富有关系。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26世纪“神农氏伐斧燧部落”之战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我国一共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6000多起，约占同一历史时期世界上发生战争总数的1/3。而且，中国人很注意总结战争经验，现存有兵书目录3380余种、23503卷，留下的兵书达2308种、18567卷。其中，《孙子兵法》就是我国兵书的杰出代表，一直得到世界各国军事学家和战略学家们的好评，例如，英国现代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这样说：“《孙子兵法》是一部研究战争的最早的军事名著。后来的军事著作无论在内容的丰富程度上，还是在对问题分析的深度上都未能超过它。这本著作堪称兵法之精华。在过去所有军事思想家中，唯有克劳塞维茨可以与孙子相提并论。然而，克劳塞维茨著书立说的时间虽比孙子晚二千余年，但他在观点上却比孙子落后，而且有些观点已经过时。相比之下，孙子看问题更加敏锐，更加深刻，他的学说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作为中国人，知道外国人对《孙子兵法》有如此高的评价当然会很高兴。可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中西的军事、战略著作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孙子兵法》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

那么，《孙子兵法》的长处是什么呢？

与同一历史时期西方古代的军事著作相比较，《孙子兵法》有“言简意赅”“词约意丰”的特点，它的哲理性很强，有很强的整体性思维和辩证思维。《孙子兵法》全书只有中文6000字左右，但它却以这样小的篇幅，总结了中国古代社会里非常丰富的战争经验，从中提炼出许多正确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例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等等。这些战争指导规律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对于指导现代战争仍然有科学意义。而与《孙子兵法》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西方古代军事著作的哲理性就比较弱，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长征记》等，这些西方古代的军事著作只是以记述战争过程的方式，间接地反映西方古代军事思想和战争指导规律，简单地记述打仗的方法和一些军事技术知识，理论性不强。

而《孙子兵法》的短处又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孙子兵法》毕竟产生于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如果把它与产生于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西方近代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军事著作、战略著作，例如《战争论》和《战略论》相比较，那么，可以发现，《孙子兵法》的哲理性虽然很强，有很强的整体性思维和辩证思维，但是，其中有许多关键性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又具有“混沌性”“模糊性”“比喻性”和“猜测性”的缺点。《孙子兵法》中的分析思维、逻辑推理少，而“象术推理”多，不像西方近现代的《战争论》和《战略论》那样概念明确、范畴清晰，逻辑推理比较严密。

例如，《孙子兵法》中的“兵”字，就是一个含义模糊、混沌、有整体性的大范畴、大概念。在《孙子兵法》中，一个“兵”字既可以指兵器、武器、武装（weapen），又可以指士兵、军人、军队、军事（soldier,soldiery,military affairs）；既可以指“兵法”即西方人所说的“战争艺术”（art of war），还可以指“战争”（war）甚至“大战争”（grand war）。像《孙子兵法》中第一篇《计》里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的“兵”，指的就是“战争”；可是，在同一篇《计》中所说的“兵者，诡道也”的“兵”，指的就是“兵法”或西方人所说的“战争艺术”。《孙子兵法》中这种关键性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模糊、混沌、有整体性的情形，给《孙子兵法》的研读者带来不少困难，也是使历代《孙子兵法》研究者产生种种学术意见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情形在西方军事著作和战略著作中就很少见，我在以后讲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时，大家会了解到，西方近现代的军事著作和战略著作里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就被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条分缕析，推理严密，与《孙子兵法》大不相同，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再者，与一些概念、范畴和原理具有整体性、模糊性、混沌性的特点有关系，《孙子兵法》由于产生的年代很早，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它对一些战争原理和战争指导规律还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分析、解释和说明，所以，只能借助一些自然现象作比喻，进行所谓的“象术推理”。

例如，孙子在《孙子兵法》的第六篇《虚实》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孙子在第五篇《势》中说“任势者，其转木石”。在这两段话里，孙子的本意是想用“虚”和“实”这一对概念，说明统兵之将在同敌人作战时，必须集中自己一方的兵力，以强大的“实”有兵力，去攻击敌人的“虚”弱兵力，而不可以在自己兵力“虚”弱的情况下去攻击敌人，就像“水”总是“避高而趋下”那样。同时，孙子又用“任势”来说明统兵之将必须把自己已有的兵力，与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像“转木石”那样主动、灵活地对付敌人，最后战胜敌人。可是，因为在孙子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军事学术界还没有“集中兵力”和“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样的科学概念，所以，孙子只能借助“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和“转木石”作比喻，用“象术推理”来表述有关的作战方法和战争指导规律。

总而言之，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那样：“古代的辩证法带有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 我国学术界早已达成一种共识，即《孙子兵法》从哲学的角度考察，还属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原始的辩证法阶段，其内容总的看来还不是完备的军事理论和战略理论。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类的战争和战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其实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起初就像一个孕育在母腹中的胎儿，脱离母体以后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人体。如果把西方近现代的战争和战略理论看作是一个比较成熟、已经长大成人的“人体”的话，那么，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里的内容，就像是还孕育在母体中的一个“胎儿”。在这个“胚胎”中，人体的各个器官都存在，可是，都不像已经脱离了母腹以后长大成人那样，人体的各个器官、人体的各个部分都分化得很清楚，发育得很完整、很成熟……所以，我认为，中国古代《孙子兵法》和西方近现代军事著作中的战争和战略理论的区别，不仅是中西之别，也是古今之别。

中国古代《孙子兵法》和西方近现代军事著作中的战争和战略理论之区别，很像西方古代的希腊哲学和欧洲17—18世纪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之间的区别，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恩格斯在他撰写的《自然辩证法》中，曾经深刻地论述过古代希腊哲学和近代欧洲形而上学哲学各自的优势和缺点。

恩格斯说：“希腊哲学。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

在我所引用的上面这段话中，恩格斯的意思是：古代的希腊哲学和近代欧洲的形而上学哲学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陷。因为希腊哲学是希腊人对自然界整体进行“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所以，希腊哲学的优点是有“整体性”和“辩证性”，“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能够反映“自然现象的总联系”和自然界中的辩证关系，这是希腊哲学胜过欧洲近代形而上学哲学的地方。可是，与此同时，因为希腊人只是局限于对自然整体进行“直接的直观”，“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有重整体而轻细节的问题，所以，在观察和考察自然界中的“细节”方面又不如欧洲近代的形而上学哲学，这是希腊哲学的缺陷。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进步和深入，希腊哲学必须让位于欧洲近代的形而上学哲学。然而，后来的欧洲近代形而上学哲学虽然注重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分析，在对自然界的“细节”理解上比希腊哲学要正确些，这是欧洲近代形而上学哲学的优点，可与此同时，欧洲近代形而上学哲学又有轻自然界的整体联系的缺陷，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不像希腊哲学那样具备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

与恩格斯所论述的希腊哲学与欧洲近代形而上学的优点和缺点相类似，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和西方近现代的战争和战略理论也各有各的优点和缺陷。《孙子兵法》的优点是“言简意赅”“词约意丰”，哲理性强，有很强的整体性思维和辩证思维；它的缺点则是许多概念、范畴和原理有混沌性、模糊性和比喻性，而不像西方近现代军事著作和战略著作中的概念、范畴和原理那样分化得比较清楚、明白，逻辑推理严密。而西方近现代的战争和战略著作如《战争论》和《战略论》恰恰相反，虽然《战争论》和《战略论》等西方近现代战争和战略著作中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比较清楚、明白，逻辑推理严密，在理论的细节方面优于《孙子兵法》，可是，在反映战争和战略的整体和辩证关系上又有片面性的缺陷，不如《孙子兵法》全面、正确。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有必要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在比较中考察西方战略理论和《孙子兵法》各有什么长处、各有什么短处，从而，一方面发扬其中的精华，另一方面摒弃其中的糟粕，提取其中科学的战争和战略理论，以便为我们当前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服务。

具体说来，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研读西方战略著作与《孙子兵法》，大体上应当采取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必须首先把西方近现代的战争和战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搞清楚，因为西方近现代的战争和战略理论中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清楚明白，逻辑推理严密，在理论的细节上胜过中国的《孙子兵法》，不像《孙子兵法》那样有理论模糊的缺陷。

第二步，用西方战争和战略理论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战争论》《战略论》和《大国的兴衰》中的有关理论，来和《孙子兵法》中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辨析西方战略理论与《孙子兵法》之间的异同，考察两者之间有哪些大体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第三步，只有一方面立足于西方战略理论，比较《孙子兵法》中的内容，另一方面又立足于《孙子兵法》比较《战争论》《战略论》和《大国的兴衰》中的相关内容，我们才能够深入到西方战略理论和《孙子兵法》战略理论的底里，把握西方战略理论和《孙子兵法》战略理论的一致之处和本质区别，从而对西方战略理论和《孙子兵法》都作出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准确和科学的评价，进而总结出整个战略学发展的规律。

讲到这里，我想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应当引起大家注意，那就是至少从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学习、研究和使用战略理论，固然是立足于中国的传统兵学，但是，更多地是从学习和接受西方人的战略理论开始的。

具体地说，虽然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早就有“战”“略”二字，但是，长期以来，“战”“略”这两个字在中国一直没有联系起来使用过。在讲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战略”意思时，中国古人通常用“兵略”“韬略”“方略”等词语来表达。这种情形直到3世纪西晋时期一个名叫司马彪的人，才第一次把“战”和“略”两个字连起来使用，写了一本名叫《战略》的书。但很可惜，司马彪《战略》这本书已经失传，其中的零星内容只见于《三国志》和《太平御览》等文献中。

到了清朝末年，就像日本人把西方的“philosophy”引进我国，取了一个中文名称叫“哲学”一样，他们也把西方的“strategy”这个概念翻译成中文“战略”，把西方近代的战略理论引进了我国。自从1908年起，我国当时的陆军预备大学堂开设了《战略学》课程，课程的内容就是西方的战略理论，讲的主要内容是德国近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而不是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这种情况说明，从近代以来，西方的战略理论已经在中国军事学术界处于主导地位。

在我国第一次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分别在1936年底和1938年5月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名著，系统地论述了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战争和战略理论的思想资料来源有三个，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理论（斯大林在他的一些著作中论述过战略问题），其二就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其三才是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毛泽东曾经多次研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还组织过学习、研究《战争论》的小组，和一些红军的高级将领和学者们一起研究、讨论《战争论》 。毛泽东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时，曾经批判地吸收了《战争论》中“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理论；指导战争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理论；“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理论；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在战争中“相互作用”的理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理论，特别是“向本国腹地退却”（诱敌深入）的理论和“人民战争”的理论。这种情形正如《克劳塞维茨传》一书的作者德国施拉姆所说的：“毛泽东作为列宁主义者也是一位谙熟克劳塞维茨的人和其军事哲学的爱好者。” 日本学者伊藤皓文甚至认为：“如果问毛泽东的战争论是近乎孙子还是近乎克劳塞维茨？那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近乎克劳塞维茨。”

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研究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他曾经在1938年11月发表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战略学基础理论，特别是很少有人研究西方战略理论。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少有人讲“战略”，人们经常讲的是“路线”问题，讲“路线斗争”的重要性——其实，所谓的“路线”问题，“路线斗争”的重要性，也就是“战略”问题、“战略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党的历届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在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计划报告”，实际上讲的都是党和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的“战略”报告。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学术界才开始重视对西方战略理论和战略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我国陆续出版了一些战略学专著。2002年11月，“战略”二字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重新开始研究战略学的时间不长，军内外学者们在战略学基础理论的一些问题上还有分歧意见。解决这些分歧意见，除了从战争与战略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外，还要靠深入研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和西方战略文化，其中，批判地吸收西方战略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 50YDflzB8rZ0osCIFWLkFJ7kwHBMdJqo7afKaNLEe0QRCoGIRc2+wXBueLPrg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