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一书，是我国军事理论和战略理论家吴琼先生最新推出的一部论述中国古代和西方近、现代战略理论的重要学术著作。在该书出版之前，吴琼邀请我给这本书写一篇序，使我有幸成为该书的第一位读者。

一

为写好这篇序，从拿到书稿的那一天起，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认真审阅这部著作，反复地翻阅、思索，还是觉得理解不够透彻，故迟迟不能动笔。因为这部著作涉及的内容、所跨越的多学科领域，已经超出平时我对《孙子兵法》和西方战略理论的了解和知识储备。于是，我便从阅读新书稿，扩展到翻阅一些中国和西方的军事战略理论著作，并且追踪、研究吴琼以前已经出版的四部战略理论著作，即199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争论〉研究》，2001年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战争论〉诠释》，2014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统帅的艺术：战略》，以及2020年也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孙子兵法新诠》。

研究了吴琼以上四部著作，再加上摆在我案头的《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这部洋洋洒洒40万字左右的新书稿，我很惊讶，发现他对中国和西方战略理论的研究又上升到了一新境界，这一新境界是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力，用剥茧抽丝、铢积寸累的方法，以细致地梳理西方三位杰出战略学家的四部世界名著（即近代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现代英国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当代美国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和《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以及被世人尊称为中国兵学“鼻祖”和“东方兵圣”孙武的世界兵学“第一经典”《孙子兵法》的内容为主轴，融通中西学术，所展开的中西战略理论比较研究的宏大理论叙述。

根据我的理解，《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所阐发的主题是：西方战略理论究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西方战略理论相比较，《孙子兵法》又有哪些特色？《孙子兵法》十三篇到底讲的是哪些内容？我们今天怎样才能从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角度、从整个中西战略理论的历史发展中掌握战略学的基础理论和科学的战略方法，以便应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现实的战略挑战？——为了回答好这些问题，达到这样的研究目标，吴琼苦心孤诣地做了一次古今中外战略理论研究的长途跋涉、历史的“旅行”。正如他在《作者自序》中说的，他使用了“中西比较”的方法，而且打破了“先中后西”的常规路子，而“先讲西方战略，后讲《孙子兵法》”，引导读者首先了解西方战略理论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在分清其中的精华和糟粕、掌握“真正的战略科学和艺术”的前提以后，再去研读《孙子兵法》，以便洞察《孙子兵法》的战争和战略的“理论真相”。所谓“理论真相”，吴琼指的是在《孙子兵法》与西方战略理论会通的历史链接和相互比较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个以“国家战略”为龙头、为核心的，包括有“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战术专题”三个部分组成的战略理论体系及其现代价值。

吴琼强调说，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如果不是站在现代“国家战略”的高度审视和研读《孙子兵法》，如果按照旧的传统把《孙子兵法》只是看作一部“军事”著作，用“单纯军事观点”看待它，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孙子兵法》，也很难从古今中外战略思想的融会贯通中掌握“真正的战略科学和艺术”。所以，《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仍然属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范畴，可是，它又与单纯的国学研究不同，而是用世界的眼光撰写的一部中西战略文化比较学的学术力作，在这部高水平的专著中贯穿着一种现代学术精神。吴琼通过撰写这部著作，实际上是试图用中西战略理论比较的方法，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本源的东西和核心价值观。

二

《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分为《上编》《下编》两大部分。在《上编》，吴琼首先按照历史时间的先后顺序，对西方几部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战争和战略理论著作的内容和特点，做了比较分析，勾画出一个西方战略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简史，以及在这个简史中，所包涵的一系列战略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它们的历史演变，鉴别了其中的精华和糟粕，从而，为进一步比较和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孙子兵法》的内容、特点和价值，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统，以便挖掘出《孙子兵法》里潜存的丰富战略思想资源。

吴琼用大量令人信服的材料证明，西方战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世纪30年代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产生为标志，这是西方战略学的形成期、奠基期。克劳塞维茨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给“战争”和“战略”下了清晰而比较科学的定义，界定了“战略”的外延和内涵，并且辨析清楚了战略学里许多重要的概念、范畴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例如“狭义的战争”（只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战场上的暴力战争）和“广义的战争”（即包括和平时期“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时期“战争本身的活动”这两种活动都在内的“大战争”）；“狭义的战争艺术”（只是在战争时期、在战场上作战的“作战方法”，即“击剑术”）和“广义的战争艺术”（即包括和平时期建设和训练军队准备打仗的“筑剑术”和在战争时期打仗的“击剑术”这两种艺术都在内的“大战略”）；打仗的“直接路线”和“间接路线”；战争所特有的矛盾和运动形式“防御”和“进攻”，以及“战略”和“战术”……吴琼发现，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创建了一种系统、庞大、深邃的，在战争时期和战场上怎样作战的“作战战略”理论，而且在《战争论》中，还包含有“军事战略”理论的“萌芽”和“国家战略”理论的“雏形”。吴琼高度评价了克劳塞维茨对战略学作出的历史贡献，认为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个把战争的实质定义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之真理的人；也是第一个把战略定义为“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运用（暴力）战斗”的人——以上两个定义对后世的影响甚大而深远，已经为以后西方战略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大战略”“军事战略”“国家战略”直至“国际战略”“全球战略”等理论，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和战略理论是对西方自亚历山大、汉尼拨、凯撒等名将指导战争以来，直到近代法军统帅拿破仑指导战争的经验概括和总结，那么，必须看到，克劳塞维茨战略理论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吴琼认为，这种历史的局限性、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克劳塞维茨只重视“狭义的战争”“狭义的战争艺术”“作战战略”和作战的“直接路线”，力主在战争时期和战场上使用军事暴力手段多多地“消灭敌人军队”，最后取胜于敌。然而，却忽视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用种种非暴力的手段同敌国斗争，对于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实践和特点的变化，以及西方人对战争和战略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克劳塞维茨战略理论的片面性终究会被克服。西方战略学的发展于是便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以1946年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战略论》的发表为标志。那时，继“一战”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世界上出现了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对立的阵营，原子弹已经发明，并且在“二战”即将结束时使用。怎样既能够战胜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又能够减少甚至避免在战争中使用暴力，特别是避免使用破坏力极大的热核武器，成为西方大国领导人苦心冥想、力图加以解决的一个大难题——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因为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还因为吸收了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含有的朴素的“大战争”“大战略”的思想资料，利德尔·哈特才撰写出《战略论》，他严厉批评了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战略”理论，反对把赢得战争胜利的重点只是放在战争时期和战场上、放在只使用军事暴力手段的“直接路线”上，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死伤了那么多军人和老百姓，给参战国的经济财富造成惊人的损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参战国在战争中推行了克劳塞维茨以“作战战略”为主要内容的“直接路线”战略的结果。吴琼认为利德尔·哈特对战略学作出了两大历史贡献：一是针对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的以“作战战略”为主要内容的“直接路线”战略理论，在《战略论》中提出了一种以“大战略”为主要内容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利德尔·哈特认为战争决不只是战争时期和战场上的事情，真正正确的指导战争即战略方法应该是：首先在和平时期使用非军事暴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手段，削弱敌国的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如果敌国不屈服，再进入战争时期，用军事暴力的手段战胜敌人。二是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还在理论上构建起了一个“战略思想的新大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以“国家战略”为龙头的、包括有“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作战战略”和“战术”在内的、多层次的战略结构理论。

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给“大战略”下了一个定义。吴琼把这个定义与克劳塞维茨给“作战战略”下的定义进行比较，一一辨析清楚了利德尔·哈特“大战略”的战略主体、任务、外延、内涵、手段、方法、功能、性质、目标和原则——这是吴琼在其新著的《上编》为读者奉献的最精彩的部分。吴琼还深刻指出，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理论实际上吸收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力主把战争和战略的重点从战争时期转移到和平时期，非常强调在和平时期用非军事暴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手段同敌国斗争，对于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而苏联这个庞大帝国之所以于20世纪90年代初分崩离析，从外因方面看，就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长期实施“大战争”“大战略”即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现在，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又用这种“大战略”集中对付中国，力图遏制中国的复兴大业。我们必须对西方的“大战略”进行认真研究，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对付……

吴琼认为西方战略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以美国当代战略学家保罗·肯尼迪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大国的兴衰》、90年代初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为标志。在这两部世界名著中，保罗·肯尼迪阐述了一种“真正的大战略”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国家战略”理论。这种战略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自“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和军备竞赛，野心勃勃地争当全球唯一的强权霸主。由于把国家实力过多地投入军事领域，美、苏两国“国家战略”的无限膨胀的“政治目的”和有限的国家战略“手段”严重失衡，不但影响了自己国家的发展，也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得安宁。为了解决世界大国把国家实力投入军事领域过少会影响国家安全，而投入军事领域过多又会影响国家的发展，同样会造成国家不安全的世界性难题，保罗·肯尼迪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总结了自公元1500年到2000年五个世纪以来世界大国兴衰的原因和普遍规律。保罗·肯尼迪强调：①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政治组织形式的有益变革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②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后盾，打仗实际上打的是国家综合实力；③大国之兴，兴于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组织形式的有益变革，而大国之衰，沦为一个小国、弱国，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的转移，本国生产力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相对落后和发展速度减弱；④所以，要想始终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强国，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治国的智慧和经验，必须处理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关系，具体地说，必须把国家创造的经济财富这种国家战略的“手段”，“适度”投入军事领域，投入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使得国家不能成为大国、强国——这就是500年来世界大国兴衰之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在《大国的兴衰》里，保罗·肯尼迪还立足于丰富的材料，预言美、苏两国衰落的大趋势难以扭转；21世纪将是太平洋地区的繁荣时期；而因为中国所制定和实施的是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的国家战略，所以，中国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个领先世界的大国、强国。

吴琼对保罗·肯尼迪创建的这种“国家战略”理论的内容、特点和逻辑框架（其外延、内涵、手段、主体、目的、方法等）都作了详实分析和中肯评价，特别指出，保罗·肯尼迪的战略理论已经扭转了克劳塞维茨“作战战略”和利德尔·哈特“大战略”理论只是追求战争胜利的方向，其中包含有不少积极、健康的战略成分或因素。例如，保罗·肯尼迪反对世界大国争夺全球霸主地位，主张各个国家要致力于本国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吴琼认为保罗·肯尼迪的国家战略理论如果得以推行，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

三

人类对于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认识，其实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比较，只有与其他事物进行比较，才能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物的全部内容、性质和特点。所以，吴琼在其新著的《上编》论述了西方战略理论以后，便在《下编》使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对《孙子兵法》的内容、性质和特点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诠释，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重新审视和理解《孙子兵法》的大视野。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家和兵学的代表作，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具有中国智慧和哲理思维的战略理论著作。它总结的是中国春秋时期以前，包括春秋时期至战国初期的治国和战争经验，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吴琼用中西比较方法诠释《孙子兵法》的突出特点是有世界眼光和现代精神，他在诠释时虽然吸收了历代注释、研究《孙子兵法》的成果，但是，对以往的成果和所作结论并不盲从，而是能够坚持自己独立思考后得出的学术见解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读者可以发现，他所引用的资料、论证问题的方式、得出的许多结论都很新颖，具体地说，无论在研究方法、对《孙子兵法》十三篇内容的解读和对孙子全书整体特点的分析、概括，还是在诠释的体例和诠释方式方面，吴琼的这部著作都颇具创新性：

1、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吴琼在其新著中始终用的是“中西会通”“中西比较”“古今比较”“中西互释”的方法，这种比较方法能够深入到《孙子兵法》和西方战略理论的各个部分和许多概念、范畴的底里，从而避免在进行中西比较时滞留在问题的表面，得出片面结论。我国自近代以来，也有许多人曾经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孙子兵法》，但是存在三个方面缺陷：一是只比较《孙子兵法》和西方古代、近代特别是《战争论》中的思想，忽略西方军事和战略思想还在发展变化，因而没有进一步把《孙子兵法》和西方现代的《战略论》甚至当代的《大国的兴衰》《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进行比较，所以，用这种比较方法所得结论往往是片面的，不能令人信服；二是只比较《孙子兵法》和西方战略名著中的“军事”思想，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因为从基础理论方面来讲，在战争和战略理论中“国家战略”（政治）是全局，“军事战略”和“军事”只是国家战略中的一个局部；而《孙子兵法》乃是一部典型的以“国家战略”为龙头、为核心的战争和战略理论著作，所以，以往只把《孙子兵法》视为一部“军事”著作，只是用“单纯军事观点”把《孙子兵法》和西方战争和战略著作中的军事思想进行比较，就不可能洞察到《孙子兵法》的全部理论真相。三是使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孙子兵法》的目的不明确。有些学者不了解这种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扬《孙子兵法》中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学和军事学，为中国复兴大业服务。吴琼则认为，《孙子兵法》《战争论》《战略论》《大国的兴衰》《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五部世界战争和战略名著虽然产生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地域，可是，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却有共同性，都是讨论人类社会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都是试图解决国家如何更加强盛的问题。因此，只有把这五部世界战略名著会通起来，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全面而细致地比较其间的同异，才能够找到人类社会中战略学发生和发展的脉络和客观规律，构建起真正的战略科学。吴琼的新著也正是因为抱有这样的研究目的、使用这样的一种比较方法，才为读者打开了对古老的《孙子兵法》进行现代认识的窗口，建立起一个新的研究平台。

2、吴琼对《孙子兵法》的整体特点和性质概括得比较新颖、准确。孙武及其门徒在《孙子兵法》中建构起来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怎样正确地理解《孙子兵法》的整体特点和性质，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是历代孙子学学者一直不断地讨论和思考，还没得到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战略学这门学科最初是怎样发生的、它和其他学科是什么关系。我国著名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在1992年《孙子学刊》的创刊号中曾经发表文章指出“在先秦典籍中，辩证思维最丰富的三部书，一是《周易》，二是《老子》，三是《孙子兵法》”，“时至二十世纪末，《孙子兵法》仍能发放璀璨的光泽，至今读之，犹能启人深思，沁人神智，确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文化宝典。”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史中，《周易》的要旨是讲“适变之道”，《老子》的要旨是讲“道之本体”，孙子在《孙子兵法》中则承继了《易》《老》的思维传统，把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运用到治国和战争与和平的领域，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学理论体系。而吴琼在《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中深刻地指出：从中西战略学的整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孙子兵法》还处于战略学的“萌芽”时期或“胚胎”期，它既具有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整体有机性、模糊性和“趋时适变”的辩证性，同时又有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层次“高”（它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和内容“全”（它包括有“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作战战略”和“战术”战略学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两大特点。所以，吴琼把《孙子兵法》的学术性质和地位确定为“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一部产生最早、整体质量最好、地位最高的战争和战略理论经典著作”，“一部战略哲学和军事哲学著作”——我认为吴琼对《孙子兵法》的整体特点、性质和学术地位的概括是新颖的，也是比较准确的。

3、就诠释《孙子兵法》的体例和具体的方式方法而言，吴琼的新著也有创新性。自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刊行以来，考证、训诂、翻译、注释、解说、批校者多达千家，各家诠释不但涉及对《孙子兵法》内容的宏观把握，也涉及对孙子十三篇中每一篇内容和篇与篇之间关系的微观理解。但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孙子兵法》的注本多而不精，使用的往往是“顺藤摸瓜”的方法，依照《孙子兵法》原书原篇的自然顺序死板地诠释，拘泥于一篇一句话的直译，缺乏高屋建瓴的综合分析，很多注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偏离了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所阐发的“大战争”“大战略”理论的宗旨。吴琼的新著力图突破旧的诠释体例，花一定的篇幅首先概述《孙子兵法》的整体特点、学术地位和性质；然后，按照从“整体”到“部分”再到“要素”的《孙子兵法》原有的逻辑次序进行解说，特别注意揭示《孙子兵法》全书与孙子十三篇篇与篇之间内容的内在联系。他在解说每一篇时，也摒弃了一句一字的咬文嚼字的直译方法，设计出了首先概述全篇主题——引述“原文”——“述评”并进行“中西比较”——最后归纳全篇“内容提要”的新格式。再者，因为《孙子兵法》有“文略而意深”“言简而意丰”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特点，孙子说的许多话“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往往有“言外之意”，所以吴琼在诠释《孙子兵法》每一段话时，并没有采用直译的方式，使用的是“述评”即“意译”的方式，我认为这种“意译”的方式也很新颖，可以做到更加全面而准确地表达出孙子说话的本意。

四

从吴琼《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一书的全部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战略学是一门内容相当复杂也非常重要的大学问，这正像《孙子兵法》的开头第一句话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吴琼的著作能够熔古今中西的战略理论为一炉，援古论今，援西入中，打开了对中西战略理论进行现代解读的大门，为读者深入理解《孙子兵法》的理论真相及其现代价值，提供了一部材料详实、分析细密、见解新颖、立论公允的学术力作。我认为总的来看，他在这部著作中重点论述的是：正确地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乃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对战略学、尤其是对国家战略学的研究！

吴琼的新著把相隔两千五百年、处于不同时代和国家地域的孙子和几位西方最著名的战略学家们联系到了一起，认真探讨他们在战略思想上的长短得失，进行中西古今战争和战略理论的比较分析，这种研究其实是一种难度较大的学术思考和思想磨砺的过程，历史跨度很大，复杂程度很高，需要作者对好几部世界战略名著的内容非常熟悉，要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贯通中西的文化视野，以及较高的综合判断能力，当然，还需要作者有较规范的学术训练和多年的专业学术积累。我认为吴琼先生因为具备了上述条件，所以，才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研究、诠释《孙子兵法》的旧传统和旧方法，创建了研究和诠释《孙子兵法》的新方式，对过去一系列的成说定论进行了大胆反思、修正，把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工作局面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新境界。

作为吴琼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时的同窗学友，我对他的学术经历比较了解。吴琼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校学习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西哲学都有较为系统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积累。本科生毕业后，他在地方从事教育工作，曾经以通信的方式师从北京大学的西方哲学史专家朱德生教授，专门钻研黑格尔哲学。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他以中国哲学史专业考生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回母校，师从张岱年、邓艾民等教授，专修中国哲学。1981年研究生毕业，他被分配到大连海军政治学院任教，曾经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该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军政治理论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从此，他和“兵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边教学，边潜心研究军事学和战略学。十年后（1992年）他出版了论文集《〈战争论〉研究》；又十年（2001年）他出版了成名作《〈战争论〉诠释》；十多年后（2014年）他出版了理论分量更厚重的《统帅的艺术：战略》；第四个十年（2020年），他出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归宗”之作《孙子兵法新诠》——现在读者见到的《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是他自研究战略学四十多年以来的第四个十年所出版的第二部著作。尽管在吴琼的这部新著里还有一些可商榷之处，而且因为该著是在讲稿的基础上撰写的，有内容重复之处，但是，从吴琼四十余年来孜孜不倦“十年磨一剑”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好学深思、心无旁骛、把自己的精力和智慧毫无保留地献给自己祖国“国家战略”理论建设事业的学者。我认为以吴琼先生的功力，可以期待他进一步汇总和提炼已出版的几部专著内容中的精华，撰写出一部真正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战略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
《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李中华
2021年3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