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种战争、两种“战争艺术”和“战略”“战术”的区分

为了建构一种系统的战略理论，克劳塞维茨除了要拥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并且掌握德国古典哲学这种有力的理论分析武器以外，还必须吸收前人有益的战略思想资料。在克劳塞维茨以前，有三位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在拿破仑战争中已经先后研究过战略问题，而且给“战略”和“战术”下过定义，他们就是德国人标洛（1757—1807）、瑞士人若米尼（1779—1869）和奥地利人卡尔大公（1771—1847）。

在西方，德国的早期资产阶级军事家标洛最早给“战略”和“战术”下了定义，他说：“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之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在上述范围以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

标洛给“战略”和“战术”下的上述定义，还带有朴素、直观的性质，显然是不科学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标洛认为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属于“军事行动的科学”范畴，也就是都属于人类“行为科学”的范畴，都同人类的军事实践活动有关；只不过，“战略”这种人类的军事实践活动涉及的时间较长和空间范围较大，而“战术”这种人类在战争中的军事活动涉及的时间较短和空间范围较小，而且，标洛所说的“战略”和“战术”，在时间上都不超过战争时期，在空间上都没有超过战场的范围。

瑞士早期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著名的《战争艺术概论》一书的作者若米尼，也给“战略”和“战术”下过定义，他说：“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凡涉及整个战争区的问题，均属于战略范围”；“战术是在发生冲突的现地作战和根据当地条件配置兵力的艺术，是在战场各点使用兵力的艺术”，“即军队在战场上的机动，和投入冲突的各种部署” 。

若米尼给“战略”和“战术”下的上述定义，虽然也没有反映出战略和战术的本质内容，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若米尼所说的“战略”，其时间范围虽然没有超出战争时期，但是，空间的范围却明确到了“整个战争区”。而他给“战术”下的定义，则增添了“配置”“部署”“使用兵力”和“现地作战”等指导作战的比较具体的内容。

克劳塞维茨在建构自己系统的战略理论时，充分吸收了标洛和若米尼合理的战略、战术思想，但是，一方面，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和“战争艺术”这两个重要概念的理解要比标洛和若米尼的视野更加开阔，其内容也更加合理、深刻；但另一方面，他的“战争艺术的区分”（德文版《战争论》原著用的德文词组是“Einteilung der kriegkunt”）理论，又包含相当严重的理论缺陷、片面性甚至是错误。与此有关的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四个要点加以介绍。

第一，在西方战争理论发展史上，克劳塞维茨首次区分出了“广义的战争”和“狭义的战争”，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大战争”的思想。

与标洛和若米尼不同，克劳塞维茨首先从战争“本体论”的角度，把“战争的活动”区分为两大类别，他说：“属于战争的活动可以分成两大类：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理论也必须作出与此相应的分类。”

克劳塞维茨的上述这种说法，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大家知道，“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就是战争暴力还没有发生时的那些活动；这些活动并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而是发生在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的长期的和平时期。而克劳塞维茨却认为，“属于战争的活动”既包括战争时期的“战争本身的活动”，同时也包括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那些“战争准备的活动”。这样一来，他所说的“战争”的概念就相当大了，战争的外延就相当宽泛了：从时间上讲，他所说的“战争”，既包括战争时期，还包括一个国家准备战争的长期和平时期；而从空间上讲，他所说的“战争”的外延，就远远超出了标洛和若米尼所说的“战场”和“战争区”的范围，也就是延伸到一个国家准备进行战争的各个领域，即延伸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条战线上。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从为西方的战争和战略理论奠定基础的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开始，西方人所说的“战争”就有“狭义的战争”和“广义的战争”之区别：“狭义的战争”指的是“战争本身的活动”，也就是军事统帅和军队在战争时期、战场上的作战活动；而“广义的战争”指的则是“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之总和。“广义的战争”不仅包括军事统帅和军队在战争时期、战场上的作战活动，还包括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和平时期里为准备战争进行的所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而这种“广义的战争”，实际上就一个“大战争”的概念！“大战争”是西方军事界的一个很流行的军事学术用语，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鲁登道夫提出的军国主义的“总体战”思想，就是从“大战争”的理论演化而来的。

第二，在西方战略理论发展史上，克劳塞维茨还首次区分出了“广义的战争艺术”和“狭义的战争艺术”，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大战略”的思想。

与把“战争”区分为“狭义的战争”和“广义的战争”一致，克劳塞维茨把运筹、指导战争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战争艺术”也区分为“狭义的战争艺术”和“广义的战争艺术”两个部分。他认为，“狭义的战争艺术”就是已经征募好、装备好、训练好的军队，在战争时期、战场上怎样作战，就是“作战方法”；有时，他还把“作战方法”形象地称为“击剑术” 。而“广义的战争艺术”，他认为不仅包括“狭义的战争艺术”即“作战方法”，而且还包括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军事统帅在暴力战争发生以前的长期和平时期里，怎样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怎样建设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有时，他还把这种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的方法，形象地称为“铸剑术” 。于是，他便把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军事统帅在和平时期怎样建设一支军队的方法（“铸剑术”）和一支军队在战争时期、战场上怎样作战（“击剑术”）合并起来，称为“广义的战争艺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狭义的战争艺术就是在战争中运用现成手段〔指‘军队’〕的艺术，称为作战方法最为恰当；广义的战争艺术当然还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也就是包括建立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

由此可见，同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一样，他所说的“战争艺术”，也是一个外延相当宽泛、内涵相当复杂的大概念。所谓“战争艺术”，既包括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和平时期里怎样建设军队（“铸剑术”），又包括一个军事统帅在战争时期、战场上指导军队作战的“作战方法”（“击剑术”即“狭义的战争艺术”），二者合并起来，叫作“广义的战争艺术”。而且，克劳塞维茨还认为，在一个国家和平时期准备战争的军队建设活动和战争时期军队的作战活动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二者合并起来作为“战争活动”的一个整体，都会对战争的胜负产生作用和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有一句名言：“战争与和平在根本上是两个不能划分阶段的概念。”

克劳塞维茨所提出的这种“大战争”（“广义的战争”）和“大战争艺术”（“广义的战争艺术”）的理论，对以后的西方军事界、战略界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历史影响。它们已经为德国近代的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英国现代的利德尔·哈特提出“大战略”、美国当代的保罗·肯尼迪提出“真正的大战略”理论，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克劳塞维茨关于两种“战争”和两种“战争艺术”的理论，如以下图表1所示。

第三，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所讲的“战略”，却并不涉及“战争准备的活动”，而只是一种外延狭小、层次较低的“作战战略”。

可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艺术的区分”理论，又包含有严重的缺陷和片面性。由于种种原因，他比较轻视“战争准备的活动”对“战争本身的活动”、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他非常错误地把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军队给养准备的活动，基本上（而不是全部）排除在了他的“战略”研究工作的视野之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明确说过，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战争理论则研究使用训练好了的手段〔指训练好了的军队〕来达到战争的目的。它〔指‘狭义的战争艺术’〕只需要上述知识和技能的结论，也就是说，只需要了解它的主要结果，我们把这种理论叫作狭义的战争艺术。”

他在《战争论》中甚至更加明确地这样说：“在今天，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很接近，以致最好的军队和最差的军队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别了。当然，科学水平可能还有显著的差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别只表现为一些国家先发明和运用军事上较好的成就，而另一些国家模仿它们并很快地赶上它们。”

因此，克劳塞维茨便得出了以下一个片面的结论：“配备武器和装备本质上不在斗争〔即‘战争’〕这个概念之内。”

克劳塞维茨的上述说法，实际上等于说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战争准备的活动”，对于军事统帅和军队在战争时期“战争本身的活动”也就是对于战争的胜负没有多大的影响；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后勤建设等，对于战争时期的军队作战活动来说，总是一种既成的、不再变化发展的事实；作为从事战争的主体，装备好和训练好的军队在战争中似乎只有数量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差别，而无需计较作战双方在物质方面，即在双方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也正因为在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艺术区分”的理论中，存在这样严重的片面性，即他轻“物质”而重“精神”，所以，他在《战争论》中，总是强调军队的数量和军人的精神状态对于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却几乎看不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一个国家包括武器装备生产在内的“战争准备的活动”，对于“战争本身的活动”也就是对于“作战活动”“作战方法”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和根本性的变革作用。

也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片面性的考虑，克劳塞维茨在区分出两种“战争”和两种“战争艺术”以后，就把“广义的战争”（“大战争”）和“广义的战争艺术”（“大战略”）问题抛开，搁置在了一边，置于他的战争和战略理论的研究范围之外，不再理会，而只是从“狭义的战争”、战争时期和战场上的“狭义的战争艺术”（军事统帅和军队的“作战方法”即“击剑术”）中，进一步区分出了“作战战略”和“战术”。

第四，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讲的“战略”只是“作战战略”，并不是“军事战略”，更不是“国家战略”。

克劳塞维茨认为，由于大规模战争一般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同时发生或者前后相继发生的许多“战斗”或者“会战”组成的，所以，在战争时期和战场上，军队中的各级指挥官怎样具体地部署和指挥“战斗”、怎样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作战方法，就叫作“战术”；而军事统帅、最高指挥官怎样综合地安排和使用这些“战斗”或者“会战”的作战方法，则叫作“战略”。他的原话如下：

“作战方法就是部署和实施斗争〔指‘战争’〕。如果斗争〔战争〕是一次单个的行动，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把它作进一步的区分了。可是，斗争〔战争〕是由若干本身完整的单个行动组成的。……我们把这些行动称为战斗，它们是斗争〔战争〕的单位。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那就是这些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以及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对这些战斗的运用。前者是战术，后者是战略” ；“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前者研究战斗的方式，后者研究战斗的运用” ；“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 ；“就战略的性质来说，战略活动的范围比战术活动范围较宽广，活动的时间也较长” 。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略、战术、战斗区分的理论，如图表2所示。

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虽然在军事科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广义的战争”（“大战争”）和“广义的战争艺术”（“大战略”）思想，可是，他在《战争论》中所讲的“战略”，却只属于“狭义的战争艺术”，即战争时期、战场上的“作战方法”（“击剑术”）的范畴，仅仅意味着一个军事统帅在战争时期、战场上怎样“使用军队”和“运用战斗”。换句话说，这种“战略”并不涉及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建设军队等“战争准备的活动”，更不涉及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所进行的其他种种对敌国的斗争。所以，今天我们只能把他在《战争论》中所说的战略称为“作战战略”。这种“作战战略”严格说来，还称不上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军事战略”，当然，更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战略”。这是克劳塞维茨战略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其战略理论中的一个严重的理论缺陷。

在介绍了克劳塞维茨关于两种战争、两种“战争艺术”和“战略”“战术”的区分理论之后，我想在这里强调，《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和战略理念有重大的区别。

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只研究战争时期、战场上的“狭义的战争”和军事统帅在战争时期、战场上的“狭义的战争艺术”（“作战方法”）不同，中国古代的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所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狭义的战争”和“狭义的战争艺术”（“作战方法”），而是包括“狭义的战争”和“狭义的战争艺术”在内的“广义的战争”和“广义的战争艺术”，《孙子兵法》研究的对象是“大战争”和“大战略”！换句话说，在孙子的心目中，所谓“战争”的概念很大，“战争”既包括和平时期，也包括战争时期；孙子的“战略”的概念也很大，孙子的“战争艺术”既包括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使用非暴力的“伐谋”“伐交”“伐兵”，也包括战争时期的“伐兵”“攻城”等暴力手段。孙子实际上主张战争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要用非暴力的“伐谋”“伐交”“伐兵”的手段争取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再使用“伐兵”“攻城”的“军事”暴力手段“百战百胜”、打垮敌人。也正因为如此，孙子在《孙子兵法》的第三篇《谋攻》中，系统地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而且他还明确地指出对敌国必须进行“全争”——所谓“全争”，实际上就是西方近现代战争和战略理论中所说的“大战争”和“大战略”。与此有关的问题，我将在本书的下编“《孙子兵法》的战略理论真相”中详加论述。 rB/m4dgn9b35n8PvdsY6/2EkypKbcxrOv0D0LY/xehiFXa+zlM61TNIO35fJLH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