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种战争、两种“战争艺术”和“战略”“战术”的区分

为了建构一种系统的战略理论，克劳塞维茨除了要拥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并且掌握德国古典哲学这种有力的理论分析武器以外，还必须吸收前人有益的战略思想资料。在克劳塞维茨以前，有三位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在拿破仑战争中已经先后研究过战略问题，而且给“战略”和“战术”下过定义，他们就是德国人标洛（1757—1807）、瑞士人若米尼（1779—1869）和奥地利人卡尔大公（1771—1847）。

在西方，德国的早期资产阶级军事家标洛最早给“战略”和“战术”下了定义，他说：“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之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在上述范围以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

标洛给“战略”和“战术”下的上述定义，还带有朴素、直观的性质，显然是不科学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标洛认为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属于“军事行动的科学”范畴，也就是都属于人类“行为科学”的范畴，都同人类的军事实践活动有关；只不过，“战略”这种人类的军事实践活动涉及的时间较长和空间范围较大，而“战术”这种人类在战争中的军事活动涉及的时间较短和空间范围较小，而且，标洛所说的“战略”和“战术”，在时间上都不超过战争时期，在空间上都没有超过战场的范围。

瑞士早期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著名的《战争艺术概论》一书的作者若米尼，也给“战略”和“战术”下过定义，他说：“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凡涉及整个战争区的问题，均属于战略范围”；“战术是在发生冲突的现地作战和根据当地条件配置兵力的艺术，是在战场各点使用兵力的艺术”，“即军队在战场上的机动，和投入冲突的各种部署” 。

若米尼给“战略”和“战术”下的上述定义，虽然也没有反映出战略和战术的本质内容，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若米尼所说的“战略”，其时间范围虽然没有超出战争时期，但是，空间的范围却明确到了“整个战争区”。而他给“战术”下的定义，则增添了“配置”“部署”“使用兵力”和“现地作战”等指导作战的比较具体的内容。

克劳塞维茨在建构自己系统的战略理论时，充分吸收了标洛和若米尼合理的战略、战术思想，但是，一方面，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和“战争艺术”这两个重要概念的理解要比标洛和若米尼的视野更加开阔，其内容也更加合理、深刻；但另一方面，他的“战争艺术的区分”（德文版《战争论》原著用的德文词组是“Einteilung der kriegkunt”）理论，又包含相当严重的理论缺陷、片面性甚至是错误。与此有关的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四个要点加以介绍。

第一，在西方战争理论发展史上，克劳塞维茨首次区分出了“广义的战争”和“狭义的战争”，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大战争”的思想。

与标洛和若米尼不同，克劳塞维茨首先从战争“本体论”的角度，把“战争的活动”区分为两大类别，他说：“属于战争的活动可以分成两大类：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理论也必须作出与此相应的分类。”

克劳塞维茨的上述这种说法，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大家知道，“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就是战争暴力还没有发生时的那些活动；这些活动并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而是发生在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的长期的和平时期。而克劳塞维茨却认为，“属于战争的活动”既包括战争时期的“战争本身的活动”，同时也包括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那些“战争准备的活动”。这样一来，他所说的“战争”的概念就相当大了，战争的外延就相当宽泛了：从时间上讲，他所说的“战争”，既包括战争时期，还包括一个国家准备战争的长期和平时期；而从空间上讲，他所说的“战争”的外延，就远远超出了标洛和若米尼所说的“战场”和“战争区”的范围，也就是延伸到一个国家准备进行战争的各个领域，即延伸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条战线上。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从为西方的战争和战略理论奠定基础的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开始，西方人所说的“战争”就有“狭义的战争”和“广义的战争”之区别：“狭义的战争”指的是“战争本身的活动”，也就是军事统帅和军队在战争时期、战场上的作战活动；而“广义的战争”指的则是“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之总和。“广义的战争”不仅包括军事统帅和军队在战争时期、战场上的作战活动，还包括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和平时期里为准备战争进行的所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而这种“广义的战争”，实际上就一个“大战争”的概念！“大战争”是西方军事界的一个很流行的军事学术用语，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鲁登道夫提出的军国主义的“总体战”思想，就是从“大战争”的理论演化而来的。

第二，在西方战略理论发展史上，克劳塞维茨还首次区分出了“广义的战争艺术”和“狭义的战争艺术”，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大战略”的思想。

与把“战争”区分为“狭义的战争”和“广义的战争”一致，克劳塞维茨把运筹、指导战争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战争艺术”也区分为“狭义的战争艺术”和“广义的战争艺术”两个部分。他认为，“狭义的战争艺术”就是已经征募好、装备好、训练好的军队，在战争时期、战场上怎样作战，就是“作战方法”；有时，他还把“作战方法”形象地称为“击剑术” 。而“广义的战争艺术”，他认为不仅包括“狭义的战争艺术”即“作战方法”，而且还包括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军事统帅在暴力战争发生以前的长期和平时期里，怎样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怎样建设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有时，他还把这种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的方法，形象地称为“铸剑术” 。于是，他便把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军事统帅在和平时期怎样建设一支军队的方法（“铸剑术”）和一支军队在战争时期、战场上怎样作战（“击剑术”）合并起来，称为“广义的战争艺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狭义的战争艺术就是在战争中运用现成手段〔指‘军队’〕的艺术，称为作战方法最为恰当；广义的战争艺术当然还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也就是包括建立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

由此可见，同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一样，他所说的“战争艺术”，也是一个外延相当宽泛、内涵相当复杂的大概念。所谓“战争艺术”，既包括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和平时期里怎样建设军队（“铸剑术”），又包括一个军事统帅在战争时期、战场上指导军队作战的“作战方法”（“击剑术”即“狭义的战争艺术”），二者合并起来，叫作“广义的战争艺术”。而且，克劳塞维茨还认为，在一个国家和平时期准备战争的军队建设活动和战争时期军队的作战活动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二者合并起来作为“战争活动”的一个整体，都会对战争的胜负产生作用和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有一句名言：“战争与和平在根本上是两个不能划分阶段的概念。”

克劳塞维茨所提出的这种“大战争”（“广义的战争”）和“大战争艺术”（“广义的战争艺术”）的理论，对以后的西方军事界、战略界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历史影响。它们已经为德国近代的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英国现代的利德尔·哈特提出“大战略”、美国当代的保罗·肯尼迪提出“真正的大战略”理论，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克劳塞维茨关于两种“战争”和两种“战争艺术”的理论，如以下图表1所示。

第三，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所讲的“战略”，却并不涉及“战争准备的活动”，而只是一种外延狭小、层次较低的“作战战略”。

可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艺术的区分”理论，又包含有严重的缺陷和片面性。由于种种原因，他比较轻视“战争准备的活动”对“战争本身的活动”、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他非常错误地把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军队给养准备的活动，基本上（而不是全部）排除在了他的“战略”研究工作的视野之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明确说过，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战争理论则研究使用训练好了的手段〔指训练好了的军队〕来达到战争的目的。它〔指‘狭义的战争艺术’〕只需要上述知识和技能的结论，也就是说，只需要了解它的主要结果，我们把这种理论叫作狭义的战争艺术。”

他在《战争论》中甚至更加明确地这样说：“在今天，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很接近，以致最好的军队和最差的军队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别了。当然，科学水平可能还有显著的差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别只表现为一些国家先发明和运用军事上较好的成就，而另一些国家模仿它们并很快地赶上它们。”

因此，克劳塞维茨便得出了以下一个片面的结论：“配备武器和装备本质上不在斗争〔即‘战争’〕这个概念之内。”

克劳塞维茨的上述说法，实际上等于说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战争准备的活动”，对于军事统帅和军队在战争时期“战争本身的活动”也就是对于战争的胜负没有多大的影响；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后勤建设等，对于战争时期的军队作战活动来说，总是一种既成的、不再变化发展的事实；作为从事战争的主体，装备好和训练好的军队在战争中似乎只有数量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差别，而无需计较作战双方在物质方面，即在双方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也正因为在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艺术区分”的理论中，存在这样严重的片面性，即他轻“物质”而重“精神”，所以，他在《战争论》中，总是强调军队的数量和军人的精神状态对于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却几乎看不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一个国家包括武器装备生产在内的“战争准备的活动”，对于“战争本身的活动”也就是对于“作战活动”“作战方法”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和根本性的变革作用。

也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片面性的考虑，克劳塞维茨在区分出两种“战争”和两种“战争艺术”以后，就把“广义的战争”（“大战争”）和“广义的战争艺术”（“大战略”）问题抛开，搁置在了一边，置于他的战争和战略理论的研究范围之外，不再理会，而只是从“狭义的战争”、战争时期和战场上的“狭义的战争艺术”（军事统帅和军队的“作战方法”即“击剑术”）中，进一步区分出了“作战战略”和“战术”。

第四，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讲的“战略”只是“作战战略”，并不是“军事战略”，更不是“国家战略”。

克劳塞维茨认为，由于大规模战争一般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同时发生或者前后相继发生的许多“战斗”或者“会战”组成的，所以，在战争时期和战场上，军队中的各级指挥官怎样具体地部署和指挥“战斗”、怎样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作战方法，就叫作“战术”；而军事统帅、最高指挥官怎样综合地安排和使用这些“战斗”或者“会战”的作战方法，则叫作“战略”。他的原话如下：

“作战方法就是部署和实施斗争〔指‘战争’〕。如果斗争〔战争〕是一次单个的行动，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把它作进一步的区分了。可是，斗争〔战争〕是由若干本身完整的单个行动组成的。……我们把这些行动称为战斗，它们是斗争〔战争〕的单位。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那就是这些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以及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对这些战斗的运用。前者是战术，后者是战略” ；“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前者研究战斗的方式，后者研究战斗的运用” ；“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 ；“就战略的性质来说，战略活动的范围比战术活动范围较宽广，活动的时间也较长” 。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略、战术、战斗区分的理论，如图表2所示。

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虽然在军事科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广义的战争”（“大战争”）和“广义的战争艺术”（“大战略”）思想，可是，他在《战争论》中所讲的“战略”，却只属于“狭义的战争艺术”，即战争时期、战场上的“作战方法”（“击剑术”）的范畴，仅仅意味着一个军事统帅在战争时期、战场上怎样“使用军队”和“运用战斗”。换句话说，这种“战略”并不涉及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建设军队等“战争准备的活动”，更不涉及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所进行的其他种种对敌国的斗争。所以，今天我们只能把他在《战争论》中所说的战略称为“作战战略”。这种“作战战略”严格说来，还称不上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军事战略”，当然，更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战略”。这是克劳塞维茨战略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其战略理论中的一个严重的理论缺陷。

在介绍了克劳塞维茨关于两种战争、两种“战争艺术”和“战略”“战术”的区分理论之后，我想在这里强调，《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和战略理念有重大的区别。

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只研究战争时期、战场上的“狭义的战争”和军事统帅在战争时期、战场上的“狭义的战争艺术”（“作战方法”）不同，中国古代的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所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狭义的战争”和“狭义的战争艺术”（“作战方法”），而是包括“狭义的战争”和“狭义的战争艺术”在内的“广义的战争”和“广义的战争艺术”，《孙子兵法》研究的对象是“大战争”和“大战略”！换句话说，在孙子的心目中，所谓“战争”的概念很大，“战争”既包括和平时期，也包括战争时期；孙子的“战略”的概念也很大，孙子的“战争艺术”既包括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使用非暴力的“伐谋”“伐交”“伐兵”，也包括战争时期的“伐兵”“攻城”等暴力手段。孙子实际上主张战争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要用非暴力的“伐谋”“伐交”“伐兵”的手段争取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再使用“伐兵”“攻城”的“军事”暴力手段“百战百胜”、打垮敌人。也正因为如此，孙子在《孙子兵法》的第三篇《谋攻》中，系统地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而且他还明确地指出对敌国必须进行“全争”——所谓“全争”，实际上就是西方近现代战争和战略理论中所说的“大战争”和“大战略”。与此有关的问题，我将在本书的下编“《孙子兵法》的战略理论真相”中详加论述。 0ABpbYDo9IATNKOnOVMCHHVDbQL9y7IcJUp0EvA1mfDr+rQes+S4w/Jv7XmpNqB2

第二节
“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制定战争计划并且实施战争计划

这是克劳塞维茨战略理论中的一部分很有特色的内容，同时，也是克劳塞维茨对战略学基础理论建设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之前，欧洲的另一位著名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在拿破仑战争中曾经和拿破仑作战杀过平手而未分胜负的、奥地利的卡尔大公，也曾经把“战争艺术”划分为“战略”和“战术”两个部分。他的战略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是从制定“战争计划”和实施“战争计划”的特殊角度来确定“战略”“战术”之内涵的。

卡尔大公认为，“战略”就是为整个战争制定出“战争计划”，确定整个军事行动的进程，“战略”是最高统帅的科学；而“战术”就是实施“战争计划”，是最高统帅以下各级军事指挥官的科学，“战略和战术相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战术则从属于战略” 。

卡尔大公的上述战略、战术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在拿破仑战争以前，欧洲封建社会中发生的战争，大多数只不过是封建君主、国王和贵族们的一些“赌博”或“游戏”。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揭露的：“它们有时只是为了庆祝女皇的诞辰（霍赫基尔希会战），有时只是为了争取军人的荣誉（库勒斯多夫会战），有时只是为了满足统帅的虚荣心（弗赖贝克会战）。” 那时，欧洲封建社会中的许多战争本身还缺乏整体性、必然性和规律性，所以，欧洲许多从事战争的将帅们并不重视制定和实施战争计划，他们往往只是凭借个人以往的战争经验，自发地指挥战争。可是，这种只是凭借个人以往的战争经验自发地指挥战争的作战方法，到了拿破仑战争时代就行不通了。也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论述的那样：“现代战争是由重大的民族利益引起的。” 由于拿破仑时代战争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与交战国双方人民和军队的切身利益以及“国家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已经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整体性、必然性和规律性，整体性和必然性已经在拿破仑战争及其以后的战争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时，欧洲将帅们再不重视制定和实施战争计划，而只是凭借个人以往的战争经验自发地指挥战争，就很难在战争中获胜了。这是因为，战争的计划性与按照战争的客观必然性的规律指导战争有关系，也与统帅和军队在战争中发挥自觉的主观能动性有关系。毛泽东曾经指出：“计划性……是为了争取主动权” ；“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 ，而为了制定好战争计划，必须“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 。因此，卡尔大公认为，“战略”就是制定战争计划而“战术”就是实施战争计划，他实际上就是反对军事统帅和各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自发地作战，而提倡通过制定和实施战争计划，以便找出“带全局性的战争规律”，要求指挥官们主动而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指导战争。由此看来，卡尔大公对“战略”“战术”的阐述，其实已经触及“战略”“战术”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克劳塞维茨充分吸收了卡尔大公的“战略”“战术”思想，但是，克劳塞维茨对于“战略”也就是为整个战争制定和实施战争计划的问题，论述得更加细致、深刻而全面。在人类战略理论发展史上，克劳塞维茨首次比较正确地阐明了什么是“战略”，“战略”的外延有多大，其内涵是什么，“战略”的内部逻辑结构是由哪几个最基本的要素或环节组成的，以及“战略”有哪几个基本特点，“战略”所特有的内部规律是什么，等等。这些内容充分体现在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给“战略”所下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之中，他是这样说的：“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政治〕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军事〕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所有这一切，大多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作好。因此很明显，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以便在现地处理各种问题，并且不断对总的计划作必要的修改。所以，战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从克劳塞维茨给“战略”下的上述定义看，他已经相当清楚地回答了战略学的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理论问题：

第一，什么是“战略”？“战略”的内部逻辑结构是怎样的？它包括有哪几个最基本的要素或环节？

克劳塞维茨说“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政治〕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这也就是说，战略就是军事统帅在战争中运用战斗的“作战方法”，战略属于哲学上所说的“方法论”的范畴。这种“作战方法”除了操作战略的主体即军事统帅之外，是由战略的“目的”（“为了达到战争目的”）、战略的“手段”（“战斗”）和战略的“方法”（“对战斗的运用”）这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或环节组成的。战略的“目的”“手段”“方法”缺一不可，三者共同组成了战略的内部逻辑结构。克劳塞维茨给战略及其内部逻辑结构所作的这些规定，从此便构成了西方“战略”概念的理论基础。例如，美国的《军事战略》一书指出：“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1981年访问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时说：‘战略总是由目标、方法和手段几个方面组成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这一概念：战略=目的（追求的目标）+途径（行动方案）+手段（实施某些目标的工具）。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总的概念来制订各种战略，如军事、政治、经济等战略。’”

第二，“战略”的外延有多大？

克劳塞维茨说：“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政治〕目的的〔军事〕目标……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这也就是说，克劳塞维茨在这里说的“战略”，指的只是战争时期、战场上的“作战战略”，这种“作战战略”涉及战争时期的“整个军事行动”。“战场”有多大、“整个军事行动”进行到哪里，“作战战略”就有多大，“作战战略”的范围也就延伸到哪里。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作战战略”的外延，同“战场”和“整个军事行动”区即“战争区”的外延相当。

第三，“战略”的内涵，也就是“战略”的核心内容或实质性内容是什么？

克劳塞维茨一方面强调：“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政治〕目的的〔军事〕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另一方面又强调：“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以便在现地处理问题。”这也就是说，“战略”的内涵或者“战略”的核心内容、本质内容，包括缺一不可的两方面：其一是在战争发生以前，必须按照战争的规律制定战争计划；其二是在战争发生以后，还必须实施战争计划，按照战争计划采取军事行动，以便达到战争预定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的。因为，战略属于人类的“行为”科学，属于“实践方法”“实践艺术”的范畴，不制定战争计划而自发地指挥战争，当然谈不上是“战略”；但是，如果只是制定了战争计划，军事统帅却不在战争实践中贯彻、落实，看不到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那也称不上是“战略”。军事统帅只有从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既制定出符合战争实际情况的战争计划，又把这个战争计划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贯彻实施，确实达到预期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的，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胜利结果，那才叫作“战略”。换句话说，“战略”指的是人们既制定出战争计划、又按照战争计划指导战争实践的全过程。

第四，“战略”有目标性、计划性、概然性三个最基本的特点。

克劳塞维茨既强调“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政治〕目的的〔军事〕目标”，又强调战略必须“拟制战争计划”，还强调在拟制战争计划时“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做好”，在实施战争计划的过程中要“不断对总的计划作必要的修改”。这就意味着战略有“目标性”“计划性”“概然性”三个最基本的特点。也就是说，凡是“战略”都必须有一个“目的”或者“目标”，必须有实现这个“目的”或“目标”的“手段”和“方法”的计划方案。而人们所制定的任何计划都只能是大略的、粗略的，不可能预测到战争发展变化中的所有细节，而且，在实施战争计划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根据战争的发展变化对原有的战争计划作必要的修改，无论是拟制战争计划还是实施战争计划都有“概然性”。

由于制定战争计划并且实施战争计划是“战略”的核心内容、本质内容，所以，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又给“战争计划”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他这样说：“战争计划总括整个军事行动，并使它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一切特殊目的都归结在最终目的之中）的统一行动。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一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从克劳塞维茨给“战争计划”下的这个完整的定义看，他又进一步论述了“战略”理论中的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五，在组成“战略”内部逻辑结构中的战略“目的（目标）”、战略“手段”、战略“方法（方案）”中，战略的“目的（目标）”是重点，是龙头和关键。 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想用战争这种暴力手段达到什么最终的政治“目的”，一个军事统帅想要在战争中最终达到什么样的军事“目标”，不但决定了战争中大大小小“战斗”的特殊目的和目标，而且还决定着“作战的一切方针”“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正因为如此，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意图，即产生于一切思考活动的最高出发点。”

第六，战争计划中的最终政治“目的”、最终军事“目标”之具体的数量大小，又是“战略”中龙头中的龙头、重点中的重点、关键中的关键。 它们不但从数量上具体地“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一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第七，在组成“战略”内部逻辑结构的“目的（目标）”“手段”“方法（方案）”之间，还隐藏着一个战略所特有的内部规律，那就是：战略的“目的（目标）”“手段”“方法（方案）”三者之间必须协调一致、相互匹配，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满足。 换句话说，人们所制定的“目的（目标）”如果过大，“手段”的力量不够，或者“方法（方案）”不得当，那么，原来所制定的“目的（目标）”则肯定实现不了。这是制定任何战争计划和实施任何战争计划必须遵守的一条最基本的客观规律，任何种类、任何性质的“战略”、任何人都违背不了这条客观规律！

总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关于战略的核心内容、实质性内容就是制定战争计划并且实施战争计划之理论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科学的战略观和方法论已经初步形成。显然，这种战略观和方法论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性质，是值得我们肯定并且给予高度评价的。

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认识上的局限性，在克劳塞维茨的战略观中不免存在一些片面性和不足之处，正如美国《军事战略》一书的作者之一马特洛夫所说：“由于过去两个世纪中战争的规模增大，用于实施战争（现在来说，也就是慑止战争）的人力和物力越来越多，战略一词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早先的狭窄含义，不再仅仅指战局和会战的指挥艺术了。” 然而，时至今日，那些更加复杂、更加科学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都是在克劳塞维茨战略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逐步成长、深化、发展起来的，它们都远远地超出了“作战战略”的狭小范围，演变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战略家们思考和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问题，乃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等各种战略问题的基本思路。所以，无怪乎美国的马特洛夫在指出克劳塞维茨战略理论之历史局限性的同时，又盛赞克劳塞维茨是“对战略进行现代研究的奠基人” 。

在介绍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制定和实施战争计划的理论之后，我也想在这里比较一下《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战略理论的异同。

我们从克劳塞维茨对“战略”核心内容的一系列论述来看，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西方战略理论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的确是清楚、明白，而不是模糊、混沌的。在论述“战略”的核心内容时，克劳塞维茨很重视深挖战略的“本体论”含义，他不仅继承了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标洛、若米尼、卡尔大公“求真索实”的优良传统，也给“战略”和“战争计划”下了定义，而且在定义中还明确揭示了“战略”的外延、内涵、“目的”“手段”“方法”三要素以及“战略”的内部规律。虽然由于时代和个人认识上的局限，克劳塞维茨论述的只是“作战战略”，但是，他在论述“作战战略”的同时，也揭示了所有“战略”中共同具有的一般内涵、三要素和内部规律。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人马特洛夫才称赞克劳塞维茨是“对战略进行现代研究的奠基人”。

而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略”核心内容的论述相比较，《孙子兵法》战略理论中的科学性就显得比较薄弱。孙子是在《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里，论述“战略”和“战争计划”问题的，但因为孙子有轻战略本论的倾向，所以，他并没有给“计”即“战争计划”下过定义，也没有论述过“计”即“战略”的核心内容，更没有（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揭露“计”即“战略”的外延、内涵和内部规律。在《计》篇中，孙子只是强调在战争之前必须通过“庙算”而制定战争计划，只是强调在制定战争计划时，必须考虑和比较敌我两国的“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内容，“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只是强调国君带领文武百官在祖宗庙里进行“庙算”时“多算胜，少算不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的意思是：只要在战争之前多进行“庙算”、制定好战争计划，就可以预见战争的胜负结局了。至于“计”即“战略”的外延、内涵、构成要素、内部规律，他都没有论述。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茨战略理论之间的差距，也可见我们在研究《孙子兵法》的同时，研究西方战略理论的必要性。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又有一致之处，他们都是世界上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学家。因为孙子是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一篇《计》中，首先论述从事战争必须制定战争计划问题的，而克劳塞维茨是在《战争论》里的第三篇《战略概论》中，首先给“战略”下了定义，认为战略的核心内容或本质内容是制定战争计划并且实施战争计划的。这就有力地说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认为从事战争必须要首先制定战争计划，要首先研究“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要首先“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以争取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 0ABpbYDo9IATNKOnOVMCHHVDbQL9y7IcJUp0EvA1mfDr+rQes+S4w/Jv7XmpNq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