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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过前人，从诗情到诗风都展示了新的时代风貌。
唐代诗人的主干是一些朝气蓬勃的世俗士子，他们向往和追求的是意气和功业，魏晋以来所津津乐道的“无为而治”与他们的思想情感格格不入，连濡染道家思想很深的李白也声称“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为宋中丞自荐表》），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有唐一代虽然儒、释、道并行，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仍然或明或暗地是一般士人的精神支柱。
因此，回荡在唐诗中的主旋律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的爱国热忱（杨炯《从军行》），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李白《行路难》），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介入态度（白居易《与元九书》），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献身精神（杜牧《郡斋独酌》），是“欲回天地入扁州”的济世情怀（李商隐《安定城楼》），是“诗旨未能忘救物”的历史责任感（杜荀鹤《自叙》）。唐诗中所表现出的颓唐、失望和痛苦，大多是诗人在壮志难酬时的消极反应。唐诗较少抒写对现实的逃避和超脱，很少表现对声色的贪婪占有与享受。
唐诗不像魏晋诗歌那样高风绝尘，也不像南北朝诗歌那样淫靡艳俗，“济苍生”和“安社稷”是它们最突出的主题。
从山水田园的清幽到边疆塞外的烽火，从皇帝后妃的宫廷到平民百姓的白屋，从军国大事到男女相思，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采入”诗中。它们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各阶层在国家强盛时的欢乐、昂扬、进取，在国家动乱时的彷徨、苦闷、奋争的精神面貌。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的社会心理，并揭露了这一历史进程中各种重大的社会矛盾。诸如上层的穷奢极欲、好大喜功、草菅人命、贪婪残暴，下层人民的疾苦、孤儿寡妇的呻吟、失宠宫女的哀怨……唐代诗人勇于直面社会和人生，无论是揭露腐败还是哀怜孤寡，处处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深厚的同情心。
艺术上，唐代诗人同样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他们以“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广博胸怀，虚心学习古今中外的艺术经验，却又不拜倒在前人的脚下，而是通过转益多师来独树一帜，通过熔铸百家以自成一家。从初唐的“犹带齐梁艳俗”，发展为盛唐的“声律风骨兼备”，接着是“诗到元和体变新”，直到晚唐仍然“夕阳无限好”，唐诗的艺术特征及其成就是在唐朝一代又一代诗人的不断创新中形成和实现的。唐诗每个发展阶段的成就虽大小不一，但各有不同的特色，各有不同的景观。